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无忌先生在中央大学

发布者:徐月瑶发布时间:2019-12-03浏览次数:497

柳无忌(1907-2002),著名诗人柳亚子的哲嗣,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文学团体南社的社员,美国耶鲁大学英国文学博士,柳无忌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激励下成长的一代学人。他一生坚守教学岗位。在国内教授西方文学,是戮力借鉴西方文化的精华建设中国新文学的探索者;1941年任西迁重庆时期的中央大学外文系教授,抗战胜利后定居美国,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是海外汉学和中外比较文学研究的知名学者。退休后全力推进海内外的南社研究。美国学界把他的贡献喻为沟通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桥梁。


抗战时,中大自南京迁渝,校址在郊外沙坪坝,嘉陵江畔,邻近重庆大学,再过去,就是我们住家的南开中学。由张伯苓校长的远见,早在抗战前,南开在沙坪坝设一分校,取名南渝中学。天津沦陷后,张校长与南开几个重要职员及部分教员,都去重庆;南渝也更名为南开中学,以纪念为敌人所占领的津校。因为我们与南开的关系(编者按:柳无忌先生1932-1937年任职南开大学英国文学系教授、系主任),去重庆,就在南中教职员住宅津南村找到两间房子安身。我的妻子本在天津南中教书,此时小孩比较大了,她就在重庆南中继续任教。当我尚在昆明时,范存忠(中大外文系主任,是我的好友;我们同时到美国,同时得到英国文学博士,他在哈佛,我在耶鲁)就已约我去中大教书。于是,我们就在重庆住下来,一共有5年(1941~1946)。虽然并无盗劫及轰炸等意外事件,但生活也并不平常,并遭逢着我一生中最黑暗的时期。此处仅就回忆所得的,把在重庆有关家庭与学校的两部分,依次叙述之。

柳无忌抗战期间摄于重庆

在重庆不到几个月,敌人的飞机似乎追踪着我们,开始轰炸起来。重庆的雾,四围的山,保卫首都的防空部队,都没有发挥阻止敌机空袭的作用。成群的飞机,或多或少,夜以继日地在重庆肆虐,那就是敌人所谓的疲劳轰炸。结果呢,市郊的断垣残壁,到处都可看见。更惨无人道的是大隧道的悲剧,炸弹直接投掷在防空洞上,数以百计、千计的市民全被活埋在那里。沙坪坝在郊外,比较完全,在山坡的巨岩中可建筑坚固的防空洞;尤其是中央大学,校址沿着嘉陵江岸,在那儿矗立江边数十丈的削壁内挖掘巨穴,安置防空设备,却也十分安全。因此,南开与中大,虽遭空袭,房屋小有损毁,并没有人员的死亡。可是另外发生了一个问题。一天到晚在防空洞内,阴暗而潮湿,对身体不好,尤其影响孩子们的健康。睡眠的损失不算,在夏天,虫子多,为疾病的媒介,因此疟疾、肺炎、百日咳等病症,到处流行,我们的女儿也染上了后者。我不忍见她受苦,一念之错,竟把妻女送去香港,以为那边安全,我也可以在重庆安心教书。她们去后,我从南开搬去中央大学,住教职员宿舍,与范存忠及其他中大同事相往来,倒也不太寂寞。

妻女的香港之行,为的是避免敌机的轰炸,哪知道,反而使她们陷入更凶险的灾难!她们去港不到半年,1941年12月珍珠港事变发生,香港被日军占领,这噩耗有如晴天霹雳打击着我。事情更坏的是,我的父母亲也在香港(是我送家眷去港的一个原因),他们一同陷入敌人的掌握中。我们一家,只有我独自在后方,与家人完全隔绝。我彷徨无措,着急地奔走,四面八方去打听消息,去找我的清华同学在政府内做事的,父亲的朋友为党国要人的,却是一无所得。我昏天黑地地过着日子,除教书外,一事也不做,焦急地等待家人的音讯。幸而天无绝人之路,几个月后,在1942年春,好消息来了,妻子已到桂林,虽然在一路上经过流亡艰困的生活。不久,她们返重庆,我也回南开与她们重新团聚。这时候,我又从某处访得父母亦已安抵广东沿海游击区海丰陆丰的喜讯。同年6月,他们到了桂林。于是,在我的心头,拨去了阴霾,重见光明。

从1942年到1945年日本投降的3年中,我们在重庆的生活,大概说来,是平安而愉快的。太平洋战事发生,敌军曾胜利一时,铁骑遍东南亚诸地;但后来实力雄厚的美军重整旗鼓,敌人先天不足,对付美军反击之余,已无能力在中国后方做空袭的骚扰。这时,中美已并肩作战,陈纳德的“飞虎”进驻昆明,美国的飞机与军火源源不绝地自滇缅路运来,在那边有中大及联大的学生为中美军队当着通译。大家都觉得,眼前的工作虽仍艰巨,但国家的命运已经好转,有如通过了黑暗隧道的尽头,喜悦地看见天日。惟一对后方老百姓不利的,是这几年来大幅度的通货膨胀,使有固定薪金的公务员,大学教授也在内,受到经济的压迫。薪水是加了,政府还额外赐恩,如平价布、平价米以及煤油盐等日用必需品的津贴,但是没有外快的公务员,总是入不敷出。我们的情形比较良好,一家三口,有两个人做事赚钱,但仍不免有捉襟见肘的窘况。就在这时候,我开始卖文稿以补家用,成为一生中写作(连翻译、编书)最勤、产量最丰富的时期,一下子出版了十余册书得到些额外的收获。

此处,应当提及我当时另外的一件工作。华北陷敌后,北平图书馆被占领,馆长袁同礼带了少数职员,来到重庆,在南开中学的图书馆内借得一间办公室。袁家住在南开附近,因此与我们认识。这时候,袁同礼受美国国务院之托,要找些中国抗战文学的材料。他就嘱我主持其事。我现在回想,也许应当多收集些短篇小说之类的作品,译成英文,有较多的在美国发表的机会,以为战时宣传。但是,在抗战后期,我觉得文学作品中最有成绩的,是当时在重庆桂林上演、颇为叫座的话剧。因此,我拟了一个名单,大概有8-10部剧本,设法找人翻译。其中有郭沫若的《屈原》、曹禺的《北京人》与《蜕变》、袁俊(张骏祥)的《万世师表》、杨村彬的《清宫外史》、吴祖光的《牛郎与织女》、夏衍的《法西斯细菌》。译稿完成后,都由我校阅一遍,然后送去北平图书馆。这项工作的好处,是译者能得到较高的报酬;可是那些作品转送美国后,却如石沉大海,杳无消息。我至今仍觉得为此事白费了时间与心血,劳而无功,至为可惜。

1944年秋,抗战胜利前夕,父母亲从桂林来渝,与我们同住,连带我们的生活也变得不平凡了。我们这时候住南开津南村,有房两间,一为卧房,窗前放一书桌作为读书之用,一为客厅兼饭厅。父母亲来后,在我们客厅的后半间打一张他们的卧床,前面专为吃饭之用。

在那里,他们曾请过一次大客,到的有周恩来、董必武、郭沫若、沈钩儒等五六人。还有汽车夫老段,也在圆桌上占一席,那是客人吩咐的。另外一个场合,我与妻晚上在城内看完话剧,去到郭沫若家(须得在炸余的破瓦砾堆中拾级而上)接父母亲回南开,发现那里正有一个盛大的集会,庆祝周恩来偕美大使赫尔利自延安回来,有些人在唱歌、跳舞,沈钧儒在表演太极拳,兴致甚好。这也是国共谈判合作的时期。最不寻常的一次,某天,南开忽然戒严起来了,荷枪实弹的兵士在校内巡视,那是延安某要人来南开拜访张校长与我的父亲。那时,父亲已自我们住的地方搬到附近一处教职员住宅,有一间房,在那里接待客人。我正在翻译莎士比亚剧本《西撒大将》,忙得没有去看热闹。

此后不久,却有一幕悲刷,我与妻也参加了。离沙坪坝不远的小龙坎,有十八集团军办事处的公墓,在那里有一天举行了李少石的葬礼。李少石为廖仲恺(早卒)夫人何香凝的女婿,廖柳有通家之谊,而且李少石是诗人(父亲称他为“诗翁”),酷爱父亲的作品,在重庆时与父亲订诗文之交。有一天,李坐集团军汽车送父亲返沙坪坝,在回城途中被暴徒狙杀。在墓葬那天,我同妻子及妹妹无垢(她也从桂林来到重庆),陪着父母亲步行去坟地,遇见许多来送葬的人,除周恩来、王炳南、乔木等外,还有廖夫人与孙夫人宋庆龄(我曾看见过她)。大家很悲恸。父亲曾为李少石之死及丧,各写长诗一首纪念之。我最爱下面几句:


诗谶头颅一掷轻,

诗翁名字千秋寿。

欲哭休嫌近妇人,

寝门一恸凭几牖。

剪纸难招鹏鸟魂,

题诗疑作鲸鱼吼。


非但情感真挚,而且气魄雄伟。

交代过了在重庆时代我个人及家庭的生活片段,且略述一些我所知道及与我有关系的中央大学情况。先说我在中大5年,如何一年换一次校长。抗战开始,中大自京迁移,图书仪器都安全地搬到重庆,校长罗家伦甚有功劳。他在南京及重庆任职多年,在渝时校务稳定,校誉蒸蒸日上,在后方与西南联大堪称两所最高学府。中大的重要性,也可自历年来政府所派继罗氏后的校长见之。第一任是资深望重的顾孟余,来中大后,颇想有一番作为;但一年任满,他骤然拂袖而去。一时没有合适人选,由当时的蒋委员长中正兼任,派朱经农为教育长,实际主持校务。学年结束,正好教育部长换人,朱经农去部任次长,由原任次长顾毓琇(一樵)来中大。他一年任毕,因事辞职,改派联大理学院长吴有训继任。这时,已届抗战胜利,我亦辞去中大教职,于年底离渝去沪,做赴美教书的准备。

在这几位校长中间,我们对顾孟余的期望最大。他来校后,立刻把编写《古史辨》闻名的顾颉刚邀来任文学院院长。听说他应聘来校的条件之一,是要办一个学术性质的刊物;于是,中央大学《文史哲季刊》应运而生。编辑委员会,在外文系方面,有范存忠、徐仲年(法文)、商章孙(德文)及我;其他学系,我记得中文有汪辟疆、唐圭璋、胡小石;历史有金毓黻、缪凤林、张贵永、沈刚伯;哲学有宗白华、方东美诸人,阵营相当整齐。不幸的是,大顾辞校长职,小顾随着离去,季刊大概出版了一两期,也就寿终正寝。后来顾孟余来美,住加州。10年前,我到他家中看过他一次。这时,他身体已衰弱,不良于行。关于他回台湾后的生活,大家都已知道。另一位校长,朱经农,在美国时我也访过他一次,并在他逝世后参加过宗教式的丧礼。这应当是30年前的事情了。他与几位中国学者同住在康州哈脱福城的神学院内,我在新港与他们相离甚近。在吊丧那天,大家很悲哀,缅怀着一代教育家竟弃我们而先逝。

顾一樵为清华同学,比我早几班,他是惟一中大的校长与我发生过关系,却是不值得提的。他很早来美,但我们尚没有会面的机会。我很佩服他,能从行政工作(大学院长、校长、教育部次长、教育局局长)胜任地回到教学的岗位,在美国宾州大学教授他原来所学的工程学,近年始退休。不仅此,他多才多艺,也是一位文学家,著作等身,有全集出版。最后,提到物理学家吴有训,他是我二舅父在清华时的好朋友。他长中大时我正好离去。1973年我们曾到过北京他家中拜访,两位老夫妇待客甚殷勤。当时,吴有训谈话很健,有如在清华及联大当年,不料最近得到消息,他也死去了。

中大屡易校长,行政部分没有长期政策,没有建树,但是大学以教授为中坚,在抗战时中大的教授并无多大更动,却是历年有所增强。以外文系英文教授而论,其实力之雄厚,实凌驾联大而上之。他们在英美读书的学校,不是哈佛(楼光来、范存忠、孙晋三、丁乃通),就是耶鲁(柳无忌、陈嘉),有牛津(俞大缜、俞大絪、杨宪益),也有剑桥(初大告)。楼光来是我在清华的英文老师,曾从政一时,复去中大,任文学院院长多年。初大告与杨宪益,出版过好几部英译书籍。前者译有《道德经》,及第一部唐宋词选的英文本。杨宪益的译作更多,有屈原诗集、关汉卿戏剧选与三册历代短篇小说集:六朝神异小说、唐传奇、宋元明话本。他帮助我为美国国务院翻译抗战时期的话剧,他译的郭沫若著《屈原》,后来有机会出版。中大外文系亦有德、法、日文,但教授不多,以教法文的徐仲年最有名,曾在文坛上活跃。抗战时他创办《世界文学》杂志,我们大家帮忙投稿、捐款,但与《文史哲季刊》一样,寿命不长。中大外文系出版的书籍,比较有用的,是范存忠与我合编的两册大学英文读本。两书出版时,得到英国大使馆文化参事处的补助。那位参事,与我们很熟,有时来我们南开家中吃中国饭。他是一个怪人,后来醉心佛学,在这方面译著丰富,听说已成为道地的佛教徒了。

我初去中大时,兼任文学院外文系以及师范学院英语系教授。二者虽都侧重英语,但行政系统不同(后来范存忠把英语系也归并过来)。英语系设在中大柏溪分校,最初几个月我在柏溪兼课,有数小时的滑竿路程。滑竿似乎只有四川有之,比轿子小而轻,一张露天竹制椅子,系在两条长的竹竿上,由两个夫役挑在肩上,抬起我来,轻松得可以健步如飞。由于英语系的关系,我也曾参加过师范学院的重庆教学视察团,在重庆一带看到了许多中学。我的功课,与在联大时大致相同,有英国文学史,但有时也教大二英文(英国散文),英国戏剧外另加希腊戏剧。在中大末一年(1944-1945),当顾一樵为校长时,范存忠去英国讲学,我代他办理系务,担任的主任竟有4个之多。除前已提及的外文系与英语系外,还有新成立的外国语文研究所(给硕士学位),以及——笑话之至——俄文专修科主任。抗战末期,中俄建立新关系,需要俄文人才。教育部命中大办俄文专修科,属于外文系,因此我也当起主任来。虽然连俄文的字母都弄不清楚,我却没有旷职,成功地为俄文专修科找到国内第一流的俄国文学权威——以翻译俄文小说有名的作家曹靖华。至于他是否教出了一些好的俄文学生来,当主任的却无从知道了。

我所知道的,是当时我曾教授或后来认识的中大学生,有好几位现在欧美学术界任事,颇有成绩。这里只举少数以为代表。外文系毕业的马大任,曾在加州斯坦福大学的胡佛东方图书馆任中文部主任,有一年我在斯坦福做研究时,曾给我以许多便利。他现在荷兰有名的雷顿(Leiden)大学主持东方图书馆事务。另一位外文系硕士,为我的助教许丽霞,后为丁乃通夫人,在芝加哥大学得图书馆博士学位。夫妇二人现在北伊利诺斯州任教。与马大任一样,她出版过有关中文图书目录及参考书的著作。曾在中大读书现在纽约州的唐德刚,康州的朱继荣以及在衣阿华州的聂华苓,近年来我也碰到过几次。先说朱继荣,有一天我正在耶鲁大学图书馆翻阅图书卡片,忽然有人走过来自我介绍,原来就是朱继荣,他新来新港,在耶大远东语言研究所任教中文。我们同在新港住了几年(还有李田意、吴讷孙以及郅玉汝),我去中西部教书,朱继荣却到康州女子大学,在新伦敦开辟新天地,创立一个中文系,已有十多年历史。他并在业余从事中国水彩画,成绩斐然,在新英格兰一带颇有名声。唐德刚在哥伦比亚大学教过书,当过哥大中文部图书主任,他对胡适传记的贡献最大。在衣阿华大学当过中文系主任的聂华苓,历年来帮助她的丈夫、有名的作家Paul Engle主持的International WritersProgram的工作,与台湾的作家颇有联络。她写作甚勤,在台湾时已在文坛活跃,来美后在大学任教外,仍继续从事中文小说的创作。她最近出版的《桑青与桃红》,如鹿桥的《未央歌》与《人子》一般,颇得批评界的赞扬。

凭着过去的经验,我总觉得读外文系的出路是广的、多方面的。前所提到的几位联大与中大的同学,他们对中文与外文有造就,也发展到其他部门如文学、戏剧、图书馆学与美术史。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在文艺创作方面也有成就,能在中美文坛占一席之地。现在回想着30-40年前在昆渝两处大学内教书的生活,虽然由于战火的蔓延,使我在人生的路程中遇到艰危与挫折,但是这种大时代的经验却是不平凡的,不是在承平时期所能想像及体验到的。也许,可以这样说:当时所过的年月,并未枉费;所做的工作,也不是完全没有学术价值与精神上的报酬的。

1977年耶诞作于加州

    (原文见柳光辽、金建陵、殷安如主编《教授·学者·诗人——柳无忌》第51-61页“烽火中讲学双城记”之“重庆”部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10月。题目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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