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谋（1903－1935），名光达，字尊三，浙江诸暨人，中央大学农学院树木学课程助教，1935年，被派遣前往云南采集植物标本，因奔波劳累，久病成疾，不幸去世，成为中国近现代第一位在植物采集中罹难的学者。陈谋在云南植物考察中，采获标本4500余号。陈谋虽于途中病故，但所采标本均用陈谋名字记载。一部分标本存放于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后标本和纪录均毁于抗日战争。另有数千份标本存放于中央大学森林系和云南农业学校（后转至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保存至今，其中有新植物12种：其中发现新植物12种为近代植物学研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于黄山发现松之新种，曰“黄山松Pinus hwangshanensis Hsia”。于云南发现针叶树二种，一曰“台湾杉Taiwania Housiana Gaussen”；一曰“肖楠Libocedrus macrolepis Benth”。为纪念陈谋，有6种植物的学名/中文正名均冠以他的名字：
陈谋藨草 Scirpus chen-mouii Tang et F.T.Wang
陈谋野古草 Arundinella chenii Keng → 西南野古草 Arundinella hookeri Munro（英语：William Munro） ex Keng
陈谋香茶菜 Plectranthus chenmui Sun ex C.H.Hu → 柄叶香茶菜 Rabdosia phyllopoda （Diels） H.Hara（日语：原寛）
长苞椴 Tilia chenmoui Hu et Cheng
陈谋卫矛 Euonymus chenmoui Cheng
琅玡榆 Ulmus chenmoui Cheng
陈谋藨草、陈谋野古草、陈谋香茶菜、长苞椴皆为陈谋、吴中伦云南采集所得。琅玡榆亦为陈谋在安徽滁州琅琊山采集，1933年陈谋将其苗木由琅琊山移植于中央大学树木园，今位于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园内，树木分类学家郑万钧教授为纪念陈谋的贡献，便以陈谋命名琅琊榆学名，因此，琅琊榆又被称为“陈谋榆”。
位于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园内的琅琊榆
陈谋出生在一个民生愁苦、经济衰颓的时代，从浙江省立第一中学高中部理科毕业之后，一度为诸暨养正初级小学校长，正是因为在基层工作，他对乡村社会的动态危机深有体会，认为要挽救当时乡村的困苦，非肆力攻苦成就学业不可，农村建设须从农林研究入手。于是蓄志深造，教育之余，复奋力潜修。于民国十三年（1924），考入北平农科大学，肄习二年，后因家资不继而中辍，任浙江大学农学院标本部技术员，随钟观光教授研究分类学，殚心竭虑，协助建立了中国大陆第一个按照植物分类系统排列的现代植物园——笕桥植物园，而其服务精神亦为同辈所敬佩。
1930年2月，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由于布展需要，需要大量的动植物标本，时任西湖博览会植物部管理员的钟补求委托浙江大学农学院工作的父亲种观光进行标本采集制作工作，此时的陈谋和钟补勤、张东旭一起负责笕桥植物园的技术工作，主要给植物分类，各区内植物均按科为单位顺序排列，按其生长习性错落有致地种植，每种植物均挂牌标识中文名、古名、拉丁学名及所属科名。3月，陈谋受浙江大学农学院指派，前往舟山、乐清、鰲江、南雁荡山、平阳、永嘉、丽水、遂昌、松阳、缙云、云和一带，行程数千公里，采集鱼类、鸟类以及植物标本数百种，供西湖博物馆使用。并且留下了一本三月十七日到七月六日的采集日记残本。
在日记中，陈谋将这次采集经历和沿途交通路程、风土人情、社会现状等所见所闻，以及经历战乱改道等事由做了详细记录。野外植物采集异常艰辛，除了每天要跋山涉水、风吹雨淋采集种种植物标本，每天晚上还要把采来的标本登记编号，正确归类，压制存档，并且撰写采集日记以备查询之用，常常忙到凌晨才能休息，而次日一早又要动身采集。此外还要邮寄标本回院，回复师友信件。在采集途中，气候突变、战乱改道也成了日常，晕船、受寒等更是时时相随。至此。历时半年，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陈谋等人克服种种困难，完成了此次为西湖博物馆的植物采集任务。
民国二十一年（1932）十月，陈谋应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森林系之聘，到校报到，担任树木学课程助教。在钱雨农教授指导下，工作于植物标本室及树木园，开始为建立中央大学植物标本室，以及《中国植物志》的编纂做准备，统一采集标签并重新开始编号，用中文或者拉丁文详细注明科属名称、采集地点、生长环境等信息。
罗家伦校长签发的聘书
十月二十一日，陈谋在江苏省南京市采集到北美鹅掌楸（Liriodendron tulipifera）标本，他放弃了之前在浙大任职期间上万号标本编号，将其重新编号为M.Chen 1，为中国植物志的撰写准备迈出了第一步。这份标本目前保存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植物标本馆［The Nationsl Herbarium（PE）］。
1932年10月21日，采集到M.Chen 1标本北美鹅掌楸
在之后的两年间，陈谋四出采集标本，近则在中央大学农学院的标本园及金陵大学内，南京周边的黄龙山、明孝陵、紫霞洞、灵谷寺、幕府山、牛首山以及江苏江浦县的林场和句容县宝华山。远则在浙江的西天目山、安徽黄山、安徽琅琊山等地采集，就算在暑寒假回诸暨的时候，也没有中断标本的采集工作。更与其它学术机关交换，年藏标本数万号，中央大学森林系标本室由此打下了基础。在采集调查的基础上，陈谋与马大浦（1904—1992）合著有《南京幕府山木本植物调查》，调查有177个种和变种等，两人还曾合作调查了中央大学树木园（三牌楼中大附中树木园）约308种树种，撰写了《中央大学树木园植物之种类及性质》一文。
1934年，中缅边界发生班洪事件，国民政府令参谋部、外交部派人调查，最终委派当时在南京教授中学地理的云南人周光倬（字汉章）为“外交部特派云南边地调查专员”。中央大学农学院森林系张福延（字海秋，1891—1972）教授听闻后，便建议趁此机会派科学工作者一同前往，调查云南滇缅边境的自然资源并采集植物标本。建议被采纳，决定由中央大学和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各派一人参加。于是，中央大学指派刚从江西安徽一带采集标本回来的陈谋前往，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派年轻的练习生吴中伦（后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同行，随外交部调查团一同前往滇缅边境。
云南素有“植物王国”之称，十九世纪末叶以后，一些国家通过传教、探险、旅行、海关等渠道到云南各地采集植物标本、种子、苗木等，在半个世纪内共采集标本约数十万份，苗术种子三千余种，发表新种数千，还有一些新属和新科，因而得名。但是清政府及国民政府都没有因此重视，资源外流，一任外人掠夺。直至1920年，始有北京大学教授钟观光先生首先到云南采集，但途间遇盗被劫，所获不丰。
陈谋接到前往云南采集任务后，告别已经怀孕五个月的妻子和两个尚未成年的女儿，登上太古公司之新轮“岳州”号直放海防轮，乘船经香港、海口到法属安南（今越南）的海防，登陆乘车到河内，跨过红河，到我国的河口，北行到达云南省会昆明，踏上了充满危险的云南植物采集之旅。
陈谋等人抵达昆明后，由于当局软弱无能，在英国提出抗议谓“在两国未派人会勘以前，单方不能派人调查”的压力下，命令周汉章等暂留昆明待命。这时云南省教育厅介绍省立第一高级农业学校森林科毕业严春发、乡村师范生殷毓森作为练习生加入采集队伍，在昆明附近采集植物，即采得标本五百余号。之后先期出发，离昆明赴大理，行程八百余里，带雨半月，达邓川、宾川诸山，得标本二千五百余号。由大理赴保山，步行五百里，得五百余号，在途中累次把采集到的标本压制后交邮寄回学校。十一月四日，与周汉章等人在大理会合后，经下关、漾滇、永平到保山。
陈谋在大理至洱海途中就受了风寒，幸经中医诊治，不久即告痊愈。之后与吴中伦等人分道而行采集标本，陈谋由保山直接去镇康。由保山到镇康，一路亦无恙，至镇康会合后，旧病复发，转赴孟定，病即转剧，至耿马渐趋严重，由耿马出发后，路益艰阻，以至劳累过度，病情骤然恶化。而沿途多为崇山峻岭，地势险峙，不但轿马难觅，就是滑竿也没法使用。众人只能疾力攀登，陈谋的病情加剧。至抵澜沧前一日，陈谋的病情骤然严重，而以为中途均为荒凉蛮夷之处，决不能停留调养，又听说沿途有卡瓦匪徒攫财行劫，每届春日之时，辄令取人头祭祀田谷，一旦相遇，终难幸免，故亦不便脱离团体而单独行动，只能忍痛负病而行。于三月十七日抵澜沧，病势稍减，陈谋于吴中伦函中附言，云“原欲在澜沧休养，无奈澜沧系一小县城，地处山谷间，交通不便，居民仅百余户，欲购蔬菜，都无觅处，如何可以养病，决候轿再赴思茅休养”等语。陈谋到达思茅之后，有函至学校，谓“此间有西医院治病甚便，刻已愈十之七八矣，拟休养旬日，即返昆明”云云，谁知道陈谋因当日操劳过度，更以是晚饮食不洁，病势又增，虽经多方诊治，迄难奏效，平时健壮的身体，竟至病骨支离。当时思茅县城正值鼠疫流行，十室六空，于是没有做任何停留。途经磨黑、把边、通关、赡鲁坪等地，病情有增无减，一路呻吟，面容消瘦而枯黄，自云夜间不能睡眠，腰背皆痛楚，睡眠实不能安，亦即不能卧下，则痛苦殊甚。当时药品为周光倬部所购，大部分是急救用药，只是携带少数医治肾病的针药，而且早在思茅已经给陈打完。而陈谋的意思既然无药，只有赶路，待到昆明之后再进行医治。而这时陈谋的肝脏已经比在思茅时膨大。连日赶路，劳顿不得休息，途中又遇雨，愈增其病状。1935年4月27日，在离墨江县城约十余华里之处，陈谋不幸与世长辞，终年32岁。据同行者报称：“其病原初为恶性虐，继以筋骨疼，由肾脏炎转腹膜炎，临终无遗言。”
此行为时约一年，途经30余县，行程近一万华里，共采集标本四千余号。途中人烟稀少，栉风沐雨，风餐露宿艰苦万分。陈谋虽然身有病，仍勇往直前。起早摸黑，登山越岭，白天采集标本，晚上还要记录、编号、翻换、压制。在陈谋去世前几天，病重之下，仍不忘采集植物标本，二十五日，于普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至墨江途中采集到云南杜鹃（Rhododendron yunnanense Franch.）标本（M.Chen 4578）、麻风树（Jatropha curcas）标本（M.Chen 4562）、多花山矾（Symplocos ramosissima）标本（M.Chen 4563），这几份陈谋在生命最后时刻采集的标本被保存于PE馆，成了历史的定格。四千五百多号的植物标本，连同13本采集簿通过邮局一同被寄回学校，目前，其中的12本采集簿还保存在南京林业大学，1本连同标本缺。
陈谋逝世前两天采集的多花山矾（Symplocos ramosissima）标本（M.Chen 4563）
陈谋逝世后，在墨江县政府的协助下，买了一副柏木棺材入殓，采集团成员及县府官员参加祭奠，遗体被安葬在云南昆明太华山下明光寺东面（昆明市东站外三公里处，原建设厅苗圃旁）。陵墓由云南省建设厅承建，墓为圆形，用水泥建造，纵横各二丈余尺，上覆以圆顶，墓前开墎门，外立大理石碑，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为之勒石为记。墓前铺有石板祭桌一方，前两旁置两石磴。墓地四至钉镌“陈谋”字样石界，墓后左右栽培松柏。（今废）
噩耗传至中大，全校为之震愕，除追悼请卹外，一九三五年六月一日，中央大学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校长罗家伦带病亲自主持，并撰写挽联云“瘴疠折求真志愿；蛮荒留殉学精灵”。罗家伦在追悼会上致辞：
“今日乃哀痛之日，陈先生之死，在座诸位谅皆已明悉，是为学问而死，是为探险而死，是为启发边疆而死。陈先生对学校服务，十分忠诚，对学问研究，十分恳挚。此次赴滇，本有两重意义：一是为国家。边疆状况不明，有许多关于边疆之知识，须经实地考查，加以审察。一是为学术。那边有不少物产，未经开发，经实地考查一番，对学术自有绝大之贡献。陈先生去后寄回标本有二千种之多，经专家鉴定，有许多为新种。地理系韦司曼先生在云南曾遇陈先生，韦先生对陈先生力疾从公之精神，表示十分敬佩。近代科学本是积许多伟大人物壮烈牺牲而成，以兵工论，据朋友说，五年之中在中国炸死在实验室内者，已有九人。不单兵工，不单中国，世界上若没有这许多牺牲者，决无今日之人类文明。同人对此次陈先生之因公致死，非常哀悼。陈先生若不死，用此种深入蛮荒不计利害之精神，继续干去，将来成就何可限量！陈先生之死，在中国可谓开新纪元，于中国学术前途，一定有绝大影响。对陈先生家属，同人一定努力设法安慰，现在除照本大学例抚恤外，请教育部准依因公殉难最高恤金抚恤。陈先生三个幼女，都可在本校实验学校免费读书。兄弟希望陈先生寄回标本中之新种，请专家定名时，即引用陈先生大名，以为永久纪念。本人今日虽有病之感，于陈先生之壮烈精神，不敢不到会略为报告，以示一个人惋悼之忱。”
校长罗家伦撰联悼念陈谋先生
众多同仁在追悼会上也做了演说，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王世杰赠以“劬学忘身”匾额。钱崇澍撰联“蛮烟瘴雨黯征途，倘长驱万里而还，奚似河源探星宿；犵草狪花搜绝徼，有遗泽千秋不朽，忍教马革葬熊溪”。郑万钧撰联“力学廿年，那堪旷代英才疠域奔驰伤永逝；同声一哭，更听五溪烟水碧流清浅咽归魂”。姚开元撰联“为学术而牺牲，恨未完成壮志；是吾侪之典型，允以志悼勋名”。黄建中撰联“痛英才之夭折；为科学而牺牲”。有祭陈尊三先生文，由张楚宝宣读：
维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六月一日国立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暨同人等敬以清酌素羞之奠致祭于故助教陈谋先生之灵曰：呜呼！南天万里，素称瘴乡，毒蛇猛兽，疫疠猖狂。如有撄者，非死即伤。自隶版图，未窥奥堂。狡焉异族，思启封疆。不惮险阻，接踵趋锵。窥我困仓，坏我边防。环顾国人，曷胜惭惶。惟我学府，有责兴亡。我有林木，我有苞桑。应有学者，自探宝藏。陈君应命，整箧束装。寒暑互易，载里餱粮。跋涉所经，牂牁澜沧。奇葩异草，远道寄将。资为研讨，益我上庠。方期晚成，蔚为人望。讵染瘴毒，金石为戕。不自暇逸，力疾遄行。无医无药，殒于墨江。警电传来，全校悽怆。站鸢淫潦，竟丧我良。君所竖立，邦家之光。景行行止，山高水长。魂兮归来，格此馨香。呜呼哀哉。尚飨。
六月三日，中央大学印发了《陈谋先生殉学纪念特刊》以纪念陈谋先生。
人死有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陈谋先生在资金缺乏、条件艰苦的情况下，长年不懈地上山调查采集标本，从学校放假的暑期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一直都在采集标本的途中。正是因为有陈谋这样一大批为科学献身的植物学者，为开发中国的植物资源做出了默默无闻、长期不懈的努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中国第一代植物人其行其果，为后人树立了典范。
（文/郦勇，浙江越文化研究中心绍兴文理学院越文化研究院兼职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