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江苏·上海——人生的足迹,时代的变迁

发布者:徐月瑶发布时间:2019-05-23浏览次数:31

人们常说,个人的命运是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联的。对此,我有深切的体会。我的人生足迹,可以说是我们国家发展变化的一个缩影,更是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写照。
       1944年初,我出生在苏北一户农民的家庭里。听母亲讲,日本鬼子下乡抢掠,父母曾多次用箩筐挑着我和哥哥跑反。我记事的时候,淮海战役刚结束,村子里驻满解放军,战马就栓在我家屋后的大槐树上,不久他们就南下渡江了。
      1951年春,我和邻家的小伙伴到村里小学校玩耍。先生见了问,你想念书吗?我说想,于是先生就收了我,给了我一本旧的《常识》做课本,从此开始上学读书。初小读了五年半,1956年秋考进完小。学校离家有四五里,每天来回四趟,风雨无阻。1958年大跃进,各公社都办起了初中,在老师的号召下,班上大多数同学都考进了公社中学读初中,我和班上另两个同学坚持报考宿迁中学,不想竟被录取了。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许多中师、中专都停办了,只能报考宿迁中学高中,录取率极低,我又顺利地被录取,得以继续求学。1964年高中毕业,出乎意料地考取了南京大学历史系。那时候国家经济仍很困难,生活异常艰苦。在最困难的高中阶段,用的是借来的旧课本,吃的是“低标准,瓜菜代”。那年的高考作文题是《读报有感》,附录的报上文章就是《干菜的故事》,写读后感。
      在南大刚读了一年半,学校搞教育革命,文科三系(中文、历史、政治)走出去开门办学。1966年2月下旬,步行三天到溧阳果园办分校。首要任务是劳动建校,干打垒,建草房。校舍尚未建成,“六二事件”爆发,南大“文化大革命”从此开始,学业彻底荒废。

作者1966年2月于南京大学东南大楼前  

五年学制,六年分配。1970年夏,64、65两个年级学生同时离校,不发毕业证书。口号是:服从分配,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我被分配去贵州黔南地区。8月中旬,我同65级陈胜山同学同行。到都匀黔南州委组织部报道后,第二天就宣布再分配,陈胜山到惠水,我去靠近广西的罗甸。坐了一天的汽车来到罗甸,两天后,县委组织部一姓王的干事带我学习了一段毛主席语录:“越是艰苦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宣布我到沫阳区羊场公社小学做教师,说羊场小学今年要办一个带帽初中班,你去教他们。
       羊场公社在山顶上,有六七个村寨,居民大多是布依族。学校就在公社的木屋旁边,有三座旧木屋,其中一座有阁楼,是老师的办公室和寝室。和我同教这个班的是贵阳师范学院分配来的一位数学系毕业生,他教数学、物理、工业基础知识、音乐;我上政治、语文、农业基础知识和体育课。从县城到沫阳要坐两个小时汽车,从沫阳到羊场小学,走羊肠小道上又是两个小时。每月下山一次到沫阳区中心校领工资,平时轻易不下山,伙食自炊。遇到农忙,学生和当地老师放假,我们两个外地人就根据公社安排下村寨支农,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挖土种麦,插秧收稻,催交公粮。区邮递员每周上山送信送报一次。如此境遇,心情难免抑郁,时间久了,也是慢慢平复,想到明代曾在贵州修文的阳明先生和知行合一的精神,很快振作起来,面对现实,从实际做起,与当地居民密切交往,适应当地的风俗习惯,努力工作。寒来暑往,一呆就是四年。1972年春整党、建党期间,经公社书记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74年夏,县教卫办将我调到县中任教,先教初中,再教高中,又做了语文教研组长。改革开放后,形势进一步好转,经群众评议投票推荐,被任命为教导主任。1980年还被县党代会推选为黔南州党代会代表,出席1981年夏天召开的黔南州党代会。
       1975年春,31周岁,结婚成家。爱人是上海在罗甸的插队知青,已在1972年参加了工作,属于“自带饭票”的。随着形势的发展,人事有了松动,工人可以自由调动。爱人祖籍江苏如皋,在亲戚帮助下,1983年春,她带着两个孩子调回如皋老家,从此夫妻分居两地,过了一段时间,我去找县委书记申请调动工作。他对我爱人悄然调离罗甸很有意见,狠狠地批评了县劳动局长。他对我说:“我知道你会来找我的,你是学校的骨干,你现在不能走,两年后放你。”真是一言九鼎,直到1985年4月我才调离罗甸,到江苏如皋县教育局教研室任中学历史教研员。这次调动,我深深领受了老百姓办理工作调动之艰难。

 作者1981年1月在贵州罗甸中学宿舍前与母亲和女儿合影 

改革之后,形势变化很快。中央“抓大放小”的政策使许多中小企业关停并转。1994年初,爱人所在的如皋罐头厂停产,职工下岗,自谋出路。爱人无奈离开如皋到上海,在插队知青的帮助下打工谋生。此时上海教育发展,正向外省市招聘中小学老师,爱人和亲友建议我到上海来试一试。上海市教委人事处认为我硬件合格,向我介绍了几所学校,说只要有学校同意接收就可招聘。11月下旬的一天,我如约来到上海市第二师范学校面试。二师校长于漪是全国著名的中学语文特级教师,我过去就听说过她,今天接受她的面试,心中不免忐忑。见面后,于校长面容和蔼可亲,没有一点架子,谈话气氛轻松,交流顺畅。他向我提出了几点要求,我都爽快地答应了。于校长最后说:“不要你试教了,听你的谈话,就可以了,我和其他领导商量后,尽快给你答复。”
       离开二师后,预感会有好的结果。不意当天下午上海市教委人事处就打来电话,说二师已同意接受,并说对你印象颇佳,回去抓紧办手续吧!真是上海的速度,于校长的风格,不似当年的贵州,山高水长。
       由于我是作为人才引进上海的,爱人、孩子户口随迁安排工作和转学读书,一家人顺利来到上海,成了新上海人。一年后,我户口所在的岳父岳母家房屋动迁,我在宝山淞南分到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意外地解决了住房问题。通过这次调动,我深切地体会到了改革的力度和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
       1995年春节过后,我到二师上班,教四年级毕业班的政治。第一节课过后,班主任吴育仁老师对我说,学生说你讲课很生动,很爱听。我听了,松了一口气。接着带毕业班外出实习。学期快结束时,于校长找我谈话,说因课程调整,下学年要开两个年级地理课,师资不够,没有必要再增加一位地理老师,要我过渡一下,教一年地理课。地理不是我的专业,教起来一定有困难,想到学校有困难,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心想,无非辛苦一些,多花些时间备课,多向地理老师请教,困难总能克服。教了一年的地理,我的地理知识大有长进,受益良多。1997年夏,二师转制为上海市杨浦高级中学,不久我就改教上海版的高中历史。2000年秋,高三文科班增加,我又被安排教高三文科班历史,迎战高考。我虽在江苏做过中学历史教研员,但两地教材不同,考试风格差异也大,而且缺少必要的复习资料和经验。我推辞不掉,硬着头皮顶下来,精心备课,虚心向同事请教,辛苦一年,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绩。
       三年后我光荣退休,开始了人生的第二个春天。退休当年,就应聘做了上海博物馆志愿工作者,主讲古代陶瓷,通过不断讲解和深入学习、考察,在讲解中已能做到有问必答。2009年,我又通过报名、考试、应聘做了上海市出版物编校质量检测中心特约审读员,审读了一批又一批各类出版物,愉快地发挥余热,充实生活,贡献社会,安度晚年。化用东坡先生的诗句作结:问汝平生功业,贵州江苏上海!

    (何立洲)

(编者按:本文在排版时,惊悉何立洲学长于2019年3月23日在贵州遇车祸不幸去世。特此表示哀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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