呱呱坠地，抗日烽火正燃遍，背起书包上学堂，百万雄师过大江。这是我对人生起步的回忆。我出生于战争年代，但很快就迎来了黎明的曙光，见到的“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1949年春节后，我家的农用船被征用，我父母参加支前，送解放军到长江边，为大军渡江南下做准备。如果带着我，则碍手碍脚，还有危险，于是我被留在岸上，成了小学一年级插班生。当时江苏盐阜地区用的已是解放区出版的课本，我上学第一天上的第一节课就是“好学生，真正好，不早退，不迟到。”这也成了我一生不逾矩的起点，我从做学生，到做老师，直至现在，坚持守时、守纪、守信，也教育和要求学生这样做。做学问要先做人，而这是做人的主要组成部分。
我是1960年考入南京大学的，那时正是我国的多难之秋。大跃进的负面效应还未消除，苏联撤走专家，停止了援助，三年自然灾害又接踵而至。但记得那时，我们仍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中去。学成文武艺，奉献新中华，目标明确，责任重大。大家对自己都严格要求，守纪律成了天经地义的事。
学校严格上课点名制度。上课铃声一停，老师即开始点名，如果某位老师忘了点名，反而成了特例。对点名，我们已习以为常。其实那时大家都很自觉，也都很认真，一般没有人缺课，个别同学有特殊情况也都事先请假，迟到早退几乎不会有，出全勤是正常情况。上课时大家都鸦雀无声，聚精会神地听讲、记笔记。那时铅印的课本很少，少数课程有用粗黄草纸油印的讲义，所以都很重视记笔记；有人没记下来或没记全的，课后会找来其他同学的笔记本对照补上。我个人从不无故缺课，总觉得不能在课堂上眼观聆听是一大缺憾。有一次发高烧，我还坐在课堂上，直至老师发现我脸上大滴汗珠而催我去医务室，我才依依不舍地走出课堂——此是个人行为，无意自诩，不足法。课堂是老师传授知识的地方，也是我们获取知识的圣殿；对于课堂，我们有深厚的感情，对于老师我们尊重有加。
我们在学习过程中也没有出现听甲老师课趋之若鹜，听乙老师课门庭冷落的情况。老师讲课，水平各异，讲得好的，你听了如饮甘泉，沁人心脾；讲得差的，照本宣科，味同嚼蜡，课下大家都有杂评，但上课时无分彼此。只是听前者，精神振奋，听后者，气和心平。我曾经注视过一位老教授的讲稿，写得认真而且工整，基本知识尽在其中，从传道来讲，他也是尽了心的，只是讲得不生动而已。作为求知的学生，我们从未作苛求，还是认真听、认真记，课堂一片静谧。
纪律无处不在，考场更是学习上对遵纪的最后考验。那时的考场，并不作特殊的安排布置；考生还像上课一样挨着坐，无论多少学生，也只有任课老师一个人监考。那个年代，极少有人作弊，一旦查出则要公布于众，同学都会很惊诧，他本人则无地自容，最重的处分是开除学籍。违纪是极不光彩的事，以违纪为耻，也不会去同情违纪者，这是大家的一致看法。我还记得大三时，三个班在一个大教室里考外语，开考半个小时后，任课老师说有事要出去一下，轻声嘱咐我（时为班主席）照看一下考场。那个年代，考场纪律都很好，一般也并不认为监考老师临时离场是违纪大事。我一边考试，一边不时抬头巡望，半个小时后她才回来。其间，大家专心答题，各自为战，稳坐考场，波澜不惊。考试以后，每个人都希望尽快知道自己的成绩。成绩呈正态分布，这是老师和同学们的共识。那个年代，要是差一、二分不及格，要补考，没有哪个人会怪到老师头上，哪怕是只差半分，最多本人说：“差半分，真不走运”，风平浪静，准备补考，争取过关。
某年春雪连着冬雪，车驻船歇，开学时好多同学迟到，匡亚明校长下令以小时为单位统计迟到时间，分别给予处分，公布出一长串的处分名单，虽有议论，但无人申诉，更无人上告，不怨天尤人，都从主观上来检讨自己：纪律观念不强，没有能够未雨绸缪，提早成行，保证按时到校上课。
在今天看来，不应当成为纪律要求的东西，当时大家也尽量遵守。比如匡校长在全校大会上提出，南大学生不能谈恋爱，谁谈处理谁。爱情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更何况，解放初，学生上学都较晚，加上学制长等原因，在校学生平均年龄比现在要大四五岁，所以背后有人骂他是“老法海”“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但校长这样要求，多数就转入了“地下”。曾遭处分的几个学生，那也是出了轨的，公布示众，以儆效尤。多数同学还是认为匡校长的出发点是好的，是为南大学子成才着想，人们对他的要求并未过多诟病，相反，更约束自己，尽量晚谈恋爱，集中精力搞好学习。
学生谈恋爱，今天在南大这已不再是一个忌讳的话题。几年前校党委书记洪银兴在仙林校区向同学们恭贺新年时，曾祝他们找一个好对象。这打破了大学办学以来的禁忌，揭开了盖子，在大学生婚恋问题上表现出更加人性化、法制化。我当时看了南京大学报上的这篇报导后说：“洪银兴是好样的！”为什么会如此感叹呢？因为我在20多年前的商学院研究生大会上多次谈论，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大学生可以谈恋爱，研究生更可以谈，但加了四条要求：不违反纪律，不影响他人，不强加于人，不有伤风化，只要做到这四条，你当我面都可以谈。有一位在场的老师来反对我说：“你真大胆，学校领导都未谈过的话，你讲了。”我当时一笑了之，但仍有点惴惴不安，担心校领导知道后会找我谈话。如今，有洪银兴等这些领导，学生的幸福感肯定在上升。
我们班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位家在常州的大龄同学，他的女朋友在北方工作，回家探亲时在南京停留了半天，那天上午他未敢请假，只跟一位最要好的同学说了一声，就去陪女朋友游了玄武湖公园。老师点名时，才发现他未来上课，这在当时可是一件大事。辅导员找他谈了话，他和盘托出。这不光是未请假而缺课的问题，还涉及触犯了匡校长不能谈恋爱的规矩。那是五年级的上学期，面临毕业，后果不堪设想，怎么办？后经商议，由辅导员默认，给予公开批评处分，要他在全班大会上作“触及灵魂”的深刻检查，他说因陪来宁的“家里人”逛公园而旷了半天课，无组织无纪律……当时“包庇”他的辅导员和班干部也是冒了风险的。今天看来是小事一桩，趣闻一则而已。
我们在大学期间，每天从早到晚的活动都与纪律紧密相连。早上起床铃声响后10分钟，要下楼集体做广播操，上、下午要按时上课，晚自习21点结束（教室里21点关灯），半个小时后，即21点半宿舍统一熄灯。周六下午，雷打不动，整整四个小时的政治学习和讨论。劳动更是军事化，组成班、排、连，……常喊的口号是“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从“好学生，真正好，不早退，不迟到”开始，到“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认识升华，逐步养成了遵章守纪的习惯，也铸就了自觉诚信的品格。由此，才能很好地完成学业，才能在人民教育事业上力尽绵薄。强化纪律的大学生活，是促使我一生成长进步的重要一环，至今回味无穷。
（李德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