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回忆】张华:南大校园,当年的人文风景

发布者:jfx发布时间:2020-10-31浏览次数:10

原  题

南大往事琐忆

张 华

 

从1978年金秋入学,到1993年初春下海,我在南京大学度过了整整15年:四年本科,三年研究生,八年留校任教。入学时年方二八,离开时已过而立。这十五年,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青春时光。几十年倏忽而过,多少次梦回校园。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从未在我的记忆中远去。

今天,当年届花甲回忆往事时,我越来越强烈地有种感觉: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可能是我们这代人(新三届)一生中的黄金年代!作为历史系的学生,我们的幸运在于:我们不仅是“文革”浩劫后最早一批考入大学的天之骄子,而且极可能是最后一批接受过传统名师授业解惑的青年学生。或许历史就是这样诡异:那种春意盎然的学术氛围,那些学贯中西、个性鲜明的著名学者,只存在于那个特定的黄金年代。南大往事,渐行渐远;琐忆成文,以为纪念。

 

自由畅想的年代(左一为作者)



上篇  南园北门的风景线

 

以汉口路为界,南京大学的教学区在北园,北园南门就是学校正门;生活区在南园,南园的北门正对着北园的南门。1978年我们入学后,住在南园的不仅有数以千计的南大本科生和研究生,还有人数不多的外国留学生,以及部分老、中、青三代教职员工。上课时,师生人流每天出南园北门入北园南门;下课后,我们又出北园南门入南园北门。出出进进,天天如此。别人听起来可能有点绕口,但南大的校友一听自然明白。顺便说明一下,对于当下60岁左右的校友,南大专指市内的鼓楼校区,那时尚无后来的浦口校区,更遑论现在的仙林校区了。

从南园北门一出来,左右相对,大门两侧各有一个布告栏。布告栏不大,其作用却不小,堪称学校当年的信息发布中心。从1978年我们入学,以至其后的若干年中,学校里除了高音喇叭广播外,似乎没有更多的什么公共的信息传播工具。南园北门由于每天人来人往,两侧的布告栏就成了各种学术活动或重要事项的最佳发布场所。在我的记忆中,南园北门的布告栏,就是那个学术黄金年代的一个窗口,也是当年南大校园最有标志性的一道风景线。


汉口路南大校门


1.讣告两则

记得刚入学的头两年中,布告栏经常发布讣告信息,每每让人叹息南大又有前辈学者凋零谢世。我印象最深刻的讣告有两则。

1979年2月下旬的一天,我在北门布告栏上看到了孙本文教授的逝世讣告。孙本文何许人也?当时作为大一新生的我,自然一无所知。看完讣告正想离开时,旁边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师面露戚容,引起了我的好奇。这位老师连声叹息:“孙先生去世了!孙先生去世了!”若干年后,当社会学这门学科又恢复后,我才知道:孙本文先生曾是中国社会学的泰斗人物,解放前长期担任中央大学教授,声满学界,著述颇丰。可惜的是,1949年后社会学系撤销,孙先生改任南京大学地理系教授,但再无著述问世。

1979年4月底,我在北门布告栏上又看到了戴文赛教授的逝世讣告。听说戴先生29岁即获得英国剑桥大学博士学位,是著名的天文学家。我之前就知道戴先生的大名,一是因为当时正给我们上课的邱树森老师与戴先生住在同一栋小楼,二是因为戴先生的女儿戴莹琮是我们系七七级的学姐。当时看到讣告,得知戴先生终年69岁,不胜痛惜!戴先生的逝世,无疑是当年南大的重大损失!令人欣慰的是,南大天文学科后继有人。次年(1980年),戴先生的学生曲钦岳教授被评为最年轻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后称院士),后来还担任了南大校长。

那时南大校园竟然有天文台!足见天文系之牛气。


2.名家报告

北门布告栏里,发布最多的还是学术信息,尤其是各种学术报告信息,令我感到眼界大开,耳目一新。根据布告栏上的信息,本科四年以及随后读研究生的三年中,我听了不少名家学者的学术报告。

由于是文科生,所以我对当年自然科学家的报告印象不深,只记得著名数学家杨乐、中国科技大学当时的两位著名科学家温元凯和方励之,都在南大做过学术报告。温元凯是南大化学系毕业的校友,曾被匡亚明校长树为学习标兵。方励之做的学术报告,我在布告栏上看到海报,是关于天体物理方面的。由于方时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又是年轻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所以我对这张海报印象很深。

史学专家中,听过时任复旦大学副校长蔡尚思教授关于孔子思想评价方面的报告;听过时任厦门大学副校长傅衣凌教授关于明清社会经济史的报告。南来北往的学者们,经常带给我们一场场学术报告。遗憾的是,尽管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但由于我们当时尚在求学阶段,学术积淀和知识素养都很不够,所以对学者名家所讲的观点内容,往往理解不深。

1981年4月份,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和南京大学历史系合作召开“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学术讨论会”,会场就在青岛路的部队招待所,系里安排我去帮忙做会务工作人员。著名学者吴承明、彭泽益等都来参会,机会难得。历史系正在协调安排学术报告时,经济系的海报捷足先登。有一天晚上我路过布告栏时,看到已经贴出海报,吴承明教授的报告题目是《不发达经济学简介》。什么是不发达经济学?在四十年前,这个学术报告无疑是非常新颖的。

我们入学时,正值改革开放刚刚开始,中国大学与国外的学术交流日益增加,所以布告栏上偶尔也有外国学者的学术信息。南京大学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互结友好学校后,有一年美籍华人学者、威斯康星大学教授林毓生来访,学校邀请林教授做一场关于孔子与中国传统思想方面的学术报告。当天我看到布告栏上的信息后,也赶到会场聆听高论。报告安排在教学楼东侧一楼大教室里,主持人刘毓璜教授老派学者的气场,报告人林毓生教授学贯中西的气派,林夫人雍容华贵的气质,以及现场座无虚席的场景,都使这场学术报告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3.学术“盛宴”

在布告栏所有信息中,我最喜欢的是“五·二〇”学术报告会。“五·二〇”是南大校庆日,每年校庆时各系都举办一年一度的学术报告会。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每年的“五·二〇”学术报告会,对于南大学子来说都是一场学术“盛宴”。

那时的南大历史系,既有韩儒林、王绳祖、蒋孟引等一批年高望重的资深教授,又有茅家琦、蒋赞初、王觉非等一批年富力强的中年骨干,学术气氛浓厚,每年“五·二〇”的学术报告会都是精彩纷呈。

1979年的“五·二〇”,历史系学术报告会在教学楼东侧一楼北面的一间大教室里举行。英国史专家蒋孟引教授的报告题目是《论克伦威尔》,国际关系史专家王绳祖教授的报告题目是《均衡在欧洲近代外交中的作用》,近代史专家王栻教授的报告题目是《论清末名士张佩纶》(以上题目仅凭个人记忆,可能不完全准确,但主题应该不会偏差)。记得蒋孟引、王绳祖两位教授报告后,大家可能有点疲惫,教室里气氛稍显沉闷。这时王栻教授走上讲台,语气缓慢但“出语惊人”,他开口道:“刚才两位先生的报告非常精彩,但是十分抱歉,我要把大家从精彩的西方世界,拉回到沉闷的古老中国。我的报告,就是要讲一讲,一百多年前的清末,清醒的知识分子,如何唤醒沉闷的中国社会。”短短几句开场白,立即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王栻教授是研究严复与维新运动的专家,报告果然精彩!

上学读书时,每年系里的“五·二〇”学术报告会,我都去听讲;毕业留校后,每年系里的“五·二〇”学术报告会,我也都参与。因而,“五·二〇”学术报告会,成为我校园生活中最难忘的记忆之一。

不知现在的母校,每年“五·二〇”时,是否还在如期举办报告会?


4.“朦胧”讲座

南园北门的布告栏上,有时还会发布各种行政通知,以及文学活动的信息。那个年代的大学生,个个都是文学青年,对于文学的兴趣极其浓厚,关于文学的报告讲座都没少听。

1980年前后,朦胧诗兴起,甚有影响。但什么是朦胧诗,大部分人都很朦胧。有一天我在布告栏上看到,有位名叫徐刚的诗人要做一场关于朦胧诗的讲座。虽然我是历史系的,但还是很想听听朦胧诗,于是兴冲冲地找到讲座会场。进入教室后,发现仅有大约十来位听者。但演讲的诗人仍是激情四溢,高谈阔论。他用词晦涩,表述欧化,颇有天马行空之感。听着听着,我感觉有点跟不上诗人的思路了,越来越困。但由于听者不多,我不好意思中途离场,只能枯坐坚持,最终在睡意朦胧中“听”完了朦胧诗的讲座。

这真是:朦胧人听朦胧诗,朦胧来复朦胧去。现在想来,还真有点不好意思!

南大西南楼

 

下篇:难忘的身影

 

清华大学前校长梅贻琦曾说:“大学之谓也,非有大楼之谓也,谓有大师之谓也。”平常之世,难有大师;浩劫之后,硕果仅存。在我们经历的那个黄金年代,我们曾有幸在母校,仰视过那些学界泰斗,受教于那些学术名家。在我对南大往事的记忆中,那些难忘的身影依然鲜活。


1.化学两泰斗

南京大学1978级的学生,不论什么系科和专业,估计都见过高济宇教授和戴安邦教授。原因很简单:第一,因为这两位化学家都住在南园,而且紧靠南园北门,就住在一进南园北门右侧宣传栏后面的两座青砖小楼里;第二,当时这两位化学家每天还去北园工作,和我们学生一样进进出出南大正门。

我们读大学时,高济宇教授是副校长,戴安邦教授是化学系主任。当时两位先生已近八十高龄,仍在坚持教学科研。高先生身板挺直,戴先生略显弓背,但都已拄上手杖。每次遇见两位老者,我都油然而生敬意。

虽然我们是历史系的学生,但是对科学家的崇敬是发自内心的,因为南京大学这所著名学府的声誉,与这些科学家密切相关。我至今仍记得四十年前(1980年),获聘“文革”后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的科学家中,南京大学有以下诸位:化学家高济宇、戴安邦,物理学家魏荣爵、冯端,天文学家曲钦岳,地质学家徐克勤,地貌学家任美锷等。印象中当时清华、北大的学部委员,也就每个学校十位左右。历经院系调整、各种政治运动几十年的折腾,南京大学尚能有此科研实力,足见彼时母校师资力量之雄厚。那是当年我们每个南大学生的骄傲!

1978年到1993年,我在南园生活了十余年,我后来的宿舍离这两位老者的住所仅有百米之遥。十余年中,常常在南园北门附近见到两位老者持杖而行的身影。在我看来,这两位世纪老人(皆享98岁高寿)的科学人生,就是一部南京大学的百年发展史。每当回忆起母校生活,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这两位老人。两位化学泰斗,永远都是我母校记忆中的两座丰碑。


    2.历史系的老教授们

1978年我们入学时,韩儒林、蒋孟引、王绳祖三位史学名家仍然健在。他们领军的蒙元史、英国史和国际关系史三个研究方向,都是国内第一批授予历史学博士学位的学科,足见当年在国内的学术地位。除了这三位权威外,历史系还有刘毓璜等几位学识渊博的老教授,亦令人景仰。

韩儒林教授时任历史系主任。记得第一次见面,是在本系七八级新生开学典礼上,韩先生上台致辞。就在这次讲话中,我第一次听到韩先生说出那句流传于史学界的名言:“板凳宁坐十年冷,文章莫叫一字空。”后来很多年,看到有文章说这句话出自范文澜,而我第一次听到确实是韩先生说的。作为本科生,我们受教于韩先生的机会不多,但有一件小事给我印象很深。1981年春季,郑州大学历史系秦佩桁教授来南京参加学术会议,他提出要拜访一下韩先生,会务组安排我陪同前往。当时韩先生住在青岛路的独门院落内,与副校长范存忠教授合住一栋小楼。当我们来到青岛路韩先生住所时,韩先生打开院门迎接,但却不在家里会客,执意请客人一同走到西南楼三楼历史系元史研究室,然后落座交谈。是家中会客不便?还是觉得不够正式?为何已到家门口还要移步研究室?记得我当时颇为不解。1982年毕业前夕,我和郑会欣、王琛两位同班同学,曾一起和韩先生合影留念。今天看着这张照片,不由得心生感叹:“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

同学(左二为作者)与韩儒林先生在历史系门口合影


蒋孟引教授住在南园小粉桥的一座老式小楼里。从我住学生宿舍到后来住教师宿舍,距离蒋先生住所均不超过百米。自1978年入学,到蒋先生1988年逝世之前,我常常在南园看到蒋先生缓缓徐行的身影。说两件我印象很深的趣事吧。

其一,有一次我在南园的南北方向主路上,看到蒋先生与一外国学者同行,场景甚为有趣:一个老,一个少;一个矮(不到一米六),一个高(超过一米九);一个胖,一个瘦;一个完全谢顶,一个满头卷发。但俩人一边摇摇晃晃行走,一边叽里咕噜用英语交谈,竟丝毫没有违和感。

其二,蒋先生1930年代留学英国,获伦敦大学博士学位。后因众所周知的原因,多年未再去英国。在他暮年,一位学生访学英国归来,给他带回一份最新版的伦敦地图。蒋先生审视良久,指着地图上某处,怅然说道:“我当年就住在这里!”蒋先生的研究生刘为博士当时在场,回宿舍后谈及此事,我们都感慨不已,为先生未能故地重游而遗憾。

刘毓璜教授给我们班级上过《古代汉语》。大一新生由教授讲基础课,这在当今高校恐怕不多见了。刘先生饱读诗书,博学多识,是我所认识的最熟悉“四书五经”的老一辈学者。他在课堂上曾吟诵他感时而发的诗句“最是令人喷饭处,一张白卷闹辽西”,令我们全班同学至今难忘。我研究生毕业留校后,与刘先生同在中国古代史教研室,见面受教的机会很多。后来慢慢了解到,刘先生不仅学问渊博,而且一生追求进步,晚年(1986年)如愿入党。在他的家乡安徽巢县,刘氏家族尤其是后来投奔革命的刘氏三兄弟,被视为红色传奇。

真正堪称传奇的人物,是胡允恭教授。胡先生是职业革命家,1923年由瞿秋白亲自介绍加入共产党,在上海大学学习时与康生同班同桌。他参加过北伐战争,与叶挺私交甚好。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回到上海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1930年担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1932年因受王明排挤,不明不白被“脱党”。真是造化弄人,这位曾经的共产党省委书记,随后又在安徽、福建担任过多个县的国民党政府县长。尽管后来他为我党做了许多工作(包括1948年策反陈仪),但由于历史原因,解放后胡先生已不可能再担任高级行政职务。历经三十年的革命生涯后,胡先生于1952年阴差阳错地成为南京大学历史系的教授。又过了三十年,胡先生已是潜心南明史研究的八旬老者,而我则是一名明清史方向的研究生,我们就是这样有了交集。尽管我读过胡先生所著的《李自成与张献忠起义》(内部印刷本),也读过他的系列回忆文章,但印象最深的还是与胡先生的几次闲谈。有一次,胡先生因病住在南大医院,系里安排我去夜里陪护。胡先生虽躺在病床上,思维却格外敏捷,谈兴也很浓。漫漫长夜里,他谈到了他当年的同学康生(那时好像名叫张云),评价是“这个人很阴、很坏”;他也谈到了曾经的直接领导周恩来,敬佩之余也不无遗憾:“周公太爱惜自己的羽毛”,“他怕毛啊!”(以上引号内均为原话)胡先生那浓重的安徽口音,至今仿佛仍回响在我的耳边。


笔者(前排右四)与同学们曾有幸聆听大学者们的讲课。


    3.我的导师

大学毕业后,我继续攻读明清史方向的研究生,导师是洪焕椿教授。

洪先生具有特殊的治学经历。他与茅家琦、王觉非、蒋赞初诸先生年龄相近,都出生于上世纪20年代。但不同的是,茅、王、蒋三位先生都是中央大学毕业的高材生,而洪先生却未上过大学,靠深厚的家学渊源自学成才。他的外祖父是清末著名学者孙诒让,拥有著名的藏书楼玉海楼;他的舅父孙延钊,曾任国立浙江省图书馆馆长、浙江通志馆总编纂。洪先生晚年的代表作《浙江方志考》(60万字)、《浙江文献丛考》,充分体现了他的家学渊源。祖孙三代,治学百年,对浙江学术史的贡献,虽不敢说前无古人,但恐怕是后无来者了。

洪先生非常勤奋。每次我去他家里上课时,他都在伏案写作。甚至在他身患重病做手术后,依然手不释卷,从不虚度时光,令我深受感动。最难能可贵的是,作为那个时代的学人,洪先生没有门户之见,乐于助人。在此讲述一件鲜为人知的往事,可能中文、历史两系的校友会感兴趣:当洪先生逝世后骨灰在校园里安葬时,在场的只有先生家属和学生寥寥数人,却见中文系赵瑞蕻教授匆匆赶来。洪、赵俩人什么关系呢?原来,赵先生虽才华横溢,在中文系却境遇不佳。洪先生在重要场合仗义执言,终于解决了赵先生的重大关切。这位满头白发的翻译家、诗人是性情中人,比洪先生还年长五岁,此刻特意赶来送别知音,当场哽咽失声,悲恸不已。那情景令我终生难忘!

很多年来,当我想起导师时,心情都有些复杂。一方面是负疚,因为我没有自始至终从事学术研究;一方面是感恩,因为洪先生的勤奋精神始终激励着我。所处时代不同,人生轨迹自然相异。作为一介书生,我别无长处,在这个前所未有的转型时代,正是靠着像导师一样的勤奋和钻研,最终实现了一直追求的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这或许才是最能告慰导师的。

2020年,是洪焕椿先生一百周年诞辰。谨以这段短短的文字,作为献给导师的一瓣心香。

洪焕椿先生


    4.青春,灿烂的忧伤

当我回忆起南大往事时,常常会想起何如教授。

何先生是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著名的法语翻译家。说来也巧,我在考入南大前,就已知道何先生的大名。我高中的班主任,是“文革”前南大法语专业的毕业生。1978年春季我们准备高考时,班主任也在备考南京大学法语专业的研究生,导师就是何如先生。后来听说,那年何先生一个研究生也没招到,因为考题太难了。

其后在南大,多次听老师同学们说起,对何先生的了解更多了:《毛泽东选集》1—4卷法译本的最后定稿人,《毛泽东诗词》法文本的翻译者,国内第一批唯一的法语专业博士生导师。景仰之情日增,在校园里见到何先生的时候,每次都毕恭毕敬地行注目礼。

我发现,何先生的眼神似乎比较忧郁。有一年初夏时节,我几次在南园北门处见到何先生,他总是站在布告栏前,望着面前来来往往的青年学子,若有所思,目光忧郁。有时何先生又不拘小节,手拿一根冰棍,就站在那里一口一口地呡着。有同学笑谈,何先生只喜欢与漂亮女生说话,从不搭理男生。我虽不认同这个说法,但却一直不太明白,为何印象中的何先生总是眼神忧郁、甚至略显悲伤?难道是受他毕生研究的法兰西文学的影响与熏陶?

在写这篇短文时,有一天我偶尔听到了歌手汪峰的《再见青春》:

   

“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

      再见青春,永远的故乡。

      再见青春,再见灿烂的忧伤。

      再见青春,永恒的迷惘……”

 

歌声引起了我强烈的共鸣,一瞬间想到了何先生。这位暮年的翻译家,这位充满法兰西浪漫气质的诗人,那忧郁的眼神分明与青春有关!韶华已逝,青春不再,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灿烂的忧伤”和“永恒的迷惘”啊!我忽然有点理解何先生了。

我已然决定:下次回到母校时,一定要专程去到南园北门的门口,就站在当年何先生驻足的地方,尽情观望那些青春靓丽的面庞,全然不顾旁边诧异的目光。



再见,美丽的青春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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