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我曾随同曲钦岳校长在北京拜访被誉为“教育宗师,科学泰斗”的校友严济慈先生(1901年1月23日——1996年11月2日)。30年后,因为再次赴法任教,与几位系友校友在塞纳河左岸的拉丁区相聚,又来到了严济慈先生曾经留学4年又工作过2年的地方。虽然他在留学期间刻苦学习,一度有半年之久都没去过近在咫尺的河边休闲散步,但这里的大街小巷仍然留下了他的不少足迹。所以,在随意穿过那些高低错落、狭窄古旧的巷子,又来到岸边闲坐的时候,不由得引发出对这位老校友的一番怀想,到严济慈先生家里拜访的情景也重新浮现出来。
那是在1986年10月12日,经中央大学校友王竹琴先生的联系,曲校长由我陪同如约到了严济慈先生的住处——位于北京市中心的一个四合院。这个四合院保存得很完好,周边也很清洁、安静。这天是星期日,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严济慈先生平常在家休息不会客,但因为是母校的人来了,就打破了惯例,在宽敞、明亮的南房客厅接待了我们。
严济慈先生当时已是85岁的高龄,早就被尊称为严老,但精神矍铄,谈锋甚健。特别是讲起在母校学习、工作的经历,更是语如泉涌,深情厚意流溢于言表。
严老出生于浙江东阳的一个家境贫寒的农民家庭,但自高祖以来就有读书的家风,母亲所在的家族也同样有读书的传统。所以他从小既干农活,又在严家祠堂的蒙馆上学,由叔祖父启蒙。后来父母和亲友又供他上了新式小学、中学直至大学。在学校里,因为严老的聪颖过人和勤奋努力,有幸得到众多名师的特别关爱和提携,因此也就特别迅速地成长起来。
严老讲到,在东阳中学读书时他就得到英语老师、著名翻译家傅东华先生的青睐。傅先生为他讲授英美文学原著,还帮助订阅英文报刊,使得严老不仅切实提高了英语水平,还由此养成了国际性的眼界。严老字慕光,就是傅先生据其谱名“泽荣”而取的,对他寄以追求光明和真理的殷切希望。后来,因为感念师恩,严老在七子一女的名字中都嵌入了一个“光”字。在以浙江省第一名的成绩考上南高师(南京大学前身)以后,严老又深得留学归国的何鲁、熊庆来和胡刚复三位名师的喜爱,因为成绩特别优异,并总是超年级上课,没毕业就被聘为南高师附中和大学暑期学校的数学教师,还因老师的介绍编著了两本教科书《初中算术》和《几何证题法》先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严老大学一毕业即被破格接受为中国科学社正式社员,随后又经老师的推荐去法国留学,并得到他们的合力资助。严老与这三位恩师当时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年龄相差没超过十岁,师生之间结下了亦师亦友的深厚情谊。所以严老还特别提到,1923年他出国留学前在秦淮河畔举行订婚仪式以及1927年留学回国后在上海举办婚礼,男方介绍人就是何鲁先生和胡刚复先生。
在法国,严老留学于巴黎大学理学院(现为皮埃尔和玛丽居里大学-巴黎第六大学),博士论文的指导老师是著名物理学家夏尔·法布里(Charles Fabry)先生。他在光学上有精深的造诣,现在巴黎高等光学研究院的一个研究所即以他命名。(严济慈先生的留法信息承蒙目前任职于法国巴黎郎之万研究所的校友贾小平教授查实惠示,谨致谢意。)法布里先生是严老普通物理学口试的主考官,对才华出众的严老也十分推重,他接受严老到他的实验室工作,并为之确定了博士论文研究课题《石英在电场下的形变》。1927年他在当选法国科学院院士后首次参加例会时所宣读的论文就是严老刚刚完成的博士论文,这对于严老来说是非常崇高的荣誉。
严老所讲的这些往事对我这个文科生来说有很多都是闻所未闻,即使因事先做过功课而有所了解的那一部分,当面再听严老亲口讲述,也是十分生动、亲切。为回应严老,我表示在中文系读书时拜读过傅东华先生的翻译著作《飘》、《失乐园》,还有其他的一些文史著作,如《李清照》、《文学百题》等。严老听了微微点头,或许是感到对眼前的这个年轻人谈起似乎早已不为人所知的傅东华先生还不完全是对牛弹琴吧。
严老杰出的科学成就早已传闻天下,他后来提出的“敢于好高骛远,善于实事求是”的治学名言,与两江师范学堂(南高师前身)监督(校长)李瑞清先生所提的“嚼得菜根,做得大事”的校训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其中所体现的高明境界十分令人神往。不过在这次拜访中,严老谈得更多的不是他的学术研究,而是教书育人的经历和体会。严老讲到,他留学回国后曾同时应聘于沪宁两地的四所大学。每周五下午从上海坐火车到南京来讲课,星期天再赶回去。两地奔波,也不觉得辛苦。50年代后期他参与创办中国科技大学,并重登讲台,每周讲授电动力学和普通物理学课程,连续讲了6年。同时,严老还特别重视讲课的效果,认为上讲台讲课,就好像把一部小说成功地搬上舞台,首先取决于剧本的改编。即要理解、掌握小说的真义,使得演出二三个小时的剧本不仅能够反映出小说的全貌,而且能把小说最重要最精彩的部分突出出来。其次,最后的成功与否还要取决于演员的表演。所以,上讲台讲课也是一种高难度的艺术,一定要全神贯注,进入角色,甚至可以眉飞色舞、手舞足蹈,以紧紧吸引住学生,这样才可能产生好的效果。严老还讲到,他自己讲课的方式就是一定要对所讲内容了然于心,事先并不准备讲义,课堂上自然也不照本宣科。曾有人问严老为什么要在教学上如此倾注心血?严老的回答是:“我的老师对我就是很关心的,没有他们的栽培,就没有我的今天。”由此可见严老的感恩之心。后来在严老的一些文章中还看到他说科学的未来属于科学青年,一定要竭尽全力帮助他们成长,并在许多纪念文章中看到严老对于年轻学者不同寻常的关爱和提携,足以媲美他当年的各位恩师。显然,在严老那里,竭尽全力帮助年轻学者成长不是口头上的漂亮话,而就是事实本身。所以,教书育人和科学研究兼善并重,两者相辅相成在严老那里体现得特别突出,这样才使得他成为中国现当代集科学家和教育家于一身的一位典范。
严老还特别讲到他与妻子张宗英的爱情就是在母校校园中孕育而成的。张宗英先生祖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宿迁,长于六朝古都,所以严老说她是南京人。她先在北京读女子高等师范,1920年又回南京考上南高师(东南大学),是入校最早的八位女生之一,也是近代以来国人所创办高校中最早一级男女同校的女生。以前我曾拜读过冯友兰先生的回忆文章,其中讲到他的母校北京大学是最早招收女生的,冯先生对此很以为自豪,所以听严老这样说有些疑惑:怎么又是南高师最早招收女生的呢?后来查阅了相关资料,才知严老的记忆更为精确:在决定招收女生和正式招收女生入校的时间上南高师都比北京大学早了一年。
从严老那里还得知,张宗英先生由理转文,读的就是中国文学专业,1923年他们两人订婚时,女方的介绍人就是中文系的陈中凡先生和胡小石先生。原来她不仅是校友,而且还是系友。这位本系前辈学长比严老年长一岁,本是书香门第(父亲是两江师范学堂的教习张鹤龄先生)的才女佳人,但接受了新式教育,思想很前卫,积极参加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严老称之为自由恋爱的辩论家。她敢想敢说敢为,主动向严老示爱,于是结成了一段自由恋爱的姻缘佳话。此后,在半个多世纪的人生旅途中,张宗英先生全力支持丈夫的工作,辛勤养育了八个子女,除了不幸幼年夭折的三个孩子之外,长大成人的五个儿子(严又光、严双光、严四光、严武光、严陆光)都成为了理工科或文科方面的专家学者。他们的五个儿媳也同样都是从事教学科研的专家学者。这样的教育之家或学者之家在当下看来好像平淡无奇或者令人羡慕,但凡是了解读书人曾经被定性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被下放“牛棚”进行劳动改造的那段历史的人都很清楚全家两代十二口人都做读书人会有多么艰难的人生经历。严老讲话的一个细节也很惹人注意,那就是他只说读书人而不说知识分子这个词。这些地方都很能体现他们夫妻二人逆流而上的价值观和独立人格。所以,周谷城先生曾作诗赞曰:“学府东南有女生,首开风气自由婚。于今伉俪双高寿,当日青年正妙龄。五子登科开学运,一家小院有科名。家庭幸福斯为美,不愧先驱作典型。”目前南大文学院早已是女生如云,如果她们知道了这位前辈学长的爱情故事和生活历程,会不会感到榜样力量的巨大呢?
张宗英先生于1984年11月3日在北京因病去世,享年84岁。第二天,严老以自己的名义发布了讣告,并特别安排在11月11日(他们的结婚纪念日)这一天与亲友一道与之作了最后的告别。说到动情处,严老站起身来,带我们走进了客厅西边的房间。里面的布置很简朴,但十分突出的是:一面墙上挂着一张严老夫妇和一个孩子当年在巴黎的合影(严老当时只是告知是出生在巴黎的第二子,后来才得知文革中他在四川被造反派毒打惨死,成了严老夫妇二人心中的永远之痛),另一面墙边的桌子上放着妻子的骨灰盒和遗像,遗像前放着一束白花。后来还得知,严老每天早晨起来总是先向妻子遗像三鞠躬,再默坐三五分钟,然后才开始一天的活动。这一切都寄托了严老对家人的真挚感情,让人深为感动。面对张宗英先生的遗像,我随曲校长郑重地鞠躬致礼,以表达对前辈校友的敬仰和哀思。
这次曲校长拜访严老,首先是代表母校探望德高望重的前辈校友,请教治校之道。严老教学、科研兼善并重的突出特点以及高度国际化的开放眼光(他为中国科技大学的题词“创寰宇学府,育天下英才”也体现了同样的办学理念)与南大的发展思路不谋而合,而曲校长在任期间也从一位天文学家成功地转变角色,成为新时期的一位勇于开拓创新、成绩卓著的中国大学校长,诚可谓渊源有自。其次还有一件具体的事情,就是恭请严老担任北京中央大学校友会的名誉会长。严老很高兴地应允下来,并谦虚地表示愿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帮助母校做好工作。这对南大来说自然也是重要的支持。
曲校长说话总是条理清晰,要言不烦,所以在这次拜访中主要是倾听严老侃侃而谈。不知不觉中,时针已从9点走到了11点20,严老仍然精力旺盛,兴致不减。我们很想再多听听这位世纪老人的肺腑之言,但考虑到严老已经高龄,不宜过于疲劳,于是不得不告辞作别。严老先是把我们送出房门,请他留步,但他又一直送到院子大门之外。等我们上了车,他还站在大门外面缓缓招手。虽然时光流逝了30年,严老的面容已经有点儿模糊了,但这个送别的场景还是深深地留在记忆中了。
图为严济慈学长为南京大学《校友》刊物的题词
忽然之间,巴黎圣母院的钟声把我从回忆中震醒过来,周末傍晚作弥撒的时间就要到了。循声望去,只见金黄色的光芒映照在蓝天白云衬托着的大教堂之上,虽然从我们坐着的地方看到的只是教堂的左侧面,但仍然能够感受到整个建筑的雄伟壮丽和肃穆庄严。这座教堂虽是中世纪的旧物,但早已成为巴黎这座现代化大都市的不可或缺的著名标志,每一次直接或间接地与它接触,都会让人产生新鲜的感受,激发出思想的活力。我想,对于人类创造的杰作和创造了杰作的人们来说永远都是如此吧。
2017年5月21日于南京
(周欣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