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城西湖学军之记忆

发布者:徐月瑶发布时间:2022-04-19浏览次数:10

1963年至1968年,笔者在南京大学读书。名为学生,其实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就已无书可读。1967年全国大乱,靠了军队的支持,好不容易才把乱哄哄的局面大致敉平。各省陆续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但大权差不多都被军人把持。拿江苏来说,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即由南京军区司令许世友出任,党政军一把抓,比省长的权大得多。

1968年时,许世友虽然坐上了江苏的第一把交椅,但坐得并不太平。江苏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还在,从省上一直闹到各县市,时不时还要武斗。当时南大对立的两派虽然已经“联合”,但貌合神离,不时要闹一闹。南大一闹,江苏的两派就跟着闹。许世友施出釜底抽薪之计,把南大学生送到军队去训练。南大两派的头头当然明白许世友的用意,但只能在心里暗暗叫苦,嘴上还得“坚决拥护”。这是因为,大学生向解放军学习,乃是“最高指示”,谁都不敢违抗的。

1968年6月某日,南大学生先在南京下关乘渡轮到浦口,再搭乘军车向安徽境内开去。1966年文革开始时,学校里共有66、67、68、69与70五届学生。到1968年时,66与67两届学生已经毕业离校,剩下68、69与70三届学生两千多人。

那一天,有一百多辆军车排成长蛇阵,前不见头,后不见尾。每辆卡车大约坐二十个人,再加上行李,挤得连转身都难。那时的公路质量很差,许多地段还是黄土路,车队扬起的尘土遮天蔽日,学生们不分男女无不灰头土脸。公路又颠簸不平,许多学生晕车,再也顾不得斯文,趴在车厢板上大口大口地朝外吐,吐过了还要背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此行的目的地是不准打听的,说是军事秘密。两千多人颠了一天,终于在傍晚时到达一个叫城西湖的地方,不少同学已经连爬下卡车的力气都没有了。凭着随身带的小地图,才知道我们已从安徽省的东南部,斜穿到了西部。

长途跋涉不过是下马威。第二天,就有军官向我们宣布“三不准”:不准打长途电话,不准擅自离开军营,不准找当地造反派联络。这样一来,就把南大学生同外界隔绝了。许世友把我们送来这里的本意,正在于此。城西湖是南京军区辖下的军垦农场,这里并没有湖,四周是土山,中间是一眼望不到边的盆地。此处紧靠淮河,1950年代在岸边造了一座大型节制闸。一旦淮河发大水,危及大堤和下游城市,就打开节制闸,把洪水引向城西湖。也就是说,城西湖是用来作泄洪区的,不过,这种严重情况还没有发生过。许世友部下一个师常年驻在城西湖,耕种十几万亩土地。

我们在城西湖,半天开会,半天劳动。开会就是学习“最高指示”和文革中的那一套,乏善可陈。倒是在城西湖劳动的所见所闻,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许多年过去,仍然记忆犹新。当时正值麦收,站在高岗上放眼望去,全是金黄色的麦田,阵风刮过,掀起无边麦浪,确有些诗情画意。军队有不少联合收割机,又称“康拜因”。这种机器有二层楼那么高,前面是一个大滚筒,能把麦子卷进去。机器内部进行脱粒,麦杆向左边拋出去,麦粒则直接装到在右侧随行的卡车上。要是没有这种大型机器,靠人手和镰刀,不知要忙到何时去。以前,我们经常下乡劳动,但用的都是镰刀,累得死去活来,没想到在城西湖上了一堂农业现代化的启蒙课。

城西湖的夜景更是壮观。十多万亩麦子收割后,麦杆的处理是大难题。当地无法利用麦杆来造纸,只有一个办法:烧。白天割了几千亩麦子,晚上看准了风向就放火烧麦杆。我们站在高岗上,看着黑夜里远远近近燃起大火,火借风势,风助火威,直烧红了半边天。这样壮观的景象,我此前此后都不曾见过,至今仍深深地刻在脑海中。

我们同城西湖的驻军相处得不错。其它地方的驻军,总爱夸耀自己的光荣战史。这支部队恰恰相反,对其战史非但闭口不谈,简直就是讳莫如深。相处时间长了,我才从师部一个参谋那里得知他们是独立师,但原本是60军180师。在许世友统辖的三个野战军中,60军是战斗力较弱的一个;而180师又是60军中最弱的一个师。这个师参加过朝鲜战争,在第五次战役中被美军包围,突围时几乎全军覆没,人员大都被美军俘虏。在战俘营中,就数这个师的人最多。只因师长侥幸逃了回来,180师的番号才得以保留。但是,这个师从此一厥不振,只能改编为独立师到城西湖来种田,实际上成了农垦部队,怪不得从官到兵都神气不起来。既然部队和学生都不得意,彼此相处当然不错。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谁也不知道许世友想把我们圈在这里多久,也不敢打听,因为这又是军事秘密。到了第20天头上,事情起了突然的变化。那天上午,我们正在割麦,为康拜因开出一条路来。天边忽然飞来一架直升机,那时候直升机还不多见。大家正好奇地望着,那只漆成草绿色的“大鸟”说话间就飞到了我们头顶,降落在旁边的麦田里,刮起一阵大风。机舱里走出几个军人,为首的竟然就是许世友。只见他身着绿军装,个子不高,脸皮黑黑。他大步走到我们中间,说我们割麦的姿势不对,说应当把镰刀贴近地面,这样麦桩就会短些。他拿过镰刀,一边说一边示范。平心而论,他割麦子确是一把好手。可是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在城西湖麦桩留长留短根本没有差别,到了晚上一样要烧掉的。

许世友割了一会儿麦,就停下来对我们讲话。我离开他只有三四步远,听得特别真切。他说:“我昨天晚上刚从北京回来,今天早上就到你们这儿来。我这次去北京,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命令我去开会。开完了会,昨天我又去林副主席那儿汇报工作。我向林副主席报告,我把南大的学生送到城西湖农场去训练训练。林副主席问我,准备让南大学生在那里训练多长时间?我说准备让他们住三个月。林副主席说,时间不需要那么长嘛,我看有三个星期就差不多了嘛。林副主席的话就是命令。所以我昨天晚上回到南京,今天早上就飞到你们这儿。今天是你们来这里的第20天,明天是第21天,三七二十一,正好是三个星期。军令如山,一定要坚决执行。你们明天就返回南京。我已经命令调集车辆,明天一早就送你们离开城西湖。”许世友讲完话,登上直升机飞走了,我们则立即回到住地收拾行李。第二天大清早,全校学生就登车返回南大。

其实,我们的突然离开,恰巧也逃过了一劫。原来,就在我们离开城西湖的当天下午,淮河流域就下开了瓢泼大雨,而且雨势越来越大,淮河水势猛涨,超过过去十多年的水位。为了大堤和下游的安全,总理周恩来亲自下令打开节制闸泄洪,城西湖顿时成了汪洋泽国。十多万亩田地上未收割的麦子和已经播种的豆子,连同没来得及撤走的大型农业机器,全部泡在了洪水之中。我们这两千多学生,若不是走得及时,肯定要受大罪,因为城西湖那一带都是黄土路,一下雨就成了黄泥荡,汽车是无法通行的。为了抢在泄洪之前逃出城西湖,两千多学生势必要背着行李,在黄泥荡里苦苦挣扎,也许要走两三天才能脱离雨区。

这是发生在五十多年前文化大革命中的真实一幕。


    (文/王自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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