从内地退休以后，我来到号称“特区”的海滨城市珠海，深感这个美丽的城市的确是“最佳人居”之地。整洁的街道，常绿的山林、草坪，四季常有的各种鲜艳花朵，使人觉得这个城市处处是美景。生活在这里的人民幸福感很强。几十年前，这里还只是个小渔村。乘改革开放浩荡东风，如今已经演变现代化的城市；这里也是个典型的移民城市，居民来自五湖四海，人们交流的语言以普通话为主。
后来我发现，这里还有不少的大学校友，还组建有校友会，出色的组织者常开展各种校友聚会活动。我荣幸地加入了校友会，参加过几次校友聚会。这几次校友聚会都邀请了母校领导莅临参加。校友会组织活动有“序长不序爵”的优良传统，因此组织者把我这个年龄最大却最默默无闻的普通校友安置在上席与校领导并排而坐，很令我感动。在欢乐的气氛中，大家觥筹交错，畅所欲言。大家为母校而骄傲，为自己是母校的学子而自豪。校友中大多是年轻人，他们几乎都是打垮“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恢复正常高考制度后考入大学的。而能考入母校这个名牌大学，又真正学完大学课程，说明他们个个都是有真才实学、聪明能干之人。他们分布在各行各业，成为业务骨干、栋梁之才，为建设这个城市、创造财富而发挥着自己的聪明才智。看着他们朝气蓬勃的灿烂笑容，我心里头很为他们生逢其时、幸福满满而高兴和羡慕。自世纪伟人邓小平提出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改革开放的几十年里，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走上了发展快车道。我们当今时代，是开放包容，对世界敞开胸怀的时代，生活在这种时代的人，幸福、快乐、有朝气。
看着年轻校友们，为他们高兴、祝福之余，我心理不免泛起一丝自卑的涟漪。自己这辈人，虽也考取大学，但却是在史无前例的荒唐“文革”时期耗费了宝贵的大学生活中的青春岁月。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发生在中国大陆的所谓“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为最为荒唐的事情。说其荒唐，是大量历史悠久的各种文物遭到损毁，不计其数的社会精英惨遭，国家经济遭严重破坏使国民经济濒临破产等等。即便是在抗日战争的特殊时期，我国的高等教育，冒着敌人的炸弹，依然弦歌不辍，为我中华培养了众多日后大方光彩的精英、栋梁。我们的母校之前身中央大学的师生，克服重重艰难险阻，西迁到重庆继续办学；还有北大、清华、南开几所大学的师生历经千艰万难转移到昆明，合办了举世闻名的“西南联大”，都是很好的例子。而在和平时期，人为的“文革”狂风一吹，把中国的大、中、小学课桌掀翻，来了个“停课闹革命”，这一停一闹就是好几年，1961—1965年考取大学的我们（又被成为“老五届”，之后的叫“老三届”；“老五届”被剥夺了继续学习的权利，“老三届”则被剥夺了高考的权利）成了“文革”闹剧的经历者、参与者、见证者、受害者。我们的青春年华，学知识的大好时光被荒废了。尤其是65级，连基础课还没学完，就被永远定格在“大一”（或者说“高四”）了。近50万的“老五届”们戴着“臭老九”的帽子，于1968、1970年分两次先后离开校门被发配到各地、各工作单位。几年以后补发了“毕业证”，我感到受之有愧，我们能算大学毕业生吗？发个“肄业证”倒较合乎事实一点。参加工作后要填这样那样的履历表，填写“文化程度”一栏，我总有点心虚，感到自己是在撒谎，是拉大旗作虎皮吓吓人，十分荒唐！
祸国殃民的十年浩劫的结束后，拨乱反正，沉重荒唐的历史一页翻过去了，但愿那一幕闹剧永远不会重演。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走上了正常的发展轨道，短短几十年就取得了举世瞩目、史无前例的伟大成就，我们的祖国面貌日新月异，日益富强。我真想再年轻一次，再回到母校当学生，拿到真正合格的毕业证，像年轻的校友们一样，投身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列中去。“老五届”绝大多数均已达“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古稀之年，有些已达耄耋年龄，青春已不再。可是我坚信，我们的母校一定能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中继续大放光彩，母校的学子（我们的校友）们一定能在我们伟大祖国迈向日益昌盛的征程中不断建功立业！
（文/化学系1965级 钟竹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