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现在再来谈谈研究生的情况。
中大研究院培养研究生，应该说是很认真、很严肃的。
首先，每年招生，并不就近在本校大学部挑选，而是敞开门户，面向全国，公平竞争，择优录取。1939年招生，除重庆外，至少还有昆明。原清华大学生物系、1939年西南联大生物系毕业生曹骥就是在这一年的暑期考入中大研究院农科研究所农艺学部经济昆虫组的研究生。1943年夏，它分别在重庆、成都、昆明、桂林、城固五城市招生。1945年夏，它在重庆、成都、昆明、贵阳、乐山、城固六城市招生。1945年报名投考的有155人，从中录取了59名。1947年从报考者83名中录取12名。说明招生面广，选拔严格，并不马虎。从录取新生中看，生源相当广泛。1945年理科研究所化学部研究生孔庆震来自浙江大学，法科研究所政治经济学部经济组研究生，除中大本校毕业生外，还有来自西南联大的梁荫均、武汉大学的胡代光、金陵大学的周启文。1948年所录取的68名研究生，据不完全统计，有来自中大以外的交通大学、北洋大学、中山大学、铭贤学院、南通学院、暨南大学、四川大学、国立女子师范、武汉大学、云南大学、圣约翰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女大等十多所高等院校。这也说明中央大学研究院当时在青年大学生中是有相当声望的。
有的省曾来信询问能否由省政府保送学生入研究院，校方答复都要统一经过考试入学，中大没有接受保送的办法。40年代前期曾有印度留学生四人，经教育部送来上研究院，后来（1945年）又有一位到外文学部作研究生。还有朝鲜、韩国留学生数人，这是对待外籍研究生的特殊照顾。
有人说，在旧中国，能够享受高等教育机会的都是官僚地富家庭出来的子弟。事实上，中大研究生中有不少并非出身于豪门贵族。不止一位出身于农民家庭，有出身于普通工厂职员家庭，也有出自于教师家庭。他们有的经过艰难曲折的道路才到中大念研究生。他们中有的在小时候曾经务农、当过学徒工，中学毕业后当过小学教员。有的在中学毕业后先工作三数年后才考上大学。大学毕业后考取了研究生，又请求保留学籍出去工作一年后再来念研究生。有的在大学毕业后当助教五年，才来到中大念研究生。有的考取研究生后，不能放弃已经谋到的职位，与一起工作的同事商量，他专做夜班，腾出白天时间到中大上学念研究生，半工半读。可见这些研究生的清寒和对研究院的向往和珍视。
研究生录取后，院方将他们的姓名、年龄、性别、籍贯、学历、经历造册呈报教育部，呈验大学毕业文凭，如毕业后曾经就业，须由就业单位开出就业证明文件。若原来在中大任职员必须辞去职务。如在中大校内担任助教、研究助理，则研究期限较研究生延长一年，即三年才能参加学位考试。研究生每月有一定数额的生活费补贴，但任助教、研究助理的就不得再领。
从中大本科毕业考入研究院后，最明显、最直接的感觉是生活条件起了大的变化。1943年后研究生的住宿条件改善了，不必爬高睡双层叠铺了，有的两个人一间，有的四个人一间，比大学生宿舍安静多了。他们转到教职员食堂就餐了，八人一桌，有长凳就座，饭菜的质和量都有相当的改善。躲防空洞也和教职员一起，不像学生防空洞那么拥挤。
研究生不参加学生自治会，另外组织了“研究生同学会”。因为研究生人数不多，又比较分散，各在各的学部上课、学习、研究，彼此间的往来不多，有的甚至并不相识。如1946年1月25日要求“政协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1·25大游行”，主要是由大学学生自治会组织。有的研究生参加游行去了，这一行动主要根据各人自己的认识、意愿决定。
研究院各研究所的条件各不一样，总的物质设备都很简陋，20年代觉得还可以，到了40年代，特别是以刚从国外回来的眼光看，就相当差了，理工科格外明显，尽管研究所的名称很堂皇。法科研究所在松林坡中线西，像个“古堡”，有三间平房，面积不大。一间是研究生的工作室，—间作教室，另一间隔开为二，内室是办公室和书库，外室有一木桌，上置开水壶、水杯，可放雨具，张贴通告，它的另一扇门通研究生工作室，最后到教室。家具都是木制和竹制，没有沙发软椅。有的研究所学部，与系办公室或专用教室合处一地，只在门外钉上一块木牌写明什么学部，有的连这样的木牌也没有。1946年迁回南京后，情况大有改善。如政治经济学研究所设在东南院，研究生有很宽敞明亮的工作室。生物研究所在生物馆东侧一栋二层小楼房。
各学部培养研究生的情况也不尽相同。30年代末40年代初，农艺学部并没有为研究生开设专门课程，由于研究生人数不多，又分别在作物、经济昆虫、植物病理等不同领域进行研究，所以除了向外院系选读与研究专题有关的课程外，本学部内部有关科研与学习的事，都由导师在一定时间举行的口授会上传授与解决。40年代中期政治经济学部经济组有专门为研究生开设的课程，如“经济理论”、“经济史研究”、“财政金融名著选读”、“高等统计学”、“经济循环”等。教师有吴干、罗志如、徐锺济、褚葆一、陈振汉，（1946-1947年又增聘）巫宝三教授等。生化研究所开设“高级生物化学”、“生物化学方法”、“生化制备”、“生物化学研究史”、“专题研究”，多数由郑集教授讲授。还可选学蔡翘教授的“生理学”、郭祖超教授的“生物统计学”等课程。助教或研究助理有本系本科行政事务或带做实验，精力分散，所以学习时间为三年。但他们有的能得到带学生外出考察调查的机会，能接触实际，可以深入研究，如果工作努力，资料充分，还可能写出论文。这种机会对一般研究生来说是很难得的。总的说，研究生同教授、助理间的关系比大学时代密切得多了。大学有的系课一班几十人，上课来，下课走，各不相干。研究生人数不多，多的五六人、七八人，大家围桌坐下，或听讲，或讨论，侃侃而谈，彼此相识。平时谈功课，谈思想。到过年，有住在校外的教授还邀他的研究生去他家作客。有的研究生在教授指导下读书，在读书过程中，有时能提髙外语水平，增长专业知识，培养综合、概括、分析资料和独立思考能力。
对于研究院培养研究生，院方似无统一规划，当时的政府并不重视。招生，你愿招、能招到，就有研究生，招不到，也无可奈何。据时钧院士回忆，当年机械工程学部的杨家瑜教授多年想招生而乏生源，杜昌明教授也有类似情况。下面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当局对研究院确不重视。1943年夏，研究生同学会代表研究院全体研究生请校方呈请教育部今后派遣公费留学生时，对研究院毕业生予以优先选送，以表示国家重视国内的研究院工作。当时，校长蒋中正和教育长朱经农将这个呈文转呈教育部，后来，教育部长陈立夫批复中大转告研究生同学会，不同意给研究生这种优先选送出国的机会。从这件事看来，教育部没有给蒋兼校长什么“面子”，中大研究生也没有沾到蒋委员长兼校长、院长的什么光。教育部对研究院毕业的研究生在有机会参加公费留学考试时同其他应试人员一样待遇，它对研究院培养出来的人并不给予区别对待。
中大办研究院，对于研究生认真负责。1944年2月有人因为一个不大的经济问题被开除学籍，并不因为已经修完三个学期只剩最后一个学期而予宽假。同年，有人学位论文不合格，需要重作，因未再缴送论文，而没有授予学位。
研究生念完必修18学分，选修6学分后，接近毕业，面临学位考试，分笔试和口试。各学部确定考试课目、命题人，事先报告校方（注册组），由院方发出聘书。例如1947年心理研究所为准备学位考试，确定考试科目及命题人后，报告注册组：实验心理——潘菽，发展心理——萧孝嵘，教育心理——程克敬，心理测量——曹飞。同年，农艺研究所确定学位考试科目为作物学、遗传育种、生物统计三门，分别由金善宝、周承钥两位教授命题。并提议聘请校外孙恩麐、柯象寅为口试委员，各个研究所每在硕士学位考试前都有这项准备工作。在沙坪坝时期，研究院成立统一的考试委员会，委员有校内委员和校外委员，如1945年度的校内委员有唐培经、楼光来、孙光远、卢锡荣、邹锺琳、艾伟，校外委员有朱经农、周鸿经、张洪沅。考核成绩后写出报告书连同学位论文一并报校领导，决定授予学位后，将报告书和论文再呈报教育部最后核定。
硕士论文，居于重要地位。这是研究成果的心得和总结。生理研究所主任蔡翘教授曾对一位研究生学位考试的笔试课目有不同意见，同注册组展开讨论，他认为有些课目入学时已经考过，授业期间并不需要重读这些课，到面临毕业，毋须再举行笔试。他认为硕士学位之授予重在研究论文，其它均属枝节，不必拘泥于教育部的章程。有的研究生常因论文没有完成，或者没有经过口试而拖延毕业时间，甚至影响到硕士学位的授予。历年来，某些研究所都不乏这样的事例。
从硕士论文题目，可以看到研究生当时研究问题的着眼点与倾向，下面略举几个题目作为例子。
哲学、社会科学类：地租论之研究、战时江津农村经济之研究、台湾史、庄子郭象义的玄学研究、柏拉图国家篇之综合研究、两周战国职官考、清季中俄新疆界约之研究、事务中立问题的研究、从国际法观点甲午战前中日朝鲜纠纷之责任问题、国际法上的战犯问题、论行政上侵权行为责任、凯恩斯一般理论的分析与批评、计划经济·资源分派与经济进步。
自然科学类：木腊槽——重庆南岸黄桷垭背斜顶部槽地之地理景色与区域发展、西南山地能否产生气旋、蓖麻剥壳机的设计、中国松属植物之研究、木材造纸漂白问题的研究、木炭炉煤气发生器研究、心型与智慧及性格之关系、听和读的了解的比较研究、全国各稻种中水溶性维生素含量（B1、B2、B6尼克酸）的研究、外周血管损伤后出血制止的机理研究、甲状腺与性腺-子宫及血球之关系。
现在来看看硕士学位的授予（注十五）。研究院1938年正式成立这一年，有两位1936年入学的研究生毕业，获得理学硕士学位。他们是理科研究所算学部的曹隆和蔡介福，是中央大学最早的两位硕士。
1939年所招收的研究生，有7人在1941年念完硕士学位。此后一直到1948年，即建院10年后，获得硕士学位的共118人。1948年夏，中大继续招收研究生，有一部分陆续在1950年、1951年，最晚的到1952年念完应修课程，通过考试及格毕业，共授予硕士学位的有28人。至此，告一段落。中央大学研究院所招研究生，获得硕士学位的共146名。
这146人，按授予硕士学位时间区分，1938年2人、1941年7人、1942年10人、1943年20人、1944年14人、1945年14人、1946年（抗战胜利后迁校回南京）9人、1947年27人、1948年15人、1950年18人、1951年9人、1952年1人。
这146人，按所习学科区分统计，获得硕士学位最多的是农学硕士37人，这同我国有四万万人的农业大国可能是相适应的，其次多的是获法学硕士的35人，旧中国备受列强欺凌，正逢抗战和抗战胜利，促使研究国际国内政治、经济、法律问题者较多，再次是理学硕士21人、文学硕士17人、师范（教育）硕士15人、医学硕士11人、工学硕士10人，共146名。
146名硕士，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旧中国，可说是一个不小的数目。试与西南联大比较。该校研究生仍分属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清华在1926年设立研究院国学门（通称国学研究院），1935年设文、理、法三个研究所，10个学部，还有农科研究所。北大1930年冬蒋梦麟重主校政后，设立研究院，分文史、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三部，1934年改为文理法三个研究所，办研究院的历史都比中大悠久。抗战起，到昆明，西南联大成立，一面招回原有修业未满的研究生，一面新招。及1946年联大解散，三校各返北方，在此期间，清华授予硕士学位者32名、北大19名、南开24名（注十六），都不如中大同期76名之多，即三校合计总数（75人）也不如中大。中大硕士有农、医、师范（教育）、工科，还都是联大三校所没有的。由此可见，旧中国当时的高等教育就只是这样一个水平。
再与国立中央研究院的研究人员队伍作一比较。该院建立于1928年6月，直到1948年6月建立了12个研究所，1个研究所筹备处，共13个研究单位。它们共有专任研究员88人、专任副研究员37人、助理研究员59人，共计184人。1948年专任研究员中有分属3个研究单位的8人没有到职，有1个单位里有3人处于休假之中，因此实有人数仅只173人。如果加上助理员68人，总数也不过241人。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即后来改称社会研究所只有专任研究员7人、副研究员7人、助理研究员12人，包括助理员6人共32人。它的工学研究所有专任研究员3人、副研究员2人、助理研究员4人，没有助理员，共只9人。以当时最高学术研究机构的地位，创建历时20年的历史，其所达到的规模和水平，如此而己（注十七）。可见当年的国民政府对于科学研究事业长期置于缓慢发展中的地位。中央大学各研究所在10余年间为国家培养高层次科研后备队伍146人，已尽到了自己的力量。
由此可见，中大能产生146名硕士这个数字来之不易。而在当年要能进身于这146人的行列，研究生也不能不付出巨大艰辛！
前面所说的那位自幼当农民、学徒工、小学教师，边工作，边学习到了中大研究院的农家子弟，他在生物学部为了完成《摇蚊唾液腺染色体的起源、结构及其与核仁关系的综合研究》学位论文，几次来到学校水池旁，想从池壁上釆集摇蚊卵的胶囊，都没有成功，没能找到最早发育时期的标本。为了必须达到这一目的，他索性从半夜起就守候池旁，终于在天明前采集到最早发育时期的摇蚊幼虫标本。这种孜孜向学，艰苦求索的精神，何等可贵，何等不易（注十八）。森林学部一位研究生在写完学位论文后，导师郑万钧教授安排他带着自己的论文外出拜师求教。他在当地金陵大学求教陈嵘教授外，还到上海求教钱崇澍和杨衔晋教授，到北平求教胡先骕教授，受到热情的指导和鼓励（注十九）。最后，他们通过论文答辩，前者的论文答辩会由动物学界前辈秉志教授主持，后者的论文答辩会由郑万钧教授主持，梁希、陈嵘等学者参加。通过答辩，获得硕士学位，进入“146”这个行列。
研究生入学人数常多于取得学位的人数。到中大来读研究生，原来就有不同的动机和抱负，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也影响着学习研究的进程。他们的多数受抗日战争形势的激励，战后为了建国，抱着爱国、报国的雄心，或为科学救国，为获得更多学识，使自己具有更好的条件而来到研究院。有的是为了出路，万一找不到工作，以研究院为后备，一旦有了就业机会，就走了。有的因为健康的原因中途辍学。1941年春“皖南事变”之后，共产党采取隐蔽精干政策，有的地下党员来到中大。1941年冬“太平洋事变”后，相当多的研究生为出国留学，他们希望通过读研究生，得到更好的条件考上公费，一有岀国机会就走了。40年代中期，有抗战胜利和迁校回南京两件大事，给研究院和研究生不小的影响，有的研究生欣闻日寇投降就跑回家去与久别的家人团聚去了。如化学部的萧庆禧回湖南老家了，地理学部的陈尔寿回上海老家了。政治经济学部的梁荫均（湖北人，思想活跃，课堂讨论常积极发言），1946年秋后，中大在南京四牌楼开学就没有再见到他了。文科研究所历史学部的研究助理陈琏，1946年离开中大研究工作岗位到北平做地下工作去了。1949南京解放后，南京市军管会于6月25日号召参加西南服务团。中央大学川、康、滇、黔省同学会组成“川、康、滇、黔四省同学联合会”，号召、组织去西南服务事宜。研究院有些研究生放弃原来攻读的专业，也响应号召参加西南服务团，离开南京，去了西南（注二十）。在那社会大变动的时代，这类情况是少不了的。不论他们在研究院时间的短长，也多少都会受到中大研究院生活中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影响。
五
中大研究院建立后，不断新设研究机构，不断招生，吸收年轻师资，培养硕士，由少到多，不断向社会提供人才，实现着设立研究院的宗旨。有一部分研究生毕业后充实到原所在学部，例如：文科研究所哲学部1945年毕业的文学硕士朱本源，留在哲学部担任助理研究员；法科研究所政治经济学部行政组王名扬1943年毕业，获得硕士学位后，留在政治经济学部担任助理研究员，1945年他去武汉大学担任讲师，遗缺由1945年经济组毕业的法学硕士杜度接任，后继有人；教育心理学部1944年毕业硕士林凤藻，由原研究助理升任助理研究员；农经学部1945年毕业硕士谢森中和1946年毕业硕士黄陞泉先后留任农经学部助理研究员，……这些变化，说明研究院吸收它所培养成的研究生，使它的机体更趋充实、丰满和发达。
还有的硕士，到母校有关系科担任讲师，实现了设立研究院培养教学科研人员的一项目标，例如：1938年第一届毕业的理学硕士蔡介福到数学系，1942年毕业的农学硕士蒋耀到农艺系，1943年毕业的理学硕士杨琳到化学系，1943年毕业的理学硕士吴传钧到地理系，1944年毕业的工学硕士孙月英和胡名桂二人均到电机系，1945年毕业的理学硕士范章云到物理系，同年毕业的农学硕士龚堃源到农艺系，1947年毕业的医学硕士陈定一到生理科及生理研究所，等等，说明研究院在发展中不断达到它预期的要求。
有些硕士到母校以外的高等院校如西北农学院、武汉大学、湖南大学、云南大学等处执教或到研究机构去工作，说明中大研究院培养的人是受到不同单位的欢迎，也说明中大研究院的发展，在社会上站住了脚跟，获得社会的承认。1948年森林研究所毕业的农学硕士薛纪如是国际著名的活化石水杉的首批标本的釆集者，1947年曾在《科学世界》发表有关水杉采集的调查报告。胡先骕、郑万钧鉴定和发表水杉时即指定他所釆集的那份标本为“模式标本”。当年中央林业试验所、河北农学院森林系、福建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及云南大学都向他提供就业的机会，他被云南丰富的森林植物资源所吸引，辞谢了东部单位，独自一人前往云南。
不少研究生在毕业后，或工作一段时间后通过考试，或申请奖学金或自费，出国深造去了。有去英、法者，更多是去美。学海无涯，各有所得。解放战争步步胜利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喜讯，鼓舞人心。他们有的念完学位，有的还差一点，他们或前或后，克服种种曲折困难返回祖国的怀抱，到最需要人的地方去，同战时求学一样，不怕艰苦，报效祖国。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南京市军管会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徐平羽、副主任王明远，于8月8日行文通知中大校务维持委员会：“原国立中央大学应即改名为国立南京大学”（注二十一）。此后，原中央大学各研究所的师长们，原中央大学研究院所一年年培养的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新的机遇，展开新的工作，开拓新的前景。
中大研究院的十几年，成了我国高等育发展史的一页。
中大建立研究院，从构想、策划、创议，到有条件具体筹办一个个研究所、学部，正式成立研究院，招生培育一拨拨研究生，及至授予学位，凝聚着几代中国知识分子、专家学者对国家民族的挚爱和奉献，值得永远纪念。
（陈伯敏）
（后记：1998年5—6月为写此文，作者去南京搜集资料半月有余。在宁期间承中央大学校友会（南京）副会长李飞、薛文贤伉俪热情接待，引导到南京大学、东南大学校友会开展工作。又承石璜同志、华彬清、许荏华学长等大力支持，9月写出征求意见稿，作为中大研究院建立60周年的一点纪念。1999年，再度去南京，并承各地师友的关怀支持，提供修改意见，订正名单，改成此稿，谨此致谢。）
注释
（十五）中大研究院始终没有招收博士研究生。《研究院简章》（1926）第十三条“关于博士学位之规程，另订之”。究竟如何，从未见及。
（十六）《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第8、12、663—668页。
（十七）根据《国立中央研究院概况（中华民国十七年六月至三十七年六月）》统计而得。
（十八）郑国鍟：《条件艰难刻苦学习》见《中央大学北京校友会研究院通讯》，1999年8月第九期《建国50周年纪念专号》第6页。
（十九）薛纪如：《我的研究生生涯和入滇以后的工作》见《中央大学北京校友会
研究院通讯》1999年3月第8期，第18页，
（二十）《新华日报》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六月二十七日一版，转引自《南京大学
校史资料选辑》1982年4月版，第544—545页。
（二十一）《南京大学校史资料选辑》1982年4月版，第492页。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