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至1968年，笔者在南京大学读书。名为学生，其实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就已无书可读。1967年全国大乱，靠了军队的支持，好不容易才把乱哄哄的局面大致敉平。各省陆续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但大权差不多都被军人把持。拿江苏来说，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即由南京军区司令许世友出任，党政军一把抓，比省长的权大得多。
1968年时，许世友虽然坐上了江苏的第一把交椅，但坐得并不太平。江苏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还在，从省上一直闹到各县市，时不时还要武斗。当时南大对立的两派虽然已经“联合”，但貌合神离，不时要闹一闹。南大一闹，江苏的两派就跟着闹。许世友施出釜底抽薪之计，把南大学生送到军队去训练。南大两派的头头当然明白许世友的用意，但只能在心里暗暗叫苦，嘴上还得“坚决拥护”。这是因为，大学生向解放军学习，乃是“最高指示”，谁都不敢违抗的。
1968年6月某日，南大学生先在南京下关乘渡轮到浦口，再搭乘军车向安徽境内开去。1966年文革开始时，学校里共有66、67、68、69与70五届学生。到1968年时，66与67两届学生已经毕业离校，剩下68、69与70三届学生两千多人。
那一天，有一百多辆军车排成长蛇阵，前不见头，后不见尾。每辆卡车大约坐二十个人，再加上行李，挤得连转身都难。那时的公路质量很差，许多地段还是黄土路，车队扬起的尘土遮天蔽日，学生们不分男女无不灰头土脸。公路又颠簸不平，许多学生晕车，再也顾不得斯文，趴在车厢板上大口大口地朝外吐，吐过了还要背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此行的目的地是不准打听的，说是军事秘密。两千多人颠了一天，终于在傍晚时到达一个叫城西湖的地方，不少同学已经连爬下卡车的力气都没有了。凭着随身带的小地图，才知道我们已从安徽省的东南部，斜穿到了西部。
长途跋涉不过是下马威。第二天，就有军官向我们宣布“三不准”：不准打长途电话，不准擅自离开军营，不准找当地造反派联络。这样一来，就把南大学生同外界隔绝了。许世友把我们送来这里的本意，正在于此。城西湖是南京军区辖下的军垦农场，这里并没有湖，四周是土山，中间是一眼望不到边的盆地。此处紧靠淮河，1950年代在岸边造了一座大型节制闸。一旦淮河发大水，危及大堤和下游城市，就打开节制闸，把洪水引向城西湖。也就是说，城西湖是用来作泄洪区的，不过，这种严重情况还没有发生过。许世友部下一个师常年驻在城西湖，耕种十几万亩土地。
我们在城西湖，半天开会，半天劳动。开会就是学习“最高指示”和文革中的那一套，乏善可陈。倒是在城西湖劳动的所见所闻，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许多年过去，仍然记忆犹新。当时正值麦收，站在高岗上放眼望去，全是金黄色的麦田，阵风刮过，掀起无边麦浪，确有些诗情画意。军队有不少联合收割机，又称“康拜因”。这种机器有二层楼那么高，前面是一个大滚筒，能把麦子卷进去。机器内部进行脱粒，麦杆向左边拋出去，麦粒则直接装到在右侧随行的卡车上。要是没有这种大型机器，靠人手和镰刀，不知要忙到何时去。以前，我们经常下乡劳动，但用的都是镰刀，累得死去活来，没想到在城西湖上了一堂农业现代化的启蒙课。
城西湖的夜景更是壮观。十多万亩麦子收割后，麦杆的处理是大难题。当地无法利用麦杆来造纸，只有一个办法：烧。白天割了几千亩麦子，晚上看准了风向就放火烧麦杆。我们站在高岗上，看着黑夜里远远近近燃起大火，火借风势，风助火威，直烧红了半边天。这样壮观的景象，我此前此后都不曾见过，至今仍深深地刻在脑海中。
我们同城西湖的驻军相处得不错。其它地方的驻军，总爱夸耀自己的光荣战史。这支部队恰恰相反，对其战史非但闭口不谈，简直就是讳莫如深。相处时间长了，我才从师部一个参谋那里得知他们是独立师，但原本是60军180师。在许世友统辖的三个野战军中，60军是战斗力较弱的一个；而180师又是60军中最弱的一个师。这个师参加过朝鲜战争，在第五次战役中被美军包围，突围时几乎全军覆没，人员大都被美军俘虏。在战俘营中，就数这个师的人最多。只因师长侥幸逃了回来，180师的番号才得以保留。但是，这个师从此一厥不振，只能改编为独立师到城西湖来种田，实际上成了农垦部队，怪不得从官到兵都神气不起来。既然部队和学生都不得意，彼此相处当然不错。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谁也不知道许世友想把我们圈在这里多久，也不敢打听，因为这又是军事秘密。到了第20天头上，事情起了突然的变化。那天上午，我们正在割麦，为康拜因开出一条路来。天边忽然飞来一架直升机，那时候直升机还不多见。大家正好奇地望着，那只漆成草绿色的“大鸟”说话间就飞到了我们头顶，降落在旁边的麦田里，刮起一阵大风。机舱里走出几个军人，为首的竟然就是许世友。只见他身着绿军装，个子不高，脸皮黑黑。他大步走到我们中间，说我们割麦的姿势不对，说应当把镰刀贴近地面，这样麦桩就会短些。他拿过镰刀，一边说一边示范。平心而论，他割麦子确是一把好手。可是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在城西湖麦桩留长留短根本没有差别，到了晚上一样要烧掉的。
许世友割了一会儿麦，就停下来对我们讲话。我离开他只有三四步远，听得特别真切。他说：“我昨天晚上刚从北京回来，今天早上就到你们这儿来。我这次去北京，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命令我去开会。开完了会，昨天我又去林副主席那儿汇报工作。我向林副主席报告，我把南大的学生送到城西湖农场去训练训练。林副主席问我，准备让南大学生在那里训练多长时间？我说准备让他们住三个月。林副主席说，时间不需要那么长嘛，我看有三个星期就差不多了嘛。林副主席的话就是命令。所以我昨天晚上回到南京，今天早上就飞到你们这儿。今天是你们来这里的第20天，明天是第21天，三七二十一，正好是三个星期。军令如山，一定要坚决执行。你们明天就返回南京。我已经命令调集车辆，明天一早就送你们离开城西湖。”许世友讲完话，登上直升机飞走了，我们则立即回到住地收拾行李。第二天大清早，全校学生就登车返回南大。
其实，我们的突然离开，恰巧也逃过了一劫。原来，就在我们离开城西湖的当天下午，淮河流域就下开了瓢泼大雨，而且雨势越来越大，淮河水势猛涨，超过过去十多年的水位。为了大堤和下游的安全，总理周恩来亲自下令打开节制闸泄洪，城西湖顿时成了汪洋泽国。十多万亩田地上未收割的麦子和已经播种的豆子，连同没来得及撤走的大型农业机器，全部泡在了洪水之中。我们这两千多学生，若不是走得及时，肯定要受大罪，因为城西湖那一带都是黄土路，一下雨就成了黄泥荡，汽车是无法通行的。为了抢在泄洪之前逃出城西湖，两千多学生势必要背着行李，在黄泥荡里苦苦挣扎，也许要走两三天才能脱离雨区。
这是发生在五十多年前文化大革命中的真实一幕。
（文/王自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