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德林（1931.10.10—1968.8.）是我最敬爱的老师之一。他给我们中文系六二级上“文学概论”课，我作为一名文艺学、美学理论爱好者，受业于他，受教于他。
秦老师是安徽颍上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早期他响应毛主席“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伟大号召，“参干（参加干部队伍）、参工（参加国家工作人员队伍、工人阶级队伍）”，来到治淮总指挥部当了一名工程技术人员，并入了党。后来作为调干生考进了南大中文系，1958年毕业后留校工作。
当时，依照秦老师的政治身份，能阅读《参考消息》，这是令人万分羡慕的。他讲话的口音不像安徽话，列宁读作“来宁”，普列汉诺夫读作“普来汉诺夫”。他讲授“文学概论”常提到这两位人物。列宁不必说，普列汉诺夫早就作为异己分子受到批判，但秦老师认为，普氏的《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论艺术》（即《没有地址的信》）等著作，对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美学观是起了作用的，有较高的思想理论价值和学术价值。他尤其欣赏普列汉诺夫表达的深刻、说理的透彻、论述的精辟。这在当时这样讲解是不容易的，需要胆略、见识、智慧和深刻的洞察力。总的来说，我认为“文学概论”课重原理、多抽象，全没有邹恬（1934.2.3—1995.1.15）老师“现代文学史”那样吸引人，他的表达又近乎木讷，远不如邹恬老师的睿智和黄景欣（1935.10.5—1965.9.29）老师的雄辩。开始听讲时，我们确实感到索然无味，然而一个思想大于形象的人往往是慢热的。课堂上，他讲了一件别林斯基的逸事，正好可投射于他本人。有位文学青年从别翁家中出来后居然与人打睹，说见到的不是别翁，因为那是个羞涩得手足无措，嗫嗫嚅嚅不知所云的人。后来这位青年才明白大智若愚，大辩如讷的道理。事实确实如此，秦老师的课是渐入佳境，深厚的理论功底，深刻的真知灼见，让人不得不折服，连他喜欢用粗大的食指重重地指向前方的样子都印入我的脑海。课后的他，常常提着个热水瓶从系办公室出来，睡眼惺忪，一副疲惫不堪的失意貌，好像昨晚想了一个通宵的问题依然没有找到答案。
秦老师一人独居在中文系办公楼顶层的楼阁里。有一天我怀着敬重而好奇的心情去拜访他。只见十平方米的面积只有一半能直得起腰来，我一下子傻眼了，秦老师那一米八还要多的个子，成天是在被压弯了腰的日子里度过的。那里放着一张床，一个办公桌，书刊杂志散乱地堆放在椅子上，箱子上，昏暗得连白天也得开灯。那天桌上一边放着个装满烟蒂的烟灰缸，一边是刊登有他《论〈野草〉》的《江海学刊》杂志。
那天的拜访，一切都还记忆犹新。话题从《野草》开始。他告诉我，要了解鲁迅的早期思想，就要读《野草》。秦老师在论文中引用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中说过的话：“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野草》二十四篇，从艺术上讲，相对于《呐喊》和《彷徨》对现实世界的敏锐观察，则是反映主体内心世界的跌宕起伏的散文诗。从内容上讲，正如《野草·题辞》开头所说：“当我沉默的时候，我感到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完全反映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鲁迅上下求索的内心的苦闷。
那天的拜访，还不期而然地谈到了普列汉诺夫。秦老师教导我说：“读普列汉诺夫不仅要读他的文艺理论，还要读他的政治理论。”当时我只粗浅地知道普翁与列宁政见不合，也没太在意，涉及苏联的政治，没有多问。多年后，直到2012年，中文系1962级将组织第十三次同学聚会，徐有富学兄组织编写同学录《风雨五十年》，我又打开普翁的文集，自然想起秦师五十年前的话：读普翁要文艺理论、政治理论一起读。普翁百年前的时空，秦师半个世纪前教导学生的时空，虽然已经没有五十年前学生当面问道的在场，但又一次不期而然地叠加到一起。普翁的敏锐，秦师的穿透力，似乎再次擦出了新的火花。普翁说：“布尔什维克主义思想过去和将来始终是无产阶级不成熟，劳动贫穷，文化落后，觉悟低下的伴生物。”“布尔什维克的所作所为雄辩地证明，智慧的痛苦不是他们的痛苦，他们的痛苦是无知的痛苦，是对列宁及其英明的理论发现的盲目信任的痛苦。”“布尔什维克的垮台是不可避免的。”“俄国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布尔什维克党执政的长短，俄国将回到正常的道路。”普翁1918年讲的这些话，如果我们不作真值论、真理论视角的评判，仅仅作效用论，效果论的考量，可以说：不幸而言中，应验而生效。苏联的解体，从根本上说，还是列宁、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共产党党内的腐败造成的。秦老师当年对普翁的些许欣赏和解读，是一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工作者长期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品质修养的结晶体，是秦师极强的认知选择能力和理性穿透能力的表征。
那天的拜访之后，真可谓“一回生，两回熟”，后来见面的机会多了，都是我请教他问题。他平易近人，传道、授业、解惑变成了漫谈闲聊。记得有文学与人学、鲁迅与郭沫若、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等话题。他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用原罪的宗教理念指导创作，是个被低估了的怪才。还有法捷耶夫是矛盾的人物，他是不满当时斯大林的文艺政策而被迫自杀的，等等。最使我惊愕的是：一天晚上，他在校外请我吃完面条后慢悠悠地说了一句：“政治家都是流氓。”之后又补充道：“无产阶级政治家除外。”我已记不清当时的语言环境，唯有这句话让我至今难忘，要知道那时候文革虽未开始，但各种征兆已预示一场政治风暴已经“山雨欲来风满楼”了。后来的文革，不正是被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一群流氓政治家所利用，而造成的十年内乱吗！秦老师的话，似有预设的剑指，何其冷峻、严厉而深刻！
母校南大历来是独立知识分子的良心，既有“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古风，更有新思想、新思维的殉道者的风范，我可以说出他们一批人的名字来，无不令人肃然起敬。这一批人中，秦师与也。现在，母校正在以建设“第一个南大”为鼓舞，站位高端，奋力拼搏，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而砥砺前行。征程中自然会让人想起“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铸造起的南大之魂。大学之魂的铸造和一流大学的建设是不矛盾的，这无疑是一个深刻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秦老师不幸离世已半个多世纪，余终不忍言其卒，秦老师永远活在我们中文系六二级全体同学的心中。秦老师的匆匆离去，曾有好事者言其伤于私情而去，当年的知情者已证实这是天大的误解。文革中，多少傲骨铮铮的知识分子被迫走上绝路，“士可杀而不可辱”，此之谓也。又刘向《新序·节士》记载屈原投水前“渔夫止之”，答曰“又恶能（何能）以其（自己的）泠泠（清白高洁），更事之嘿嘿（默默，污浊混沌）者？吾宁投渊而死。”这正是秦老师，包括母校中文系文革前和文革中一批决绝人世者当时的心念。
正愁难寻恩师照片时，忽然想到罗丹的传世之作“思想者”（又译“思考者”，曾被《哲学研究》采作封面），那岂不是秦老师最好的“精神照”吗？余终于释怀。高山仰止！呜呼，吾师秦德林！
（文/许鹤龄，2012年3月16日初稿、2020年9月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