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荫楠（1937.6.23—2008.7.10）老师走的那天，因事先没有获知任何消息，没有赶上给他送行，心中一直遗憾。事后曾由他的友人鲁国尧老师告诉我，说蒋老师已走，当时一下子楞住了，半天说不出话来：这是怎么回事？这怎么可能呢？有一次在路上碰到蒋老师（大约是2006年11月份，这是最后一次见到他），他告诉我说，转眼已退休八九年了，一直在忙着为上海辞书出版社修订《同义成语词典》和《反义成语词典》，2006年6月出了第1版，很快要出第2版，他说，他对原有的两本同名词典的释义逐字逐句作了校正，大幅度更换了书证，尽量寻找、采用最新书证。我作为一名《汉语大词典》第一版的编纂者之一，当然知道“释义是词典的灵魂，书证是词典的血肉”这个道理，也知道凭个人之力寻觅书证之苦，对他精益求精的做法敬重之余，自然会说到：“蒋老师您要多保重身体！”我又说：“不过看上去您身体还挺好的。”他说：“不好，我心脏不好，血压高。”其实，我当时说的话不啻是寒暄，是真话，看上去蒋老师的身体是挺好的，后来突然得病，是胆囊问题，与心脏关系不大，非常意外，从4月21日动手术到离世，3个月时间都不到。见到鲁老师时，大家都一脸茫然，鲁老师说：“是啊，生命就那样脆弱！人生就那样无奈！上帝就那样无情！”
蒋老师1975年7月从郑州大学中文系调入《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工作，在南大工作了22个年头（1997年8月退休）。当初，他是奉调中文系的。但来校后又被安排到学报。荫楠师其人，你把他像一颗螺丝钉似的拧在哪里，他都会守职尽责，他是个心底善良的好人，是个可信赖的仁人君子。在学报，他积极要求进步，1985年3月他入了党，后来还担任了学报的支部书记。
蒋老师在学报工作的二十多年中，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正是文学院中国文学学科和汉语言文字学学科建设的重要机遇期和发展成长提升期。这时，蒋老师担任文学和语言文字学的责任编辑，审稿、录用、发排等工作当然是由他直接负责的。据笔者统计，《南京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至1997年第1期（第2期起即改由他人任责编）共75期学报（每年4期，另含增刊4期，又1989、1990年有5、6期）发表的文学（含文艺学、比较文学）论文共383篇，汉语言文字学（含理论语言学、对外汉语教学、大学语文教学）论文共82篇。这465篇论文，绝大多数都是被转载过、引用过，在学界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蒋老师为文学院的学科建设，学术档次的提升为人作嫁，默默付出，作出过重要贡献。
蒋老师一生有三大爱好，一是治学，二是下围棋，三是拉二胡。他性格温和，从他微微挑起的嘴角看，他似乎一直在微笑，或许总是在享受着治学的乐趣吧！自然，心里也很敞亮、坦荡，容得下大块的知识和学问。正所谓“诚是道理之实处”（朱熹语），亦所谓人生“修道而学，则道便谓之教”（王阳明语），“教”与学问不可分。他一生取得的学术成果有《朱自清散文的语言艺术》（合作）、《语言艺术和散文美境：关于朱自清散文语言艺术》、《词汇札记》、《同义成语词典》（三种版本）、《反义成语词典》（四种版本）、《当代民谚民谣》等，共约三百五十万字（见附注一）。他善于与同仁合作愉快，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张静、张桁、严迪昌、郭熙等先生都曾经是他的合作者。蒋老师治学很刻苦，很用功。他一生最重要的学术成就是词典编纂。编词典，人人都知道是苦差使，正如捷克的词典学家兹古斯塔所说：十恶不赦的罪犯不用判他的刑，就罚他去编词典吧！可是，蒋老师对编词典乐在其中，甚至直到生命的最后阶段，他还在为上海辞书出版社再次修订他的心爱的词典。又是吕叔湘先生说得好：编词典不是人干的事，是圣人干的事。要是我们给蒋老师一个什么“家”的称号，我以为最确切的，就是：词典编纂家、汉语词汇学家。这两个称号，蒋老师是当之无愧的。编词典，特别是凭个人之力编词典，要分秒必争，非常用功才能成就其事。他的手稿，都是用工楷爬格子而成。他成天在忙碌着，紧张地努力着。有一次蒋公子对自己的孩子说：“你看爷爷，一边忙着煮饭，一边还在看书做学问。”可见一斑。他陶醉于词典的释义和书证的寻找中，偶有路遇立谈，他每每提起“又找到了新的书证”，“找到了成对连用的书证”，“这一条的书证我有好几个，现在用上的是最理想的”。可以说，不是“得来全不费工夫”，而是“踏破铁鞋遍寻觅”，以南大版增订本为基准，共七种版本的两种《成语词典》七次修订（含最后一次应上海辞书出版社之约准备出第二版）中，书证在2.5万条左右，阅读量要在1.24亿字左右（见附注二）。要从这么大的阅读量中寻找词典书证，他的工作量可知，紧张程度可知。
从学术上看，蒋老师的《同义成语词典》和《反义成语词典》是精品力作。前者增订版57.9万字，到上海辞书出版社应用系列新版仅37.1万字；后者增订版53万字，到上海应用系列新版仅35.2万字。前者从1987年初版到2006年新版历时19年，却“瘦身”20.8万字；后者从1988年初版到2006年新版，历时18年，“瘦身”17.8万字。“瘦身”的背后是精益求精的学术信守和“十数年磨一剑”的学术工夫。
学术精品带来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和社会效益。以《同义成语词典》为例，1987年的初版首次印数5万册，后多次加印，累计达11.4万册。2001年1月的增订版，首次印数即达7千册，投放市场后很快告罄，同年8月又加印7千册。该书还曾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斥资加印，作为文化珍品赠送给老少边穷地区，并远销国外，服务于国际汉语教学和汉学研究。作为“应用成语词典”系列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两典2006年新一版，印数分别为5.1千册，很快销售一空，当年就加印了两次，分别达到1万1千多册。谁说搞语言文字学只能抠抠冷门？蒋老师的学术成果受到海内外学界的广泛欢迎。
蒋老师的学术成就，与他的虚心好学，认真刻苦是分不开的。他原本一直是搞现代汉语修辞学的，所以文章都写得隽永耐读，几近美文学作品，后来编词典，特别是编成语词典，又与古代汉语密切相关。有一次路遇，他讲起六十年代初在武汉大学中文系古汉语进修研讨班学习的情况，说：“那时耀老讲文字，博老讲音韵……。”我当时没听懂什么意思，就问：您讲谁呀？他说，耀老，黄耀先黄焯，博老，刘博平刘赜。我这才明白都是赫赫有名的大家讲古学，自然弹无虚发，座无虚席。有一次他讲起：“我弟弟比我聪明得多，人民大学研究生毕业，但我比较认真，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不是“比较”，而是“极端”，不是“一些”，而是三百五十万。
蒋老师是个有正义感，敢于历史担当的人。他早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编撰的《当代民谚民谣》，很长时间遭到拒绝无法出版。后来在南大出版社的李忠清老师帮助下得以问世。李也是个正直敢言、疾恶如仇的人，他们之间自然有共同语言。今天看来，无非收录了揭露党内腐败的民谣。例如：讽刺基层干部不作为：“十天半月不露面，群众有事找不见。”揭露领导机关腐败：“清水衙门水不清。”揭露政府机关用人不正的“裙带”风：“亲戚‘班子’‘驸马团’，小姐太太打字员，王孙公子汽车队，七姑八姨上妇联。”揭露领导干部不正之风：“思想骄，作风漂。”“四化加一化，全靠关系化。”揭露欺上瞒下，虚报谎报：“统计统计，三分统计七分估计，最后全靠领导算计。”揭露***结：“跟着款哥走，拉着买单的手。”如此等等。今天，我们都已认识到：“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性基础工作，是全党的重大任务。”（习近平语）那些民谣所说唱的，不就是反映问题，投诉腐败，讥刺不正之风，呼唤尽快加强党风、政风建设吗？
我和蒋老师是文字之交。最早的交往是1984年。那时我听说某名校的语言学研究生毕业留校后，向本校学报投稿遭拒，说：“语言学冷门，文章没有人要看，发表了也是浪费版面。”某员说：“连本校学报都不能发表我的文章，我还搞语言学干吗呢？”南大会不会也这样呢？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向学报投了一篇古汉语稿子，没想到约20天后收到要刊用的回复，十分高兴，感到在母校干这一行是有奔头的。后来听说，学报有个蒋荫楠老师，他是语言文字学编辑，他本人是专门研究语言学、修辞学的，既懂行，又了解小学研究之苦。仿佛一下子找到了学术知音，干啥都增加了三分劲头。我的这一感受，恐怕不是我一个人的。1982年初留下来工作一批语言学专业的研究生，乃至后来留校的师弟妹，都有这个体认：留在南大继续从事语言文字学研究有个得天独厚的条件。事实证明，师兄弟们没有一人不在学报发表过自己的得意之作，这些作品几乎全部被复印转载过。这次我细检学报1980至1997，似乎听到蒋老师和师兄弟们的心灵共鸣声，謦欬交流声。我们这批人也都渐渐老了，但回忆起各自的学术生涯，没有一个人，包括从事文学研究的，会忘记蒋老师当年的奖掖赐助。恐怕人人都会有发自内心的最朴实的点赞：“他是个好人！”
学术交游，以文会友，抑或古来纯儒之道。1990年拙作《现代词典学教程》出版前，我将拙稿先呈交蒋老师审读，看看有什么错误不，并请蒋老师赐一篇序，他应允了，这让我十分高兴。序文对书稿多所肯定，今天重读，依然觉得它是为我树立的一个努力目标，可知蒋老师当年对后学的热情鼓励，殷殷期待和拳拳悃款。
认识时间久了，彼此熟悉起来。路上遇到总要立谈一两分钟，如前面已提及的谈到耀老、博老，《当代民谚民谣》出不来的苦恼等。最后一次路遇时他谈到下围棋的乐趣。他曾经代表南大参加省总工会组织的比赛，并得了奖，为南大赢得了荣誉。他兴致勃勃地说：“下围棋，培养毅力，锻炼心智，运筹计谋，挺有趣的。”分手后我想，今天蒋老师的《同义成语词典》上可增加一个条目了：对牛弹琴/对羊谈棋（鄙人生肖是1943年的羊）。1991年4月，蒋老师将他珍藏多年的线装书《说文解字义证》共十二册赠送给我，该书为清人桂馥撰，同治九年（1870）七月张之洞叙刻本，湖北崇文书局同年梓印，是比较早的一个刻本。《义证》的最大特点是引征丰富，居清代《说文》四大家之首，是古汉语辞书编纂时寻觅书证的入门向导，更是研究《说文》字义、词义、语义、文化义的资粮书。蒋老师当年赠书，我深知是继为拙作撰写序言之后，又一次对后学的殷切期待和鼓励。当时，三大家的书我都已齐备，独缺桂馥《义证》，收到赠书，十分高兴。我把它逐一加上封面、封底重新装订，标出各册的部首，以便查检。该书我一直珍藏使用至今，每次查检，就会想起蒋老师那良师益友的和蔼可亲的形象。
《反义成语词典》增订本出版前，蒋老师要我写一篇序。为师辈的书作序，自然惶兮恐兮，战战兢兢。拙序总结了该书的四大优点，也指出了若干可改进之处。交稿后蒋老师颔首，我随即向他提了一点建议，建议他将该书初版、修订版的序印出来置前，以体现连续性，传承性，他乐意接受了我的建议。这次撰稿，翻阅旧日的论文集，方知还为蒋老师的《同义》《反义》两典和《当代民谚民谣》写过三篇研评文章，均发表在核心刊物《辞书研究》上，鄙或可谓“知蒋”者。
2016年12月
（本文撰稿中得到校档案馆王丽同志、学报办公室工作人员、蒋师母、蒋公子的大力帮助，谨志于此。）
附注：
一：《同义成语词典》（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一版合作，2001年增订本版，上海辞书出版社“应用成语词典系列2006年一版）；《反义成语词典》（南大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修订本1991年版，2001年增订本版，上海辞书出版社“应用成语词典系列”2006年一版）；《当代民谚民谣》（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一版）。再加其他论著，共350万字左右。
二：据笔者统计《同义成语词典》增订本共收1346条，《反义成语词典》增订本共收1303条，按原书每条成语3个书证计，两典有书证约8千条，两典共有7次大修订，最后一次修订是准备出上海辞书出版社的第二版的。按每次更换30%的书证计，则至少增改到8000×（100%+7×30%）=24800条。如以每条书证需从5千字阅读材料中获得，则阅读量要在1.24亿字左右。
（李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