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德修业”，出自于中国古代经典《易经》。年近八旬的鲁国尧老师说，“进德修业”是他一生的追求，他近年在杭州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授课终结时给同学们的留别赠言都是“进德修业，共勉”。
鲁国尧，我国著名语言学家。1937年生于江苏省泰州市溱潼镇，他在家乡读小学、初中，在江苏省扬州中学高中毕业，1960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1964年北京大学汉语史研究生专业毕业。1965年起，任教于南京大学，直至70岁退休。曾任中国音韵学研究会会长，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评委，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学、安徽大学、深圳大学、黑龙江大学、成功大学、东京大学等十几所大学的兼职教授/博导/研究员，《中国语言学》第二主编，多种语言学杂志、学刊的编委、顾问，《辞海》编委和分科主编等职。退休后任杭州师范大学特聘教授，继续教了5年音韵学课，今年又被南京师范大学请去教课，至此，从教51周年。鲁国尧老师的主要专业方向是音韵学，音韵学研究汉语从古至今的语音状况及其发展的历史，已有1800年的历史，它是语言学的基础学科，也是国学的基础学科。鲁老师对语言学的其他分支学科也有研究成果。他著有《鲁国尧自选集》、《鲁国尧语言学文集：衰年变法丛稿》、《泰州方音史与通泰方言史研究》、《论宋词韵及其与金元词韵的比较》、《“隶书”辨》、《〈孟子〉“以羊易之”、“易之以羊”两种结构类型的对比研究》、《孟子今译》（合作）等论著。
在学术上成果颇丰的鲁国尧老师，待后辈亲切慈祥。在与我先前的邮件交流中，鲁老师和蔼可亲，不仅积极配合我们的采访准备工作，而且在得知我现在大四即将毕业，非常关心我的学习生活和日后发展，甚至在节假日主动发邮件表示祝福。已经79岁的鲁老师对一个未曾谋面的学生如此关心，让我甚为感动。
2016年6月16日采访当日，鲁老师早早来到鼓楼校区知行楼，面带微笑，精神矍铄，用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向我们娓娓讲述他在南大的教学情况及退休后的学术研究工作。
出自《易经》的“进德修业”是鲁老师在采访中多次提到的一句格言。他认为，“人生应该为之奋斗的就这两件事：‘进德’和‘修业’，中华民族的先贤概括得何等确切何等精炼！每个人都应该努力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同时勤于学业事业。”鲁国尧老师始终将“进德修业”作为自己的追求和人生目标，并且一直践行这一思想，在教学和科研中兢兢业业，在日常生活中严于律己。
从求学北京到任教南大
在中学阶段，各门成绩都很优秀的鲁国尧，因为从小对古典文学的热爱，1955年考进北京大学中文系。说起当时的求学经历，鲁老师回忆道：“那时候学苏联，我入学时，北大、复旦的中文系首先改成了五年制。五年里，我接受了很多大家的教诲，老师讲的我都感兴趣，我如饥似渴地学，我只有一功门课成绩是4分，其余都是5分。”5分制，是学的苏联计分方法，相当于中国的“优”。鲁国尧在大学阶段发愤读书，毕业后又做了4年研究生，那时候被批评为“走白专道路”。当时国家还没有设学位制度，研究生就是最高学历，这为他以后的学术研究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本科五年求学生活中，因为家庭经济困难，鲁国尧只回过一次家。大二暑假留校，那时北大中文系安排少数师生去河北省张家口地区调查方言，鲁国尧报名参加，负责调查的是张北县方言，因而对方言学产生了浓厚兴趣，这对于他在大三分专业时选择语言学很有关系。1959年大四暑假期间，借钱第一次回家，鲁国尧全身心地投入家乡方言研究。鲁国尧回忆说，“当时我可以说是发疯似的调查方言，跑到城北菜场，记那些买菜、卖菜人的对话，记的那个小本子，我还保存着，那时候我才20岁出头。仲一侯先生，南社社员，民国二年柳亚子亲自介绍入社的，老先生也热心帮助我，把他的民国泰州志稿本的方言部分工楷抄给我。后来我23岁到26岁之间写了一篇论文，有10万多字。”这便是在学术界颇有影响的《泰州方音史与通泰方言史研究》，鲁国尧为此做了很大的努力，阅读了大量文献，调查、研究了许多方言，六易其稿。
在研究生时期，鲁国尧师从著名语言学家周祖谟先生学习汉语史。时至今日，鲁老师回忆起自己的求学阶段，对恩师的不倦教诲和严格要求，话语中充满着感激之情。在研究生阶段，对鲁国尧有重要影响的还有王力先生。北大规定研究生必须通过一次综合性的考试，合格后才能进入毕业论文的写作阶段。1963年1月5日，王力、周祖谟、林焘三位教授口试，王力先生对鲁国尧的每个回答几乎都连续追问，甚至达好几次，鲁国尧对王力先生著作的某些观点也偶或提出异议，因而从上午直考到傍晚天黑开灯（中午的午餐及短暂休息除外），老师们最后给了很高的评语，成绩为“优”。这些让他记忆犹新，王力先生严谨的学术精神和鼓励成为他此后奋进的动力。两年后，王力先生要求当时等待分配工作的鲁国尧做他的助教，并两次要他留校任教。王力先生的知遇之恩，让他永生不忘。不负师恩，鲁国尧后来被学界誉为“王、周二先生之后大陆音韵学界最有成就的音韵学家之一”。
鲁国尧希望回家乡工作，他在分配前曾来南京大学拜谒过方光焘先生。方先生年轻时留学日本、法国，对现代语言学的创始者索绪尔有精深的研究，是我国享有盛名的理论语言学大家。方先生在小粉桥寓所，跟鲁国尧谈论语言学，整整一个上午，留饭。鲁老师带着感恩的心情叙述受到方先生接见、教诲、赏识的这段经历。1965年6月，高等教育部分配命令下达，鲁国尧如愿到南京大学做助教，从此开始了在南大长达四十多年的教学和科研事业。
鲁国尧刚进南大，被分配到留学生班任教。当时正值越南跟美国打仗打得最激烈的时候，越南胡志明主席为了战后建设，与中国政府谈妥，派1000名年轻学生到中国学习，其中有100位被安排在南大。中国是越南的坚强后盾，南大校长匡亚明等领导高度重视，所选的任课教师和行政干部都要求有高度敬业精神、业务也强。鲁国尧和另一位教师负责越南学生第一班的汉语教学。当时鲁国尧等青年教师都和同学们住在南园二舍，在学习和生活上给予越南学生关心和照顾。二舍本是大屋顶的两层楼，临时加盖了一层。一年后，中国“文革”爆发，越南学生回国。文革中，鲁国尧跟当时的很多南大教师如陈瘦竹、钱南扬、鲍明炜、周勋初等先生一同被下放到南大溧阳分校果园，亦称五七干校，劳动很长时间。恢复招生后，都回到鼓楼校区，教工农兵学员。
文革结束后，陆续有较多外国留学生来南大求学，中文系来了十几位四十多岁的越南高校的教师，鲁国尧给他们开过音韵学课。还有法国、日本的高级进修生，鲁国尧奉命指导他们，还带他们去连云港、徽州等地调查方言。这些留学生归国后都成为语言学领域的重要学者，如法国的沙加尔博士是国际著名的南岛语专家，岩田礼、平田昌司都做过日本中国语学会（有1000名会员）的会长，木津祐子是京都大学中文系主任，现在他们多过了60岁。鲁老师为此感到很欣慰，至今仍和这几位老学生保持着深厚的情谊。
为南大语言学科的建设而尽心竭力
在留学生班十余年，任务是对外汉语教学。1982年，时任南大中文系主任的叶子铭教授将鲁国尧调到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教古代汉语、音韵学等课。自此，鲁国尧开始了和中文系师生共同建设南大语言学科的征程。
解放后的十七年，是南大语言学科的第一个辉煌时期，在方光焘先生的率领下，南大语言学科在全国享有很高的地位，与北大、复旦并肩。但到了1980年，方光焘、黄淬伯、洪诚等知名学者先后离世，语言学科走向衰落。1981年中国正式实行学位制度，语言学科第一批建立了4个博士点，几十个硕士点。在江苏，当时南京师范学院得到汉语史、现代汉语共两个硕士点，徐州师范学院得到一个硕士点，而南大却一个也没有，为此南大的语言学人感到十分悲愤。在文革中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的鲍明炜先生，平反后，担任语言教研室负责人之一。鲁老师说：“鲍先生道德高尚，是方言学和音韵学两门学科的专家，热爱南大，奋斗精神强。是他，于艰难之际挺身而出，带领我们一班志同道合的青年教师为南大语言学科的建设而奋斗。在1984年获得了现代汉语硕士学位授予权，继续前进，在1986年又得到了汉语史硕士点，这让语言学科的所有师生为之振奋。吃水不忘挖井人，我们应该永远铭记鲍明炜先生的突出贡献。”
1989年鲍先生70岁退休，时任南大研究生院副院长的叶子铭先生对语言学科发展给予高度重视，并提出了更高的奋斗要求。叶子铭先生推举鲁国尧作为语言学科带头人，于1990年，申报获得了汉语史博士点，这是江苏省第一个语言学博士点，一跃成为江苏第一！南大语言学科“中兴”有望，在全国开始有了地位。鲁国尧老师回忆当时的情况说：“那个时候博士点和博士生导师，都是由国家学位委员会评审批准的，据一位评委说，我得的是全票，原因之一呢，就是我研究泰州方言的那长篇论文，得到了评委的一致赞许。在1990年，南大新增了两个博士点，文理科各一个，当时曲钦岳校长对我们语言学科的胜利很是赞许。”
此后是南大汉语言文字学博士点（1995年汉语史和现代汉语两个学位合并改名）的艰苦建设时期，团队的各位教师精诚合作，搞教学、做科研。过了十年，到2001年，评国家重点学科，当时只有5所学校获得了语言学国家重点学科的称号，依次是北大、南大、复旦、华中师大、安大。2006年又再次评审，南大仍旧排名第二。这可以说是南大语言学科发展的第二个辉煌时期。鲁国尧老师说：“南大语言学科在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不妨称作‘五年生聚，五年教训’，我们在校、系的领导下，全体师生努力拼搏，光明磊落地获得了亚军。北大语言学科的实力之强，不可与争锋，我们的位置次于北大，应该是最高的荣誉了。”
为什么能取得这样的成绩？鲁国尧老师认为，我们有第一个辉煌时期方光焘先生为首的团队的优良传统，有鲍明炜先生奋发图强为“中兴”打下的坚实基础。我们的学科内具有良好的作风，团结和谐，成员各司其职，每人主打负责一个分支学科，脚踏实地搞教学科研，不做表面文章，不靠花拳绣腿、不搞歪门邪道，自然水到渠成。每个学期，我们学科内部举办一至两次学术讲座，由自己的两三位教师作学术报告，鼓励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来听。老师和学生一起分享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心得，既提高了教师的水平，也培养了学生。我们要求每个教师每年必须外出参加国内或国际的学术会议，与外界多交流，既可向高明人士学习，也将南大的影响传播出去。当然我们也邀请少量外面的名家如裘锡圭教授等来讲学，但是我们重在自力更生，以苦练内功为主。”鲁老师说：“我们学科在努力从事学术研究的同时，也十分重视教学，教师要忠于教学，培养学生。因此南大语言学科培养了好一批人才，分布在全国高校里，有若干如今已是鼎鼎有名的专家了。”
众所周知，作为一个学科的带头人，必须以身作则，鲁国尧揭出一个“正”字，主张：“人需正，学需正。人不正，学焉能正？”他为人正派，学风谨严。他做研究，扎硬寨，打硬仗，有些文章是以狮子搏兔的力量写成的。1990年鲁老师赴日本，任东京大学外籍研究员，他在日本国会图书馆发现了在中国已经失传的宋代音韵学重要典籍《卢宗迈切韵法》。他以20个月的时间，全力研读了几百本书，写成了《卢宗迈切韵法述论》一文，三万多字，在1992年的《中国语文》上连载。到了2002年，《中国语文》又连载他的《颜之推谜题及其半解》，这是他40年学术研究的结晶，堪称厚积薄发。《中国语文》极少连载，近20多年连载的就只有鲁国尧的这两篇论文。由于精深和广博，都获得了国内外的高度评价。
鲁国尧老师自走上讲坛起，几十年来都重视教学，他认为：“教师的天职就是教好学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人生一乐也。”他始终坚持“求一心之安，求一心之乐”。他对“重科研轻教学”的风气一直持批评态度。鲁老师开音韵学类的课近30次，每讲完一次，就把教案、备课笔记用夹子夹了，放到柜子里，再也不看。下次开课时，他都重新备课，细读教科书，新写教案，将自己和学术界一年来的研究成果吸收进去，也琢磨更好的教学方法，力求使学生更好更快地接受。他说：“如果看了老教案，就会被自己的旧框框束缚住跳不出来。有些教师拿着发黄的教课笔记上课，那是对不住学生的。”博士生如吴葆勤、朱蕾连续三年听了他三次课，都发现他每次授课都有很多地方讲的内容和方法跟以往不同。
鲁国尧在南京大学退休后，担任杭州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把认真讲课的精神和风格带到了杭州，赢得了杭师大的好评。已经79岁高龄的鲁老师今年上半年又被南京师范大学邀请去授课，每节课都有80多名研究生、博士后、教师来听课，一直不减。授课12次，11次布置作业，对学生做的作业他都认真批改打分。现在文科教师每次授课后都布置作业的极为少见，有许多课甚至一学期也不布置一次作业。鲁老师这样做虽然辛苦，但能传道授业，培养出一批好学生，他感到非常开心。他的付出，也获得了南师大师生的一致赞誉。还应该提到的是，每个毕业生离校到别的高校任教时，鲁老师都谆谆告诫，首要任务是搞好教学。也有的学生毕业后因为种种原因做了行政工作而不能从事教学，他也教导和督促他们要好好读书学习，“做行政干部不是做官，不要沾染官场上的那一套，保持本色要紧。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多读书，成为一个有学问的干部”。
“衰年变法”
“六十岁后，该如何过？是悠游度日，聊以卒岁，还是继续在学术的前沿坚守、推进？”这是临近花甲之时，鲁国尧老师的困惑。其时，鲁老师读到了介绍前辈大画家齐白石、黄宾虹两位先生“衰年变法”事迹的文章。在《鲁国尧语言学文集：衰年变法丛稿》自序《衰年变法，我的追求》中，他写到：“他们好像‘佛光’一样照亮了我的心灵，我反复吟诵白石老人的诗句，‘扫除凡格实难能，十载关门始变更。老把精神苦抛弃，功夫深浅心自明。’于是，我决定在学术的道路上要更上一层楼，踏着前辈的足印，走‘衰年变法’之路！”
如果想要继续做学问，做大学问，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追随外国学说，“亦步亦趋”或者做些修补；另一条是走自己的路，自主创新。显然后者更加艰难，但却更有意义。语言学界有一股崇洋的风气，一些境外、国外的学者瞧不起大陆语言学，这令鲁国尧老师很是愤慨，也成为他进入老年后更加发愤的动力。他说；“人，应该有使命感，有责任心，有抱负，有追求。”“我提出了‘不崇洋，不排外’的治学方针。”鲁老师自己的阐释，“崇洋，就泯没了自我创造的心智；排外，就堵塞了丰富自己的窗口”。
鲁老师是研究汉语史的专家，读过许多中国的经史子集的书，但他也读西方学者的书，如裴特生《十九世纪欧洲语言学史》、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罗素《西方的智慧》以及一些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从中获得知识、智慧。他说：“《中国语言学》学刊创刊号上所载的《发刊辞》是十分全面、非常正确的：‘中国语言学人的宗旨应是，以中国语言学的优良传统为根，取世界语言学的精华而融通之，坚定地走自主创新之路，为繁荣中国语言学而奋斗。’”
鲁国尧老师认为语言学科的研究要同其他学科结合起来，自主创新途径之一是向其他学科拓展，几年前他在杭州写了一篇短文《回顾五载》：“常思朱德熙先生当今学人病在‘陋’之训诫，故在近年发愤‘越雷池’数步，五年来涉足古人类学、哲学、美学（哲学重要分支）、思想史、接受学、史学、文学、文献学、西洋比较法，等等学科，拜读了陈寅恪、钱锺书、钟叔河、冯友兰、何兆武、张世英、朱光潜、吴新智、郝尔格·裴特生等中外诸贤的若干论著，因而视野较前颇为开阔，思考较前颇为深刻。”为了研究音韵学中的美的问题，他用了8个月的时间读了十几本美学书籍，从不懂美学到基本了解美学的路子，他的长篇论文《语言学和美学的会通——读木华〈海赋〉》，得到复旦大学、北京大学文学批评史专家的赞许。他还发表了《语言学和接受学》、《七八十年前陈寅恪的“老话”和当今中国语言学人的“新话”》、《一个语言学人的“观战”与“臆说”——关于中国古人类学家对基于分子生物学的“出自非洲说”的诘难》、《文学、文字学、哲学札记各一则》。
“坚实、会通、创新”，“义理、考据、辞章”，是鲁老师“变法”的奋斗目标。他在学术研究上不断创新，十一年前，他最早提出语言思想史的问题，这个分支，在中国语言学里是空白，不论中国学者或外国学者都忽视“中国语言学思想史”。思考、研究十年，他在去年发表了《新知：语言学思想家段玉裁及〈六书音均表〉书谱》，近两万字。首次提出并论证清代乾嘉大师段玉裁是语言学思想家。他又创造“书谱”形式以表段玉裁名著《六书音均表》撰写的历时过程，人的一生行事、言论的编年纪事叫做“年谱”，仿此，书的酝酿、撰写、印行、传播的编年纪事可以叫作“书谱”。
鲁老师论年龄已属标准的老人了，他的记忆力、听力、视力都在衰退中，然而创造力却如此迸发，这缘于他的精神！他退休后自励之辞：“老当益壮，衰年变法；志当益坚，自主创新。”这是一位老人的“志向”！谁说“志向”是青年人的专利？老人不也有志向，甚至宏伟的志向？鲁国尧，他说，他一生尤其是暮年的追求就是为创新型中国语言学屹立世界而贡献绵薄之力。鲁国尧教授被学界誉为“当代中国以富有创新精神、学术领域广阔而著称的语言学家之一”，是当之而无愧的。
在被问及目前的读书和研究情况时，耄耋之年的鲁老师遗憾地说：“读书恨少！许多书要读，没读，想读啊。”谈到“衰年变法”以来的最切要的读书心得：“哲学是最重要的，是最应该学的，一个学人最应该具备的是哲学思维的能力。”目前他正在研究宋词的用韵及其美学问题，他还想全方位地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语言状况，他说：“活到一百岁，也有做不完的研究，这是文科学者的优势。”真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最后，他带着歉意地说：“最近在学术研究上有些松懈，今后要抓紧，不抓紧不行！去日无多，时不我待啊。”
从鲁国尧老师身上，我们切实感受到了一位前辈学者为中国语言学的发展而奋斗不已的精神。他渊博的学识、开阔的眼界、斐然的文采，还有他对语言学科强烈的使命感，对教学的热忱都令人敬佩，也激励着我们青年踵继前辈之路，刻苦学习，为学术研究和社会发展贡献绵薄之力。
（文/吴桂超，摄影/友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