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德滋先生，是我国著名地质学家、岩石学家，也是南大地学科研与教学的擎炬人。他从战火中走来，于荒山中求证，在讲台上耕耘，将花岗岩与火山岩研究推向世界前沿。让我们一同走进他树蕙滋兰、终生不渝的传奇人生。
一 狂沙吹尽始到金
1927年，王德滋生于江苏泰兴，那是一个动荡不定、战火纷飞的年代。7岁时，家中最小的妹妹出生，母亲却因产褥热去世；两年后，父亲在为母亲做冥寿时也突发脑溢血，随母亲而去。年仅9岁，王德滋就在懵懵懂懂中体会到，父母已永远地离开了。从此，他的大哥和两个姐姐挑起了照顾家庭的重担，王德滋的大哥在高中毕业后没有选择上大学，而是留在县城当一名老师，终生未婚。由于家庭生活拮据，又需要日夜操劳，即使身患肺结核，大哥也在病情稍许稳定后就返回县城继续工作，为照顾弟妹做出了巨大牺牲。
想要安稳学习，对于小时候的王德滋来说是一种奢望，当时正处于抗日战争时期，泰兴在他读初中时也沦陷了。但一旦出现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王德滋都更加珍惜。他读高中时，学校规定学生每学期需缴一石米作为学费，但又规定品学兼优、成绩顶尖的同学可以免缴学费，王德滋就凭借着自己始终居于前三名的优异成绩，获得了整个高中阶段免缴学费的奖励，这也为家里减轻了些许负担。毕业后，他在同乡的劝说下报考并被成功录取到了江苏教育学院数学系。但这所学校的师资水平、教育设施和课程设置，却都与他心目中的数学系有很大差距；图书馆中缺少英文的前沿学术著作，教务处也只开设日语课。一个学期后，他果断地离开了这个让他失望透顶的学校，直到抗战取得最终胜利，才重新燃起求学的希望。
他对于地质学的兴趣与感情，早早就播下了种子。读小学五年级时，他的学校组织游览长江，租了几条木船，由内河行船至港口。一出港口，他的眼前便豁然开朗，江面辽阔，远处与天相接，江面上帆影点点。后来，每当他读起李白的“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就会联想到第一次看到长江的情景。
但他之所以将地质学视作终生理想，还与我国两位地质学先驱息息相关。第一位是丁文江先生，他是我国地质科学奠基人之一，也是江苏泰兴人，1936年，年仅49岁的丁文江在沿粤汉铁路调查煤矿时，不幸因煤气中毒去世，王德滋时年仅9岁。高中时，他才了解到丁文江前辈的事迹，丁文江留学前写下的豪言壮志“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处处是青山”让他毕生难忘。另一位则是谢家荣先生，有一次，王德滋在同学家时偶然读到了谢家荣所写的《地质学》，被祖国的壮丽山河和丰富的地质现象深深吸引。从此，王德滋对地质学产生了更加浓厚的兴趣。
1946年夏，南京的国立中央大学复员后重启招生，王德滋决心追求早已立下的志愿与理想，追随丁文江等先辈的脚步，考入国立中央大学地质系，还有幸见到了谢家荣先生，实现“追星”梦想。丁文江先生生前的格言“登山必到顶峰，移动必须步行”，是王德滋一生从事地质研究、教导后辈地质工作者的理念与原则。
位于国民政府首都南京的国立中央大学，孕育着浓厚的追求民主进步、盼望止战和平的氛围，这里的进步思想引起了王德滋强烈的共鸣。他还是稚嫩的大一学生时，就参加了1947年的“五二〇”学生运动，和高年级学生们以“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为口号上街游行，却遭到了暴力镇压。国民党的暴行与惨烈的损失让王德滋看清，“大学生既要读书，也要关心国家大事。”于是在认真学习地质学的同时，王德滋加入了一个名叫“自然科学社”进步社团，后又加入地下党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社”。1949年1月，王德滋被中央大学的中共总支委员会吸收成为地下党的一员，在白色恐怖下从事革命工作。
二 丹心热血育新人
王德滋是中央大学改名为南京大学的见证者，他大学生活的最后一年是在南京大学度过的。1950年，王德滋大学毕业，被分配至哈尔滨工业大学读研究生班，但当时的地质系主任徐克勤向校领导申请，增加了一个留校名额，于是在王德滋已经整装待发时，又突然接到了留校通知，就此成为南京大学地质系的一名助教，1955年被提升为讲师。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急需人才。在这种形势下，南京大学地质系决定扩大招生规模，分设金属和非金属矿产地质与水文工程地质专业，建立两年制专科学制，迅速为国家培养技术人才。系里安排王德滋为金属非金属矿产地质专业学生讲授“岩石学”课，“给人一杯水，自己得准备一桶水”，为了讲好课，王德滋详细地准备了讲稿与绘图，关起门来反复试讲，又给自己“约法三章”：要脱稿讲课、要有所突出、要敢于面对学生。王德滋还与韩同蓉老师共同准备实验课，实验室规模不够，5个学生需要共用一架显微镜，平均每人每节课只能使用24分钟，因此实验室在晚上也开放，老师到场指导，每一个夜晚，实验室都仍灯火通明。在当时的艰苦条件下，南京大学地质系为国家培育了一大批知识基础扎实、实地工作能力强的地质技术人才，他们大多成为了我国地质行业的骨干与专家，成为支撑中国地球科学发展的中流砥柱。1963年，王德滋从系里调到学校工作后，担任了南大副教务长、南大副校长等重要职务，即使工作繁忙，仍然抽时间来地质系指导学生，为学生们授课、做学术讲座，指导他们的野外与室内研究工作。
除了人才的极度缺乏，大学教材也是当时亟需填补的一大缺口，所以王德滋在承担课程教学任务与行政工作之外，编写了《晶体光学》《光性矿物学》等教材，于20世纪60年代初出版。其中，《光性矿物学》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第一本自己编著的系统介绍造岩矿物光性特征的教材，在全国高校地质学科被广泛使用，直到20世纪80年代，该书早已脱销，之后的学生只能使用影印版本。2006年，王德滋偶然发现1974年再版的《光性矿物学（第二版）》仍被学校自行翻印，以给学生使用，由于年代久远，字迹逐渐模糊，部分内容也需更新丰富，已届八十岁高龄的王德滋在另一位副教授谢磊的协助下，完成修订了《光性矿物学（第三版）》。
1989年，国家教委正式确定南京大学地质系备选项目为世界银行贷款重点学科发展项目，内生金属矿床成矿机制实验室得以正式成立。此前为建立这一实验室，王德滋花费了数年时间，参加并在专家评审会上作报告，接待教委专家组考察与评估，为南大地质学科发展争取资金与设备支持。实验室成立后，王德滋又马不停蹄地着手实验室建设的准备工作，组织教师调研并采购大型国际仪器、争取实验室用房、组建实验室管理与研究人员队伍。然而待筹建工作基本就绪后，他却将实验室主任的职位了让给年轻同志，认为年轻人应当拥有更多机会。
王德滋对青年人是关怀备至的，他的学生刘德良独自在苏鲁两省边界寻找国家紧缺的金刚石和金红石矿时，王德滋在未通公共汽车的情况下步行数十里看望他，坐在昏暗的小油灯下，聆听刘德良的工作汇报。他坚持让学生独立工作，希望能培养他们独立思考、吃苦耐劳、刻苦钻研的能力，却又放心不下学生的生活与安全，这样润物细无声的爱护，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学生。
王德滋常说：“青年很重要，国家的未来靠他们！”身为著名的地质学家、岩石学家，他长期到校外的科研和生产一线讲课，也会进入社区，与社区居民、中小学生们互动，能够以自己的知识回报社会，对于王德滋来说是一大乐事。给孩子们科普时，他会运用“桃子”的比喻生动巧妙地形容地球结构，回忆自己“上天、入地、下海”的求学时光与科研生涯，为孩子们答疑解惑，鼓励他们道：“你们大多才十几岁，而我已经九十多岁，已经感觉到后生可畏了”。
每当新生进入南京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王德滋仍常常会以自己的人生经历欢迎学生开启他们的地球科学研究之路，为学生指明他持之以恒的、“坚毅诚朴”的治学之道：“坚”，是要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目标，坚持正确的政治原则和创新的学术理念；“毅”，就是要为了实现目标持之以恒，有毅力；“诚”，就是做学问、做人都要始终真诚；“朴”，则是要朴实无华，不务虚名，脚踏实地，埋头苦干。
三 用心精至苦钻研
上世纪60年代中期，南大有五项享誉海内外的科研成果，被誉为南京大学的“五朵金花”，其中之一就是地质系教授徐克勤领衔的“华南花岗岩及其成矿关系的研究”。1957年，徐克勤教授等人在江西南部考察花岗岩与钨矿时，发现了两个形成已有4亿年的加里东期花岗岩体。传统观点认为华南仅存在距今1亿年左右的燕山期花岗岩，这一发现在地质界掀起轩然大波，遭受到许多人的反对与否定。于是他派王德滋等人前往江西南部开展了长达四个月的野外工作，采集标本、测量实测剖面、绘制素描图、用偏光显微镜观察薄片，研究结果证明，被反对者们武断认为的“花岗斑岩”，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花岗质碎屑岩”。为了确定花岗岩体的时代下限，徐克勤又调动古生物组的师生参与艰苦细致的搜寻工作，最终在“龙山群”中找到了笔石化石和海绵骨针，证实了花岗岩确实属于加里东期。这一研究成果不仅收获了国内地质界的认可与多个奖项，还引起了国际地质界的广泛关注。
之后，王德滋通过几十年的研究，不断将花岗岩研究推进至更深层次，并将花岗岩与火山岩的研究相结合，取得了重大成果与进展。以往，花岗岩研究与火山岩研究往往忽视彼此之间的联系，1980年他在浙江莫干山考察时，发现莫干山的山麓为花岗岩，山顶却为流纹岩，当考察团队想找到两种岩体的接触界限时，却发现它们是过渡状态，这说明花岗岩与流纹岩之间必然存在某种成因联系。于是，他们提出了“次火山花岗岩”这一概念与理论。王德滋团队的其他大量研究也极大地丰富了花岗岩与火山岩相关理论，为地质学的研究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在科研中，王德滋始终如一地秉持着严谨求实、不畏艰险、脚踏实地的研究风格。他的处女作《江苏高资下蜀煌斑岩的研究》于1957 年刊载于《南京大学学报》，当时国内高校的科研刚刚起步，他既需要组织并承担教学工作，又有大量行政工作，所以，他的这篇论文实际上是利用十几个星期天写成的。每个周日，他清晨从南京出发，到达高资站后独自徒步十余里才能到达工作地点，然而他就是这样独自一人，翻山越岭考察，采集数十斤重的岩石标本，完成了这项研究。
王德滋的学术思想，也感染了无数学生，即使学生们毕业离校，他也常与他们往来通信，在信中鼓励他们、并给予指导。他曾在给学生刘德良的信中写道：“几十年的师生情，弥足珍贵，你是我的得意高徒，尽管我们所从事的学科不尽相同，但正是这种跨学科的渗透、交融，才是值得大加提倡和鉴赏的。”王德滋也十分关注学生人文观念的熏陶，他说：“科学与人文并不是两条永不交叉的轨道上的列车。”他常说起李四光、竺可桢等地学大师同样具有深厚的人文素养，与学生谈及国家大事与社会发展时，也常忆起中国人民是如何历尽苦辛、艰苦奋斗，一路走来的，而我们作为后来者，要做一个对国家和民族有所贡献的人。
四 深知身在情长在
1948年，当王德滋刚刚读完大学二年级，他的爱情也悄悄降临了。
王德滋与夫人初次见面时，她穿着白色短袖衬衫和黑色背带裙，安静地坐在窗口。几次偶遇后，王德滋鼓起勇气向同乡同学印石打听女孩的名字，才知道原来她叫洪奉青，原来她也曾打听自己。一天傍晚，王德滋和好友一同前往观看音乐表演，洪奉青一路上不太开口，却默默照顾着所有人，在所有人沉浸于音乐时，她走到路边买来了水果。尽管直到音乐会结束，她也没有开口说过一句话，王德滋仍默默地想：“她真是一位善解人意的姑娘！”
然而随后不久，洪奉青就回到了老家，直到一个意外促成他们再次联系——他们共同的朋友印石由于属于中共地下党支持的进步势力遭到逮捕，印石的爱人和王德滋为营救印石竭尽全力，印石也拜托王德滋全权处理他的信件，其中有一封就来自洪奉青。王德滋给洪奉青回信，告知她印石被捕的消息，她很快就回了信。这个看似温柔、寡言的少女在信中展现了自己坚守初心、思想进步的另一面，把国民党反动派大骂了一通，王德滋感到他们是如此合拍。从此二人书信往来不断，渐生情愫。
1953年，两人终成眷属，登记结婚，虽说结婚是人生大事，经济不宽裕的他们却没有余钱购置东西、举办仪式，仅花了二十元钱买了些糖果，分送给三个单位。他们分配到了一个小房间，勉强够放一张双人床、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结婚家当就算准备齐全了。
与他们初识时一样，洪奉青一直默默守护着整个家庭。王德滋在南大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在没有打字机的情况下，撰写的论文与材料、翻译的书稿，都只能手写在稿纸上，几经修改，显得有些杂乱潦草。而洪奉青的字迹工整清秀，她也非常熟悉王德滋的字迹，于是在工作之余，洪奉青还帮助王德滋重新誊写了约两三百万字的文稿。他们育有两个女儿，负担一家四口生活之余，夫妻二人还需要赡养各自的家人，生活十分拮据，有一次洪奉青的鞋实在破得不能穿了，只得把家里所有的旧皮鞋卖给收破烂的，再拿出几块钱，才买得起一双中档皮鞋。在王德滋遭受批判的艰难岁月，也是洪奉青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关心他的精神与生活状况。
王德滋和洪奉青与学生们的关系都非常好。王德滋的学生邱检生就常带着女儿到老师家里玩，他和王德滋聊工作与见闻时，洪奉青就带着邱检生的女儿到房间弹电子琴。王德滋还很爱和学生们回忆夫妻二人年轻时相恋的故事，从战乱年代的相识相知，到“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终生相守，他们的爱情如此动人，仿佛在小说里才读得到，然而他们却经常形影不离地出现，互相逗乐、亲密无间。
1996年，洪奉青的记忆力开始出现衰退的迹象；随着症状逐渐加重，她开始生活难以自理、需要长期卧床，王德滋变成了那个照顾另一半的人，但他同样毫无怨言。他们家与医生家住得近，他便常常主动与医生交流妻子病况，为她安排营养膳食，更是每天都要亲自将饭菜弄细碎了再喂给她吃。如果需要外出，无论讲学或参会，王德滋也都带着洪奉青同行，让她旁听，洪奉青的一举一动、细微变化，都牵动着他的心。
后来，洪奉青连对自己的印象也变得模糊了，对王德滋也是“似曾相识”，但每当王德滋走到房门口，她都会招呼他；朋友来看望她时，她也紧紧拉着他们的手不放，尽管她再也叫不出他们的名字。王德滋每天守在床畔，与她讲话，拉着她的手一遍遍说：“老伴、老伴，真正好！老伴、老伴，老来伴！手拉手，向前走！”偶尔，她也会跟着吐出几个字。王德滋始终如一的照料，成为洪奉青抵御疾病的重要精神支柱，而他说：“我固然是奉青病中的精神支柱。奉青病情稳定，又何尝不是我的精神支柱！”
2013年，洪奉青离世，二人同甘共苦、相濡以沫六十五载。如今，王德滋仍将她的照片挂在床头，又挑选出四十张老照片夹在相簿内，几乎每天都要翻看。年少时，坐在窗边的那个秀丽恬静的少女、日夜祈盼的封封书信，仍常常进入他的梦中。
2021年，是南京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学科成立100周年。王德滋掏出了一百万元的个人积蓄设立了“滋兰奖学金”。滋兰九畹，树蕙百亩，从1946年考入中央大学至今，这位近百岁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与南京大学有着已持续八十载的不解之缘，退休后仍时刻关心着学院发展与人才培养。他说：“我对地质科学的热爱、与南京大学的感情，终生不渝。”
来源：原载《民国研究》总第38 辑
编辑：齐琦、胡昕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