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过往的回忆中，悟出：我，与南大有缘，而且还是个“不解之缘”。
过 往
1937年5月，我出生在安徽省巢县柘皋镇庙岗乡小王岗村。这年7月，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极大的创伤。是年夏末秋初，我的父母带着我哥和我随着跑反的人流，一路向南逃难，去投奔在芜湖经商的远房亲戚。家父为其帮工干活，家兄（12岁）在其门店学徒打杂。母亲带着我操持家务，一家人总算安顿下来了。
1943年起，我开蒙读了两年私塾，后转至教会学校芜湖市私立崇德小学、励徳小学就读，直到1949年芜湖解放。
1949年刚刚解放，国家百废待兴。急需大量各级各类人才，其时我小学毕业，我父亲的一位同事要介绍（担保）我去上海一家玻璃器皿厂当学徒。我母亲因我才12岁，不放心，更不忍心让我一个小人孤苦伶仃地悬浮外地，独自闯荡谋生，泪流满面地坚决不放我去上海当学徒。这样我便入学芜湖二中继续读书。
1952年初中毕业，遵从父母的意愿，我报考芜湖地区农业专科学校。不想，考试期间，我臀部的肿疖突然溃破流血，疼痛不已，坐卧不宁。如此勉强应试了一天，第二天更添高烧不退，头昏脑涨，迷迷糊糊，只得在家“罢考”，考试结果，可想而知。所幸的是，经过几天的医治调养，肿疖虽未痊愈，却也已不痛不痒，我想再不会有什么大碍了吧，便转而参加市里普通中学的考试。结果还真的顺利考完了全部各门课目，并有幸被芜湖一中录取。
1955年4—5月间，高考报名在即。我和几位“志同道合”的同学商商量量一致决定，以第一志愿报考北京地质学院。5月体检，以便最终确定报考的学校和专业。体检结果：“色弱（+），不宜理工科学习”。这时，摆在我面前的可有三种选择：一改考文科，二选送体院，三参加工作。1955年上海体育学院招收第一届体育专业本科生。我比较喜欢体育，运动成绩也不错，体育老师愿意推荐选送我去上海体院读首届体育专业本科生（顺便说一句，我上南大后曾是校田径队和足球队的队员）。我父母的意见当然是参加工作，说多少有些收入，也好贴补家用。而我终是心有不甘，在老师和同学的鼓励和帮助下，我决定临阵换靶，改考文科。结果，我非常荣幸地进入南京大学外文系德语专业学习。
结 缘
1959年我从南京大学毕业。学生生涯，到此结束。回忆过往，感慨良多，我想：
当初，若是留在祖籍那偏远的小山村，那么，依据那里的生活环境，家庭状况，教育资源等具体条件，我的“文化程度”最好也可能只是“私塾两年”，怎攀上“南大”二字，但这却又何尝不是我“南大缘”的发端呢！
当初，我的父母若是有徽商情思：“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丢”我去上海进工厂当学徒，那么我现在的最高学历就是“小学毕业”。当然，我后来或许就成了一名退休工人老师傅了，又怎么会变身“南大校友”呢。
当初，若没有那因肿疖“罢考”而入学“芜湖农校”，那么我现在应该是一名奔波于田园阡陌之间，果蔬花房之中的老农技员了。“工人老大哥”没当上，“农二哥”也没干成，学历提升为“中专水平”又未能实现，由此而进入普通高中学习，但这些岂不是向“大学”的挺进吗！
当初，若不是因色盲色弱而考入“北京地院”，那么我现在应该是一名曾跋涉于崇山峻岭、江河湖海的休闲“寻宝人”了。这岂不是与南大擦肩而过？记得，改考文科时我父母说，就考安徽师范大学好了。因为“安师大”就在芜湖（曾与芜湖一中紧相比邻，1953年秋，芜湖一中搬迁至张家山新址），离家最近，上学又不要钱，管吃管住，毕业后还能有不错的铁饭碗工作；学校老师则建议说，要不，考南京大学试试？南大底蕴深厚，是曾为亚洲第一的中国名校，距芜湖最近，将来工作也不会有什么问题（1959年我南大毕业时被分配去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工作）。两相权衡，我决定报考南京大学。
正是这一次理工科改文科的“意外”和报考学校志愿的抉择，才是真正实现“南大缘”的华丽转身。
看来，“南大缘”时时处处都在监视并纠正着我过往的这些“歪门邪道”。使其步入正轨，进而“破茧化蝶”修成正果。这岂不是“命中注定”我与南大有一个“不解之缘”吗？苍茫之中缘分在，归宿南大一线牵。
南大四年，规划了我的一生，南大四年，规范了我的一世；母校南大，是我心中的最亲，母校南大，是我情中的最爱。
过去，我曾是南大的学生，现在，我是南大的校友。
将来，我永远是诚朴做人，敦行做事的南大人！
（文/马鞍山安徽工业大学退休教师 吴启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