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离开金陵大学，屈指算来已有68个年头了。1952年，她与衍生自国立中央大学的南京大学合并为新的南京大学，我祝愿她永远前进。
每当我想起阔别的“母校”，起伏的思潮经常呈现着一幕幕的追忆。呵！母校，每当我想起昔日峥嵘岁月，真是“虽苦犹甜”。当年的年轻学子那样虔诚地投向你的怀抱，吸吮着你赐予的知识和能力渊源。今天我虽离开你久了，但对你的印象是何等深刻难忘。金陵大学原有文、理、农三个学院，另加几个专科。你给我的印象既古老庄重，又严肃治学；既校风淳朴，又富有革命朝气。你是历史的见证人，“百年树人”的学府将永远屹立在虎踞龙盘之都，祖国的心脏江东。
记得我1948年入学时，金大校址东自鼓楼，南起汉口路，北至北阴阳营，是一块占地好大的校址。周围围着水泥桩，拉着钢丝绳，栽满了冬青等常绿乔木，如此组成了校园的围墙。说也好笑，我这个书呆子，在当时因忙于学习还没有走完你的一周呢！
进学校的拱券校门，园内是一片茵绿的草坪，栽种着塔形的松树、深绿的水杉和幽雅的龙柏，不远处是大礼堂，旁边还有个小教堂，洁白水泥路铺设在坪际，宛如格子。草坪尽处，是一排砖砌的、青灰色高层重檐的、宫殿式教学大楼，文、理、农三个学院如马蹄形似的设在这里。境地的宁静、清幽显得是多么的古朴庄重，在群楼的中间，有座最高楼是北大楼。课余和课间操时，“广播之声”经常播送出一些嘹亮悦耳的歌曲，但有时它也会播出一些“神”的学说，记得它一次播出是“耶稣还活在人间，博爱自由充满人间”等，当时我不禁好笑，在战火纷飞、民不聊生的日子里，耶稣活在哪里？人间哪里还会有博爱、自由！母校你宣传“神学”是否已显得古老？
“严肃治学”，这恐怕是母校一条治学规律，或许亦是母校造就大量人才充满宇内的一条办学经验。
今天回忆起来，母校的治学是十分严肃的。入学考试，这是过第一关。特别是考英语，一考就是八开铅印四大张，给人整整考了一个下午。试卷既有默写、造句、改错、问答，还要做英文作文。这给人印象，入母校外语必须提高，这是治学从严表现之一。
师资质量从严。我是一个读农的学生，从教到我的老师的教育能力来看，母校所聘请的老师都是堪称第一流的有真才实学的名教授、名学者，他们都是来自国内顶尖学校或从国外深造归国的。记得我学的园艺课是章文才先生教的，他早年留学日本，对园艺学造诣较深，是位国内外知名园艺学家。他的讲课从园字说起，一直讲到分类内容，细致深入。林学是陈嵘老师教的，听说他已逝世，这是十分痛惜的。他是一位国内外知名林学家，年轻时他考察林业曾足迹遍及欧亚美三洲及地中海沿岸14个国家，著有大量权威性著作，他的讲课尽管教室每次写满三面黑板的材料，但听他的课总是使我们学生注意力最集中；他渊博的知识，使我们得益无穷。回忆我在读高农时，一本《造林学》由于教的老师素质不高，效果全异。前者是“名师育高徒”，后者是“老师上课读书，学生堂下欲睡”。听了陈老师的讲课，最使人体会深刻的是：如果说某校某科学生的成绩很差，首先要查查老师在教学质量上教得怎样。
记得“作栽”是陈骥老师教的，别看他穿着普通，他是留学美国学成回来的，一直在母校执教，很有干劲，他是一位国内有名的作物育种家，他所培育出的高产大豆和小麦南大2419，是国内有名高产抗病品种，恩泽全国。
植物学是李杨汉先生教的，当时他虽是助教，但一直教得很认真细致。
语文课、应用文是邵孝维先生教的，他写得一手好字，课文总教得深入浅出，学能致用。记得宋廉湘老师是教农经的，英语口语很硬，每当系里有国际人士讲学时，他总是担任直译者。读土壤第一年是地质学，是林郁老师教的，他是留学美国康乃尔的，教时很有水平。
农具学是一位姓吴的新老师教的，听说他刚从美国学成回来，当时国内没有农具教本，他就教我们英文原本，因此什么拖拉机、康拜因、犁头把手等英文术语学了一大堆。
“治学严肃”，我还体会到学分制、旷课缺课扣学分的厉害。一学期读不上30个学分，每天上课虽没有老师点你的名，但当你缺课时，助理员总会把你空坐位记去。听说每旷缺课三次，期考时就得扣去总学分一分。对我们读奖学金者而言，平均每门功课成绩相当于75分以上者，是舍不得放弃一分的。记得有人说，读大学，学生生活是自由散漫的，这在母校当时是不可能的。
其次，是理论联系实际。读了大学以后，当时我有一个想法，可在课堂多读书。想不到进金大母校，却强调的是理论必须联系实际。入学后，记得有门劳动课，先学木工，后学铁工农具等，记得有几次还跑到郊区燕子矶农场参加体力劳动。这些学风当时在各大学是不常听到的，对母校而言这也是一种治学从严的表现。
治学是严要求的。记得1948年的下半年，当时时局已经紧张，江北岸已可听到解放军的炮声，母校为防止同学们的失学，纷纷给学生打证明，给我开具的是浙农大借读证书。像我到家了，还要交学习心得笔记；记得有的功课，还得回校补考。总之回忆起在母校求学时，学校对学生的治学是十分认真和严肃的，且严肃到一丝不苟的地步，所谓“名师出高徒”，母校毕业的学生能誉满国内外，这和母校的严肃治学是分不开的。
校风淳朴，又富有朝气。母校原是所教会大学，从一般人看来，应该是西服革履，轿车云集，有贵族士大夫风度。进入金大，像我这个家境清寒者，穿着学生装，也不显得很穷，从没有被人歧视和嘲笑，相反在校学习和生活等与同学、老师们相处得很好，使人感受到相互帮助的温暖。特别是一些好老师，如我系教务主任邵孝维老师、系主任章元伟老师，真是“爱学生如子”地关心我们，在那米珠薪贵、物价遥浮直上的日子，“金元券”一夜跌一半的日子里，领上一月的奖学金，实际在当时只能买包花生米。在这艰辛的日子里，邵老师不时问长问短，陈嵘老师亦一样，他亲口对我讲过，“我家在浙江分水，我们是同乡，有事（指有困难）你不要客气，要经常到我家来。”在困难时，同学间亦经常开展互助互济，记得高我一年级的陈开仁同学，在寒冬时，曾送我一件棉大衣。老师都是知名教授，不少老师教龄几十年，但他们都平易近人。有这样的好老师，这不是母校校风淳朴的体现吗？
富有革命朝气，这亦是事实。记得1948年当我投考金大时，由学校学生会组织的“考生服务团”，他们在上挂红白醒目字样“热烈欢迎进入荣誉之门”的布幕下，竖起一块小黑板，黑板上的文字内容大意是，只要你有困难，有什么要求，凡他们能解决的，总代你解决。实际上这就是一种团结同学的互助组织。
记得入学考试时，我住宿在中山门外郊区，因为路太远，曾提出要求住校，很快就得到他们的帮助。这样我就优先和他们挂上了钩，当我入学后，发现当时负责考生服务团的梁振宇是我高一年级的同学时，我就完全和他们连在一起了。入学不久，母校内组织了一个“金陵大学长江歌咏团”，要求不高，凡对音乐有兴趣的同学都可参加。在梁同学的指导下，我也参加了。活动是秘密的、神秘的，今天在AB第几教室开会，明后天就不知是在哪里，所唱的歌曲，今天回忆起来都是一些较先进的，富有革命意义的歌曲，例如《陕北民歌》、《义勇军进行曲》、《我们工人有力量》、《毕业歌》、《黄水谣》、《插秧谣》、《歌唱长江》等。像《插秧谣》的内容——布谷声声田里水缥缥，我们大伙儿从早到晚弯背秧苗，多少人呀，只会吃还说味不好，弯腰背痛，手脚都痛，他们那里会知道，等等。又像歌唱《长江》——薄雾迷弥，我们要歌唱长江，歌唱未来的胜利等等歌曲。实际上当时国共之间，仅一江“天堑”之隔，我们经常可听到江北岸的炮声，以上这些歌声也是在激励着我们紧跟着时代的步伐斗争前进。
亲爱的母校啊，我们学子虽然离开你久了，但祝你永生，在新的里程里，唯愿你为社会、为祖国培养更多人才，为现代化作出更大的贡献。让人民幸福，国家富强。
（金大园专1948级校友 崔大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