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若定教授送我一本自传体回忆录《一路风雨一路晴——我的人生之旅》，还特地声明“是自费出版的”。这本自传依据日记与亲身经历写成，对我们了解近八十年来的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教育界的风云变幻极具史料价值，不过我只想谈一点读后感，那就是好老师对学生的教诲，就像春雨默默无声地滋润着禾苗一样，有时能改变你一生的命运。
胡老师1935年11月出生于湖南省湘乡县德田乡大源村。祖父是位秀才。父亲为黄埔军官学校六期学员，曾任湘阴国民兵团上校团长，后来又升任某部少将参谋长，参加过著名的长沙保卫战，不过终因肺病返乡医治无效，于1944年去世。这样的家庭出身非常重视教育，但是在土改运动中土地与房屋都被分掉了，孩子们的前途也令人担忧。1950年11月，他只有15岁，初中二年级还没有念完，就毅然报名参了军，被分配在部队卫生医疗部门学习与工作，在部队度过了五年多的军旅生涯，于1956年3月下旬回到家乡，寄居在婶母家那又狭窄又肮脏的陋室里，闭门苦读了4个月，居然以同等学力考取了中山大学中文系。
这一奇迹的发生，首先应当归功于他的那些优秀的启蒙老师。胡慧根是他深爱的一位小学教师，多才多艺，音乐、体育、美术无所不能，书法也很好。胡教授回忆道：“我在学校的演讲比赛中得了第一名，他在一幅横轴上亲笔题写‘舌吻冠伦’四个大字，作为奖品赠给我。他还善于发现每个学生的点滴长处，他看了我一篇幼稚的习作《我的朋友》，认为写得不错，寄给《湘乡民报》发表，这对我进一步学好语文，是一个极大的鼓励。”（31-32页）还有位年轻的音乐老师叫刘玉梅，刚从湘乡师范毕业，音色优美，歌路宽广。胡教授说：“她还在学生中组建业余歌唱队，教唱大型叙事歌曲《炸桥》，并指定我为男生领唱，在她熏陶下，我对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我的毕业纪念册上，刘老师的题辞是：‘想做马上就做。’这六个字可谓切中肯綮，因为我的性格中有疏懒的一面，往往想得多，做得少。”（32-33页）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就读双峰中学时的语文教师王邦英，不但课堂讲授精辟生动，而且要求学生除写好作文外，还要养成写日记的习惯，记读书心得、思想杂感，故人往事，实际上就是每天写一篇小作文。胡教授说：“他不只是提出要求，而且定期检查批阅。有一次，他把我叫到他的小屋，打开日记，我看到密密麻麻的朱红小字，有语句的增删，也有眉批，他热情地肯定我的成绩，也指出在哪些方面需要下功夫。这种依据学生写作实际的面对面的教诲，使我深感受益良多。”（43页）胡若定就此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写日记不仅能培养学生观察生活、分析问题的能力，也极大地提高了胡若定的写作水平。也许就凭藉这样的功底，他勇敢地报考了中山大学中文系，并且被录取了。
胡若定1960年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南京大学中文系写作教研室任教。他在中山大学中文系求学期间，就在《羊城晚报》的副刊《花地》上发表了不少散文、杂文、评论，他的处女作《春蚕》还被收入由著名作家秦牧作序的散文集《春城飞花》中。所以胡老师教写作当然是胜任愉快的。当时的写作教研室主任由著名语言学家洪诚教授兼任，据胡老师介绍：“为了提高青年教师的业务水平，他每周为我们讲授一次《文心雕龙》，文艺理论教研室也有人前来旁听。《文心雕龙》是一部较深奥的古文论名著，洪先生每次都认真备课，逐字逐句地详加解析，使我们获益匪浅。有一次，洪先生授完课返家，经查阅文献，发现有一字析义欠妥，不待下次授课更正，而是亲笔写了十来张字条，分插在每人的信箱里。我读完纸条，深感震撼。教师应当如何教书育人，为人师表，洪先生为我们做出了光辉的榜样。”（136页）
在大学中文系，写作教师因为没有明确的专业发展方向，而受到歧视。有些教师上课时劲头不大，学生们学习的情绪也不高，有些学校的中文系甚至将写作教研室与写作课都砍掉了。但是，胡老师教写作却十分投入，留下了一些令人难忘的案例。他回忆道：“一次布置学生写童年记忆，法一女生朱瑞芳写了一篇《我心爱的铅笔头》，大意是，因为家庭贫困，无力购买文具，小姑娘偶然捡到一个小铅笔头，视为珍宝，学着画画。母亲早出晚归，小姑娘焦急地坐在门口等待，她‘画星星，画月亮，照亮母亲回家的路’。我在朗读作文时，想不到朱瑞芳竟失声哭了起来。随后我分析文章情感的真挚、细节的生动、语言的简洁。整堂课同学们都静静地听着，空气几乎凝固。课后朱瑞芳送给我一幅高尔基的肖像铅笔画，神形毕肖，我至今还保留着。”（139页）
胡老师不仅狠抓课堂教学，还努力做好课外辅导工作，常深入同学宿舍释疑解难，不少学生也主动上门找他辅导。胡老师说：“1963年暑假，我放弃返湘与母亲、妹妹聚会，决心留校多读点书，补补课。一天晚上，外文系华侨女生林玉平找上门来，说自己汉语写作基础差，希望得到老师辅导。”胡老师在日记中写道：“既然她积极要求学习，我自当尽力帮助。我精选四篇范文，每周讲授一篇，习作两次，并推荐了一些课外必读书，她都欣然同意。”（140页）读罢，我们仿佛看到了他小学老师胡慧根、中学老师王邦英、大学老师洪诚，尽心尽力、无怨无悔从事教学工作的影子。如今的高校教师迫于评价机制的压力，连课堂教学都很难全力以赴，遑论课外辅导。
学生毕业后走出校门，胡老师仍然关心着他们的成长。1977年春，胡老师到洪泽县出席江苏文艺创作座谈会。一天他在街上偶然遇到1963级毕业生万业馨左手提着一桶石灰水，右手拿着一把刷子，在刷标语。闲谈中获知她因为从未谋面的伯父在香港的原因，被分配到洪泽中学教书，不久又被下放到一所农村学校任教。这次因为字写得好，所以奉命到县城来刷标语。胡老师对她的际遇深为不平，在自传中接着写道：“这年冬天，她来信告诉我，准备报考母校研究生，我给她寄去了有关复习资料。第二年，她便以高分录取，成为著名汉语史学家洪城先生的研究生。”笔者深知“我给她寄去了有关复习资料”这句话的分量。因为1978年，我也参加了母校的研究生入学考试，由于长期索居在湖北省阳新县的一座偏僻的矿山，学业荒疏，连一本外语教材都找不到，仅有的复习资料就是随身带着的四本《中国文学史》与四本《古代汉语》，结果名落孙山。万业馨在胡老师的帮助下，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彻底改变了命运，如今已是北京语言大学的博士生导师，她的书法也卓有成就而名声在外。
其实，当年我在南京大学信管系混不下去时，曾找过时任主任胡教授请求调入中文系，想不到他一口答应，并很快办成了调动手续。但是这件事他在自传中没有写。也许他已经忘记了，或许认为这是小事一桩，不值得一提。但是，对于我来说，却非常重要。因为我在本科阶段就喜欢诗，研究生阶段专业方向又是唐宋诗，自然希望能在中文系从事自己所喜欢的教学与科研工作。调到中文系后不久，我就顺利地解决了职称问题，并且担任了教学副系主任，于是我就利用这一资源，为自己排了一门本科生选修课“诗学研究”，顺理成章的弄起诗来。之后还陆续出版了《李清照》、《闻一多》、《唐代妇女生活与诗》、《诗学原理》、《千家诗赏析》、《诗学十二讲》、《诗学问津录》、《徐有富诗抄》等诗学著作。这些都是拜胡先生所赐，有次我在路上偶遇胡老师，特地向他表示感谢，他说：“我们调进了一名骨干教师，哪里还要你感谢呢？”系里有教师说：“老胡当系主任，什么好处也没有得到。”我想，这是对胡老师的最好评价。我想胡先生当系主任，自己虽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但是中文系，特别是中文系的老师和学生，却有了很大的进步，本人就是受益者之一。
（徐有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