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23岁就成为了中国第一个电影高等教育专职教师；24岁翻译了世界第一本介绍电视的专著《电视》；31岁创办并主编了中国第一本电影与播音教育的专业学术杂志《电影与播音》；35岁担任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众传播组中国委员；37岁时已参与制作了一百多部电影，其中的《民主前锋》（1946）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彩色有声片，《农人之春》则是中国第一部获得国际奖项的电影……
他就是孙明经。
“在中国，很多传媒人、电影人、传媒教育工作者是不知道孙明经其人的。这个现象，有点类似于数十年后，一个美国软件工程师不知道比尔·盖茨。”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杜骏飞曾这样写道。孙明经先生不为很多人所知，一方面是因为孙先生作为北京电影学院的创始人之一，在那场文化浩劫中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他的很多作品，教案和手稿都被焚毁和散失了。他一生收集的材料在文革批斗中装满了七个大麻袋。最后工宣队将其付之一炬时幸好遗漏了三个麻袋，这才使得我们今天有幸见到这一批珍贵史料的冰山一角。这导致孙明经先生的很多作品无法被看到和被研究。另一方面，孙明经先生一直被作为电化教育的创始人出现在教育史上，这在某种程度上埋没了它作为一个纪录电影的作者、作为一名中国摄影大师、作为中国电影与播音高等教育的创始人在电影史、电视史、摄影史、教育史上的地位。2003年，中国电影资料馆发现了多达90盒无名胶片拷贝，这些电影全部拍摄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后经考证，这些标记着“金陵大学理学院制”的胶片多数出自孙明经之手，自此，孙明经这个名字再次被提起。谈到孙明经，不能不先从他的家庭开始说起。有人这样形容孙明经的家庭：“一个家庭改变中国影像”，他的父母、妻子、儿女都与影像结下不解之缘。
他的父母
孙明经祖籍山东掖县，1911年10月31日出生于南京，父亲孙熹圣和母亲隋心慈毕业于齐鲁大学的前身——登州文汇馆大学部。文汇馆大学部有三项办学特色：照片、望远镜、显微镜。洋教员在光学课程中会讲解照相原理。孙熹圣见证了“cinema”这个单词从“电造活动影”“电活影”最终简化为“电影”的过程。他在1898年就开始看电影和使用摄影机。儿时的孙明经因此在小小年纪就跟随父亲在南京、北平、济南、上海、汉口各地图书馆中翻看各种画册和画报，在家中浏览各种照片。孙熹圣后来到南京任教，开始在教室和校园中放映影片，是中国“校园电影”的早期推动者。正是受父亲的影响，儿时的孙明经就接触了很多电影。他曾回忆说，他印象中最深的电影，就是法国人埃米尔·科尔1908年创作的世界上最早的动画影片《变形记》。他对银幕上跃动的动画人物和动物十分着迷，1分多钟竟包含了700多张粉笔画。这部动画电影，他看了很多遍。他心中也确立志向：“将来要做一个专门研究电影的学者”。
孙明经的母亲隋心慈就对拍照颇有兴趣。1901年，隋心慈拿着当时连快门都没有的相机，借助麻绳、线轴、黑平绒布和铜铃等工具完成了一次自拍。这张照片在2005年入选“20世纪华人摄影经典作品”，也成为我国早期罕见的自拍照。
他的邻居
孙家有一陆姓世交，两家同住一个大院子中，陆家有一长孙明经8岁的男孩，自幼也爱好照相，经常带孙明经出去拍照，并教他使用照相机。这在当时的中国非常难得。早期成长的环境，在孙明经心里埋下了电影的种子。在他10岁那年，基督教长老鲁士清从一战结束的欧洲带回了电影放映机和多部影片，在南京花牌楼青年会免费放映。孙明经经常一个人从莫愁路步行两三公里去太平南路看电影，不仅看，还跟别人学怎么放映电影。
他的妻子
孙明经先生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谈到孙明经，就不能不谈吕锦瑗”。1933年，孙明经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物理及化学联合年会上做“光电管在电影电视中的应用”的报告时，引起金女大学生吕锦瑷的关注，二人由此相识，并于1937年结婚，从此相濡以沫，夫唱妇随。孙明经教摄影，吕锦瑷教洗印；孙明经教感光与曝光，吕锦瑷教胶片的制作与性能；孙明经主编《电影与播音》，吕锦瑷担任编委和撰稿人。我们现在仍然能够从古登泰格和斯图尔曼联合执导的纪录片《南京》中看到孙明经和爱妻荡舟玄武湖的动人镜头。
1937年9月20日，孙明经和吕锦瑷在金陵大学额小礼拜堂举行婚礼
一次，一位洋老师借给她相机用，还给她一块银元买胶卷。当时全国上下的知识分子都提倡国货，吕锦瑷找了一天都没找到国产胶卷。一个洋老板告诉她，中国还生产不出来胶卷“……也许活着的时候也见不着国产胶卷”。吕锦瑷自此发誓一定要用国产胶卷拍摄她喜欢的长城。后来她被保送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化学系。
入校第二天，她就在床前贴了张小纸条，上面写着：我一定要亲手造出中国的感光胶片。1939年，她真的制出可以感光的散页底片，1940年制出可以装载相机上的底片，她还做出中国人制造的第一批医用X光片。
他的恩师
教育家蔡元培、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金陵大学理学院院长魏学仁都是孙明经命中的贵人。这使得孙明经在25岁就开始主持金陵大学理学院教育电影部工作，35岁就担任了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大众传媒组中国委员。
蔡元培对电影情有独钟，认为“得电影者得人心”，电影是教育的工具，是培养现代公民的手段。但当时流行的电影，却多是武侠神怪片，诲淫诲盗之作，于“国民精神”无益。后来，蔡元培先生的得意高徒、教育部电影检查委员会主任郭有守更是发起了“教育电影运动”和“电化教育运动”。孙明经正是其中的一员。据说抗战爆发后，时任四川教育厅厅长的郭有守，一次性给予孙明经12000英尺的16毫米电影胶片，还有200个120照相胶卷。
孙明经早慧而刻苦。1926年，孙明经的父亲孙熹圣带着立志要一辈子研究电影的儿子拜访时任金陵大学文理科科长、后任职金陵大学校长的陈裕光，请教报哪所大学、学什么专业才能成为研究电影的学者的问题。当时，中国的高等院校还没有专门教授电影的专业，陈裕光为孙明经定制了一套培养计划。他认为电影融光、机、化、电的成果于一身，建议孙明经报考金陵大学化学系，从化工入手，再电机，再物理。那一天，陈裕光对15岁的孙明经说，希望“中国没有大学电影专职教师的历史，自小弟大学毕业时为止。”他在1927年考入金陵大学物理系，七年间在金陵大学和中央大学化工系、物理系、电机系拿了三个学位，并兼修国文、戏剧、神学、外语、音乐等科目。上世纪20年代初，金陵大学邀请美国植棉专家郭仁凤来校主持良种棉花种植和先进技术推广工作，郭仁凤将电影、幻灯片等引入教学，带领学生拍摄了教导中国棉农科学种植良种棉花的教学影片，在植棉区放映推广。这些电影实践，极大地影响了孙明经“使用电影进行教学”的想法。1936年在校长陈裕光的支持下，金陵大学开始了中国影音高等教育，理学院后来成立的“电影与播音专修科”也成为中国影音高等教育的源点。1936年，25岁的孙明经在金陵大学里开设了“摄影初步”课程，面向全校开放。在课堂上，孙明经带着学生用纸壳针孔照相机来研究成像的原理，还给每个学生发一寸胶卷，让大家自己在校园里拍摄，课程在当时非常受欢迎。孙明经随老师杨简初研制中国第一台电视原理样机时，也见证了杨简初教授将“television”的译名“电视”第一次应用在教学中的过程，他跟随杨简初教授在中央大学物理实验室制成了中国电视历史上第一套电视摄、输、显系统，是为中国电视机械史的发端。1940年，孙明经赴美深造时被美国电影电视工程师学会(MSPTE)接纳为会员。
行万里路，摄万卷影
在孙明经的身上，有着另一种气质：旅行家。北师大的张同道教授曾为孙明经制作纪录片，题为《带摄影机的旅人》。孙先生曾在他主编的《电影与播音》杂志里说，他要“把地球搬进教室”，他就是要通过自己的双腿走遍千山万水，再把这些带回课堂上分享给学生。
1937年至1945年间，孙明经有4次超过万里的拍摄行程：1937年从华东至西北的科考万里猎影，1938年至1939年的川康科考摄影（包括自四川广元至新疆迪化驿路驿站的拍摄），1940年至1941年在美国的万里科考摄影和1942年至1945年云、贵、川万里科考摄影，同时他记下了大量拍摄手记，拍摄了万余照片。据说，蔡元培看了他的作品后很是赞赏，称孙明经是“拿摄影机写游记的今日徐霞客”。孙明经曾在西康考察期间留下这样的记录：“由于设备重、纬度高、天气炎热，一两日之内，一竿夫逃跑，二竿夫被马拽坠崖，另一竿夫急病倒地，旅途艰难。”但他并不畏难，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件中，孙明经说：“从我的经验里，深深地体会到拍电影也必须多用腿，多跑一点路，才能多得几个有价值的镜头，多得几个好角度，多得一些实际材料。世界是一个广大的摄影场，自然界有无穷的形形色色的摄影对象，动植物是很动人的主角。”中国第一只大熊猫的影像被记录下来，就是在孙明经的胶片上。
他曾经制定过一个宏大的教育电影摄制规划，在《锦绣中华》的总片名下，拍摄一系列反映全国各地现状的教育电影，并通过这些电影，唤起同胞的救亡情绪。这个计划后来没有全部完成，但孙明经把之前拍摄的《首都风景》《连云海港》《青岛风光》《云冈石佛》《绥远移民》等影片剪辑成一部《还我河山》。他说：“目前该片所笼罩之区域，大半沦陷，国人睹景生情，当益增抗战情绪，而急欲打回老家去也。”这期间，他还拍摄了《防空》《防毒》等国防教育影片，教导百姓如何跑警报，如何戴面具，在当时起了教育广大民众的作用。他的电影广泛传播，也拯救了无数中国人的生命。重庆大轰炸时，大火烧起，大家都往外逃，只有一个人往里冲。他扛着一部摄影机，拍下这惨烈的一幕。他刚拍了一会儿，就被逮捕了，“不救火，还拍电影！肯定是汉奸！”因为拍电影被逮捕，对孙明经而言，已经不是头一回了。正是这次拍摄，留下了日军重庆大轰炸最早的彩色影像，也成为日军在中国土地上施暴的铁证。
孙明经拍下的电影，是要拿来在成都华西坝大草地广场上放映的。1943年，内迁到华西坝的金陵大学开始每周一次给附近居民放露天电影。当时放电影，还需要现场有人解说，这便是金大影音部的工作了。孙明经是影音部的副主任，他总是最忙的人，拍摄、放映、解说，都是他的工作。看电影，对当时的人来说还是新鲜事。每逢放片，成都的居民，不论远近，都是扶老携幼而来，小贩沿途叫卖。每次放映，观众人数都要在万人以上，挤满银幕两边，站在银幕背面的人会说：“嗨，我们的兵真厉害，左手都能打鬼子。”到了散场已是深夜，观众们便举着火把往回赶，一面小心避开田埂沟渠，一面兴奋地谈论着刚刚看到的电影。那时，一场电影观众过万是常有的，最多时一场有29000名观众。
孙明经
在胶片摄影机的转动声中，孙明经留下的不仅仅是电影，还有他对新的拍摄技术以及科学的热情。在金陵大学，孙明经开设了中国电影高等教育历史上最早的航空训练课。正是这个种子，使金陵大学在抗战期间完成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当时中国科学家冒着战火，完成了拍摄人类首部航拍日全食电影的浪漫壮举。1941年9月21日，将有罕见的日全食发生在我国。这是四百年难得一遇的天文奇观，将吸引全世界的科学家来华观测。它将经过我国的新、青、甘、陕、鄂、赣、闽、浙八省，全程长达4000公里。我国天文学界对此高度重视，并特地组建了中国日食观测委员会。在甘肃临洮，观测点不光有金陵大学的团队，还有数名从外地赶来新闻工作者。他们一边准备观测，一边准备日食实况现场转播。在孙明经开设的航空训练课上成绩最优秀的学生区永祥登上了飞机，不论是地上还是空中，观测任务都进展得异常顺利。不光航拍了日全食电影，还捕捉到珍贵的天文资料170余项，一共摄得照片200余张，“五彩”影片20卷。这部影片仅2分20秒，却创造了人类科技史、天文史、航空史以及电影史四个文明领域里的第一。它也再次验证了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
执着事业，至死方休
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孙明经受邀北上，参加电影学校（北京电影学院的前身）的建校工作。他带上了金陵大学影音部的全部教学器材，据说有数百台摄影机，还有几千部电影。自己的作品（自己拍了63部，和学生一起拍了47部，共计110部）也包括在内——孙明经对于那个时代记录之广泛，没有谁可以比拟。后一直任教于北京电影学院，直到退休。他是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首任摄影技术教研室主任，他的学生沙占祥在回忆文章中说，孙明经“独立挑起了当时无人能胜任的全部摄影技术课程及相关教材的建设工作”，开设了“摄影物理”“电影摄影机”“曝光控制与影调调节”“照明技术”“电影摄影机及其操作技术”等专业课程。他还协助妻子、中国摄影化学学科奠基人吕锦瑷开设了“感光材料及其加工”“彩色原理”等课程。
孙明经晚年的住房非常紧张，在女儿的回忆中家里“有两个书桌，父亲一张、母亲一张，还有两个书柜，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地方。因为他们在这里备课，什么都不能放。我们没有吃饭的地方，两个方凳拼起来，大家坐着小凳子吃饭。”
67岁的孙明经看到文革十年造成的中国电影界与西方电影界的巨大差距时，在一只眼睛几近失明另一只眼睛极度衰弱的情况下，仍利用自己英、德、俄、法、日诸语种极好的优势，主动为电影学院教员们翻译了二百万字的国外最新电影电视动态资料和影视高等教育资料，并装成单行本赠给电影学院的教师们阅读。
1992年孙明经先生在去世，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年长的老师几乎都是他的学生。
（文/李晓峰、沈庆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