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26日是李四光先生130周年诞辰。多年前，著名的“钱学森之问”激起我国知识界的一种共识，“春秋出百家，民国出大家”。驰名中外的地质学家李四光先生就是出自民国时期的一位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自然科学大家。
1962年秋至1964年春，我有幸参加了北京地科院地质力学研究所举办的“第一期地质力学进修班”，亲耳聆听了李先生的谆谆教诲和悉心指导，亲身感受到李先生的深厚涵养和大家风范，师恩永泽，受益终身。
1964年2月，李四光先生和地质部、地质力学研究所领导与第一批进修班结业全体学员合影。李四光先生（前排左7）、孙殿卿先生（前排左2）、吴磊伯先生（前排右3）、进修班党支部书记周济元（第二排右4）、孙岩（后排左5）
赴京进修前夕，时任地质系副主任王德滋老师和教研室主任郭令智先生均同我亲切面谈，嘱咐勉励。我自己也痛下决心，定要全力以赴，圆满修业，不负所嘱。可我刚接触到地质力学理论，特别是地壳应力的繁复推算，感到艰涩和迷惘，应了当时许多读者所说的一句话，李先生的书像“天书”。期盼中迎来地质力学的第一堂课，先生精神矍铄，谈吐儒雅，针对着我们学习上的困惑，语重心长地说到：“初学地质力学的人，如同一个不会游泳的人掉到水里，东抓西抓，不知抓什么。应该抓住一根大木头，这个大木头就是事实，事实是我们老师的老师，事实是我们的太老师。”先生精辟的比喻和启迪，令我这困惑的初学者振聋发聩，大有醍醐灌顶之感。
地质力学所的副所长孙殿卿先生很关心学员的学习生活，常来我们中间答疑解惑，并讲一些李先生严谨治学的感人事迹：抗战时期，别人都带着金银财宝撤退，李先生满箱装的是岩石标本，这些珍贵的实物，后来完好地陈列在先生家中的玻璃柜中，我们学员还被安排参观过。向先生汇报业务，不能只出示地质图、素描图等二手资料，一定还要展示实物标本、野外照片等第一手资料。有一次，李先生为一篇文章的刊出一晚上都未休息好，次日得悉出版社已排版了，他坚持从版面上抠下一个字，换上新的再付梓。先生这种尊重事实、一丝不苟、精细严谨的学风令人感动，令人折服。
在一年多的进修中，通过讲座学习、野外实践和撰写结业论文的培训，“事实是我们的太老师”的思想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中，融化在我的血液里。回到学校，在长期的教学和科研中，每开新课，我总是首先把“太老师”请上课堂；每进来新的研究生，我总是再三叮嘱，“事实是我们老师的老师”，做研究工作，实际资料是我们的命根子。我和研究生在系统测量下扬子、中扬子、上扬子、塔里木和鄂尔多斯五个地区，固结岩层的岩石力学和岩石物理参数时，每个地区都有30多个层位，每层必须取两块以上砖头大的岩块，才能满足标准岩样的制作。这可是提升我们数字研究水平的重要资料，我和研究生一起硬是把累计上吨重的“大木头”陆续背回来。1996年，我去新疆调查，得悉塔里木油田地球物理计算急需该地区的系统泊松比参数，我们的区域性完整物性大数据正好派上用场。其时，刘光鼎院士专家组正在塔里木油田检查工作，在他的督导讲演中，特意提及此事，并号召年轻人不要痴迷电脑，要抓实际资料，还将我们在塔里木地区的研究成果推荐到“地球物理学报”外文版发表，其余地区测量的系统数据资料也都陆续在中外期刊发表。
在进修班听李先生讲课，我每次都是全神贯注，生怕漏掉一个字，几次课听下来，再结合阅读原著，我这个初学者粗浅地理解先生的地质力学有几个关键词：叠次出现、成生联系、构造体系。有一次先生在讲课时提到进修班学员，通过一个阶段的野外实习获得了良好的学习效果时说：……能够多次观察到断层面上矿物的定向排列，并和剪切作用联系起来做系统探讨，“这真是把问题看到芯里去了”。这段话对我印象很深，启发很大。这不就是教导我们，观察任何地质宏观和微观构造，都要把“叠次出现——成生联系——构造体系”融为一体探讨么；这不就是教导我们，研究构造现象的思路要有连贯性、穿透力和模式化么，因为“现代科学技术……是研究事物相互之间的关系，整理材料的科学已发展成为严密的综合起来的体系”（钱学森，1977）。这些令我从非线性系统论的理念，进一步理解了先生“构造体系”的整体性架构和协同性发育的学术思想。
1965年，李先生在谈“地质力学当前的任务”时指出：“是不是有些变质岩带或构造岩带也形成定型的构造型式，值得进一步探索。”这激发我们通过野外对60多条断裂剪切带的系统采样，切制1500余片构造岩薄片微观观测，初步厘定不同断裂带中构造岩和显微构造之间的成生联系，划分不同的构造型式，并撰写了“断裂构造岩带的划分”（北京科学出版社，1985）一书。地质力学所副所长吴磊伯先生在该书前言中写到：“本书是运用地质力学的观点和方法，研究断裂构造岩与地质构造的经验总结。……全书是一气呵成，内容充实，取材新颖，层次严谨。这说明作者的思路自成系统，斐然成一家之言，实践经验之产物，本来如此，散发着新鲜的气息，充沛着实事求是的创新精神。”
我们进修学习中还更多地了解到李先生在地球科学不同领域的突出贡献，不仅创立了地质力学学科，在冰川学、古生物学等都有很高的造诣。地学的学科门类和研究方向，说到底都是在数理化生基础学科上建立起来的，基本上可归为三大门类：地球物理学（含数学地质学）、地球化学和地球（地质）生物学。李先生早年在日本学习造船工业，后赴英国改修矿业。因此先生的数理知识功底深厚，笃实观察，睿智深邃，加之特有的潜质和素养，就能轻易地抓住“事实大木头”的骨干和根基，发展和演变。正如萧伯纳（Bernard Shaw）所说：“有的人看到已经发生的事情，问为什么会这样？我却梦想一些从未发生的事情，然后追问为什么不能这样？”李先生正是这“以兼具理性和想象力的目光去遥望时空”的人，是在地学科学领域先知先觉之人。他早在上世纪30年代所著的《中国地质学》中就预测我国东北凹陷区的油气资源；且在60年代就提出开发地热这个取之不竭的清洁能源，在授课中他多次神采奕奕地讲述过，其时我还懵懵懂懂，不解其深意。直至50年后的今天方得验证，2017年9月6日，中国国土资源部正式宣布，在青海共和盆地3705米深处，钻获236°C高温干热岩体。
矗立在南京大学鼓楼校区东南楼西侧花园内的李四光先生塑像（2019年11月7日赵国方拍摄）
1994年南大校友、瑞士苏黎世大学教授许靖华——一位国际著名大师级地质学家——来我系讲学，我给他放的幻灯片。他讲解道：“一个地质构造就像一棵大树，有树根、树干和树叶，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他说的这种构造系统观念和李先生的构造体系思想应基本上是一致的（系统和体系的英文字都是system），一脉相承的，只是李先生的理念比其要早30多年。再者，其时我送许先生一本我们写的专著《层滑-倾滑断裂构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请他批评指正。离校前，他拿着书对我直言：“翻阅了这本书，我感到你们仅仅抓住几把树叶子，没有放开来抱住树干。”诚然，我想之所以在研究上“放不开”，是我们缺乏想象力、判断力和思维定力，没有深谙“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爱因斯坦）”的观念，也就缺乏除了智商外的情商和灵商的软实力。此非一日之功，功夫在诗外。另，“所有的历史都是现代史，所有的历史都是思想史。（克罗齐）”研究上千年的人类文明史是这样，研究上亿年的地质发展史亦然。所以人们自身的学识、观念和智慧就决定了研究成果的水平。毋庸置疑，我们对大家、大师和一代宗师的推崇是尊重知识的体现。
1962年10月26日，地质力学所通知我们学员，中午提前进入食堂就餐，当20多名学员刚刚坐定，李先生就在孙副所长等领导的陪同下，步履沉稳地向我们缓缓走来，大家立刻站了起来。孙副所长说了一句：“今天李先生过生日，先生请大家吃饭。”随即李先生边做手势边说道：“大家坐下吃，坐下来吃。”其时正值困难时期，面对丰盛的菜肴，仰望温和慈祥仁爱的李先生，自己过生日，还想着我们学员，我心底起澜，感慨万千……。
还记得有一次，李先生上午讲到12点半还未下课，坐在我前面的孙副所长猛然站起说：“不好了，老太太来啦！”就向门口赶去迎李师母。原来当年李先生已73岁高龄，身兼几个要职，日夜操劳，患多种老年疾病。李师母遵医嘱，每次先生上课前都先量血压，再酌情安排课时。
李先生是1971年4月29日逝世的，住院时他曾对医生说：“请你坦率地告诉我，我还有多少时间，让我好安排一下工作。”但先生尚未走出病房就与世长辞了。先生是一心想着他人的人，为地质科学事业，殚精竭虑，鞠躬尽瘁，奉献一生的人。
进修班上还为每个学员指定了导师，我的导师是吴磊伯先生，一位早年参加地下党，曾担任过北京地质出版总社社长的大专家。或许是我在班上年纪偏小的缘故，吴先生对我尤为关爱，一直关心着我的学业和事业，勉励我“要学习李先生地质力学的理论和方法，更要学习李先生的为人和人品。”一年多学习期间，在李先生、孙先生和吴先生等这些大学问家、大专家的言传身教和熏陶影响下，我这个刚踏入社会的年轻人，渐渐领悟到：要学会做学问，首先要学会做人，要学习学问大师们道德修养和人格涵养的高尚思想境界。李先生的要实事求是，“事实是我们的太老师”的指导，不仅是在做学问上，也是在做人上的准则。在践行的过程中，我也愈来愈体会到，做学问容易，做人难啊！
今日之中国胜于汉唐盛世，可做事做人的实事求是、诚实诚恳精神是任何时代都不会过时。李先生的治学理念、大家风范、人格魅力和道德力量远远超出地学科学界。尚需提及的是，先生曾经在南大的前身之一中央大学工作多年，并任过代校长。纪念先生的最好方式是传承，先生的“事实是我们老师的老师，事实是我们的太老师。”这句真知灼见、字字珠玑的至理名言，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中华儿女必将代代传承，发扬光大。
初稿于2019年2月8日
（孙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