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大中文78新世说

发布者:徐月瑶发布时间:2019-12-03浏览次数:562

2018年11月16-18日,中文系1978级本科班、专科班联合举行进校四十年纪念活动。一声呼喊:“母校南大,老生来也!”让多少鬓发飞霜的同窗好友热泪盈眶,梦回当年!整理思绪,断断续续写下若干文字,感谢母校、老师教诲培育之恩,珍惜四年同窗之谊。


陈白尘:中文系一百单八将


1966年“文化大革命”狂风骤起,秀木先摧。高等教育领域首当其冲被打倒的是“北陆南匡”,即北大陆平和南大匡亚明。1977年,匡亚明沉冤得以昭雪,重新出任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之职。他慧眼识珠,果断拍板,聘请一批十年动乱中遭受冲击且尚未落实政策的著名学者、教授,为南大举贤任能,延揽人才。

原《人民文学》主编、著名剧作家陈白尘,三十年代即加盟左联,投身革命,在“文革”中被诬为“叛徒”,当时中组部尚未有明确结论。匡亚明到教育部受命复出,在离京回宁之前找到这位“妾身未分明”的老战友、老朋友,诚恳相邀:“跟我南下吧,南大正缺少一个中文系主任呢。”陈白尘先生自己也曾深有感慨地说:“我这个知识分子的政策,本来是不归南京大学来落实的。我不是诸葛亮,但是匡校长他却‘三顾茅庐’,我被匡校长的精神感动了,才决定来南大的。”

因此,当我们78级同学迈进南大校门时,这位曾经写过《升官图》、《乌鸦与麻雀》、《宋景诗》等剧作的大作家陈白尘也刚刚履新,担任中文系系主任。相信大家还记得全系迎新会上,陈主任拱手抱拳、别具一格的自我介绍:“我是南大中文系第108位教工,一百单八将啊!”相信大家也一定记得赵瑞蕻教授激情飞扬,即席朗诵雪莱的诗篇《西风颂》:“If winter comes,can spring be far behind?”确确实实,匡校长的复出、陈主任的履新,就是报春的飞燕,告诉我们:严冬已过,充满生机的春天到了!

当时的南大中文系,陈中凡、陈瘦竹、钱南扬、赵瑞蕻等老先生术有专攻,遐迩闻名,周勋初、吴新雷、郭惟森、叶子铭、董健、包忠文、许惟贤等正值盛年,声誉鹊起,匡老不仅聘任陈白尘先生担任系主任,而且又先后延揽文史学家程千帆、剧作家吴白匋、西方文艺理论家张月超等著名学者加盟助阵,南大中文系名师云集,人才济济,真可谓极一时之盛!


程千帆:“我是牧猪人啊!”


程千帆教授1936年毕业于金陵大学中文系,曾先后在金陵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执教,曾任武大中文系教授、系主任。1957年被错划成“右派”,放逐农场18年之后才获准回城。由于当时“左”的思潮在许多地方仍然盛行,程先生好不容易盼来“右派”摘帽,却又被迫办理“自愿退休”。“文革”前的三级教授,赋闲在家成为街道居民,领取每月49元的退休金。加上发妻、著名女词人沈祖棻不幸车祸身亡,程先生处境愈加艰难。他的三位好友——南京大学洪诚、山东大学殷孟伦、南京师范学院徐复教授——曾经联名给几所院校领导写信,举荐这位著名的文史专家,但只有刚刚复出再次执掌南大的匡亚明校长,接信后慨然允诺:“这样的人才,别人不用我们要用。如果调动手续办不成,南大就包吃包住,一定要让他有用武之地。”受匡校长委派,中文系叶子铭教授在大年初五赶到武汉东湖程先生家中,诚邀他回母校任教。

时已65岁的程千帆先生到南大上第一堂课时,匡校长和文科副校长徐福基一起前往听课,尊崇备至,并要求我们一概称呼先生“千帆教授”。当时全国正在热映根据张贤亮小说《灵与肉》改编的电影《牧马人》,程先生曾经十分感慨地说:“电影中的主人公许灵均在西北牧马几十年,而我是牧猪人,曾经在乡村养猪18年啊!”


张月超:让南师人后悔不已


得知程先生回到南大,早年在中央大学毕业的西方文艺理论专家张月超先生也给匡校长写信,希望回母校任教。匡老了解实情后认为他有真才实学,批示:“一并聘任。”张先生曾先与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联系,当时的南师党委书记杨巩看了张的材料,因为他经历复杂(在民国时期曾经担任行政院副院长张群的英文秘书……)而不敢接受。月超先生遂向匡校长求助,得以加盟南大中文系。他来南大后开设的第一门课,就是给我们77、78级上“西方文论”。记得在大教室上课,每每人满为患,需要占座抢位,因为还有其他系和外校的老师、同学赶来“蹭课”。我的一位高中同学陈申,当时已在南师外文系留校任教,每周二都让我帮他占座。他曾经有几次发牢骚说:“本来张先生可以成为我们南师的教授的……现在倒好,归了你们南大,南师中文、外文系好多老师只好从宁海路赶到你们这里听课。”我笑着揶揄他说:“谁让你们的书记既缺眼光、见识,又没有我们匡校长的胆略呢?”


匡亚明:秉持大学之道


程千帆、张月超两位先生被引进南大后,学校财务处在按哪一级职称待遇发放工资的问题上十分纠结。因为他们的“右派”帽子已摘,但工资待遇仍未恢复。匡校长得知后专门开会研究,决定每人先按150元月工资发放。时任南大财务处处长的刘超也是一个解放前即投身革命的老干部,他为每月增发100元的钱款从何名目下支出而犯愁。匡校长近乎“蛮横”地发话:“从哪个科目支出我不管,但你必须按月把钱发到他们手上!”

两位先生的工资最终就按照匡校长意愿办妥了。究竟是根据哪些财务条文办理的?我还想对学校财务处追踪调查(刘超老处长已经作古)。南大党委当年的相关决定,也有待从学校档案馆查阅原始依据。

我不由遥想当年(1906年),两江师范学堂监督李瑞清聘请国学大师柳诒徵来校执教。但不到两个月,这位“南雍双柱”之一却要辞职而去。李瑞清闻讯即查找缘由,得知两江教习每月须到司库处签字画押领取薪俸,柳诒徵先生觉得有辱斯文,遂生去意。李瑞清随即下令司库将薪俸“按月送至柳府,无须签收”。柳诒徵遂欣然续聘,成为两江时期和后来的南高师、东南大学时期首屈一指的名师。

大学的财务管理,自有其自身的规则和逻辑。大学不可能将每月薪俸一一送至每位教职工府上;而且,领取薪俸,需要签字,这也是财务纪律,程序所定。但是,大学教授、学者,特别是一些名教授、名学者,往往极富个性。如柳贻徵这样的东南鸿儒,就不喜欢碰“阿诸物”,更将每月一次的签字画押、领取俸禄视为难堪之事。当不拘一格聘用名师的办学逻辑与严格有序、一丝不苟的财务管理逻辑发生冲突时,是为了留住人才、留住名师而将财务规则、财务条例变通而行?还是拘泥于财务逻辑致使人才流失?深谙办学真谛的李瑞清选择了变通,即让财务的规章制度、财务的逻辑暂时和部分地服从办学的逻辑,服从聘任名师的需要。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教职工都需要“司库”将俸禄呈送到府,签字领款的规矩也是其他员工需要遵循的。这里说的是当“举贤任能”这一办学要务与某些财务逻辑发生冲突时,后者需要有所变通,需要服从办学之道,服从大学的逻辑。

1978年匡亚明校长力主为程、张二位教授加薪之举,与当年李瑞清责令司库送俸到府有异曲同工之美。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工资薪酬制度高度刚性,财务管理高度集中,通常情况下难以逾越。但十年浩劫造成人才断档,青黄不接,人才引进,特别是学术带头人的引进刻不容缓。匡校长深知人才难得,必须当机立断,为他们解除后顾之忧。因此充分运用行政决策权力,破解了难题,成功引进了学科发展的领军人物。

对程千帆、张月超等先生而言,因为匡校长的慧眼识珠、敢于担当,他们的人生走出了低谷,登上了各自学术高峰。在纪念匡亚明校长逝世10周年的座谈会上,笔者亲眼听到千帆先生语带哽咽地说:“匡老延长了我二十年学术生命!”对中文系而言,程千帆成为全国首批八个古代文学博士生导师之一,而且与周勋初、郭惟森、吴新雷、吴翠芬等教授学者组成成学术梯队。他犹如一条红丝带,将南大中文系原来散落的珍珠串联成一条璀璨的项链。南大中文系在全国率先建成中国古典文学博士点和重点学科,授予了中国大陆第一个古典文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重镇。

匡亚明果断运用校长的行政权力为学科发展服务,在当时说是破例之举,权变之举,其实恰恰遵循了办学正道!因为校长自主聘任教授并决定其薪金收入,应该是大学自主办学的“题中应有之意”!


许惟贤:“九牛一腿而已”


讲授“古代汉语”的许惟贤是著名古代汉语学家洪城先生的大弟子,曾经跟随洪城先生编撰《辞海·汉语》和《汉语大词典》。1980年元月,洪城先生胃癌发作,溘然去世,78级本科班同学都参加了洪城先生的葬礼。许惟贤身穿孝衣,执幡行礼,张罗追悼仪式,给人极深印象。

许老师身材高大,挺拔俊朗,“面相也是古画中的那种‘高挑星眼,人中挺直,面庞朗逸的那种’”(此处借用现在美国工作的老同学陈亮之语)。他授课严谨而风趣,要言不烦。粉笔板书,勾画遒劲,颇有笔锋。当年我曾经是古汉语学习兴趣小组的牵头人,请许老师作为小组指导教师。他每每在授课结束之后,递给我一页短笺,上书讨论之题,或者建议研读的几段古文。我曾将其中两张夹在王力的《古代汉语》书中作为留念,未料后来此书被人借阅,送还时已不复存在,引为憾事。

授课临了,许老师剀切中肯的一席话,足以让学生受用终生:“各位谨记,中国古代语言文学博大精深,学问如海。别以为你们读了大学,且在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毕业,就目空一切,自以为是。他日倘若有人询问、质疑,尔等一定要老老实实承认:‘我不一定能识(能懂)。’答后还需强调:‘我所说的,未必就对。’”许老师还一再叮嘱:“中国古代文字之多之繁,犹如九牛身上之毛。尔等即便修完中文本科,充其量识得‘一腿’而已!”

“九牛一腿”之喻,相信每个弟子都一一记下了!


王希杰:“卷起两堆雪”


讲授“修辞学”的王希杰时为青年讲师。淮阴人士,讲课语速甚快,神采飞扬,滔滔不绝之余,两嘴角皆积白沫。有同学不约而同,改苏东坡词句加以点赞云:“卷起两堆雪。”众人皆会心一笑。其知识产权之争,至今尚无定论。

“修辞学”开课第一讲,王希杰老师即洋洋洒洒,在黑板上列出五十道研究问题,鼓动学生择其要者作为课程论文。并且郑重许诺,学期结束,批阅作业,其优秀者不仅可得高分,而且有机会投送刊物公开发表。有学生兴趣勃发,居然先后呈上三篇,希杰老师信守承诺,亲自写信举荐,在锦州师范学院主办的《语文教学与研究》次第刊载。

现在看来,他所列五十个问题,就是他自己撰写研究修辞学的大纲。他后来先后出版《汉语修辞学》(1983)、《修辞学新论》(1993)、《修辞学通论》(1996)、《修辞学导论》(2000)等系列著作,并参与创建了中国修辞学会。而他引导激励学生结合课程学习研究探索,堪称开“研究型教学”之先河也!

王希杰是南大中文系老系主任方光焘先生的弟子。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方光焘作为重要发轫者之一,发起了语言与言语问题的讨论。发表了《言语有阶级性吗?》(《南京大学论坛》1959年第4期)、《语言与言语问题讨论的现阶段》(《江海学刊》1961年第7期)等多篇文章。与之相对垒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高名凯先生。王希杰老师讲课时追述当年南大与北大这场论争,显得意气风发,斗志高昂。滔滔不绝之尾,他语出惊人:“诸位切记,将来即便有人把你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你爬起来掸落身上灰尘,仍然要声明:‘语言没有阶级性!’”

时隔多年,语言学、修辞学之概念、范畴、理论皆已模糊,然王老师此一金句,则几乎人人都能复述!


卞觉非:乔姆斯基与“鸡不吃了”


卞觉非老师是“语言学”任课老师。当时文革结束不久,原来被禁锢的国门刚刚打开。这位讲课时总喜欢意味深长地眯着眼笑的卞老师,就将当时语言学研究的国际前沿动态引进课堂教学。我们第一次接触到乔姆斯基的“结构语言学”,接触到“结构生成语法”的精妙之处。我想所有同学印象最深的他所举一例:“鸡不吃了。”是“食客不再吃鸡了?”还是“鸡不再吃食了?”后来我因为研究高等教育结构理论查阅结构研究的巨匠乔姆斯基的资料,得知艾弗拉姆·诺姆·乔姆斯基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语言学的荣誉退休教授。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被认为是20世纪理论语言学研究的里程碑式巨作,而且,乔姆斯基还是对美国政府和资本主义做最不留情的深刻批判的左翼阵营的旗手。

听卞觉非老师的课,总让人产生“觉今是而昨非”之感,在校园邂逅卞老师,他意味深长的微笑,也总是提醒我等,努力进取,不要懈怠!


张永桃:“绣球”菜面店


当时在马列室任教的张永桃讲授“政治经济学”。他196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上海人,一口吴侬软语,让他的普通话打了不少折扣。他的授课深入浅出,例举甚多。为了说明市场需求与计划经济等重要概念,他特别喜欢拿小粉桥和广州路交叉口的菜面店作为例证。这家面店专卖菜煮面,一毛五一大碗,还可以浇上够劲的辣椒酱。因为靠近南京大学南苑学生宿舍区,所以生意十分红火。张老师也不厌其烦地将其作为市场需求不容忽视的例子。张老师的“洋泾浜”,往往把“需求”发成“绣球”音调。所以,后来这家小店在同学口中就有了两个代名词:“永桃小店”和“绣球菜面店”。

90年代张永桃教授出任南大主管文科的副校长,也曾与笔者聊起当年为中文系授课的往事。我告诉他曾经有过的“绣球”雅号,他做惊讶状,很夸张地反问:“啊!‘绣球’,市场‘绣球’,有什么不妥吗?”

    (龚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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