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校廷，江苏邳州人，老三届知青。原南京大学德语专业教师，1987年国家教委公派德国波鸿大学客座讲师。1992年创建德国杜塞尔多夫中德翻译社，杜塞尔多夫高等法院宣誓翻译，授权公证翻译。曾任杜塞尔多夫孔子学院教师，杜塞尔多夫公署辖区中学生中文替代 考试第一主考。
德国暨欧洲诸多华文文学团体会员，德国中欧跨文化作家协会会员，欧华新移民作协会员，欧洲华文诗社和凤凰诗社，田园国际诗社成员。数次参加中国诗歌春晚欧洲分会场并获奖。诗文散见于国内外报刊和电视节目。
翻译出版安徒生国际奖得主德国作家凯斯特纳的名著《穿靴子的猫》（1979），翻译《现代德语简明语法》（1982），《德语用法词典》编写组成员（1989）、《德语文学词典》（1991）撰稿人之一。国家社科院重大项目《歌德全集》翻译组成员。
一 从老三届到考上名校德语专业
赵庆庆（以下简称赵）：您和夫人与我的家人有一个交集，就是“老三届”。夏青青女士在2019年8月欧洲《华商报》上，登有一篇写您的好文章——《朱校廷：手托夕阳的老三届》，概括了您跌宕起伏、精彩独特的人生。她说老三届“经历之丰富，之沉重，使他们成为那个时代永远的话题。有的老三届人生是一杯苦酒饮之不尽，有的老三届却苦尽甘来把酒临风”。
您出生在农村，在农村上小学，考进县城中学，再作为知青回乡，然后到工厂做工，当选江苏省工会大会代表，再在1973年鲤鱼跳龙门，考进南京大学外文系德语专业……这当中，您都克服了怎样的“苦”，才获得考入名校的“甘”，写出了自己的Bildungsroman？
朱校廷（以下简称朱）：1963年，我从家乡小学考入邳州运河中学。全班50多个孩子一共考取4个，小学升初中录取率不到百分之十。从村上到运河中学十多里路，都是土路，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就靠两条腿跑，被我们当时戏称为“11号快车”。遇到雨雪天气，特别是在严寒的冬天，一路泥泞，冰雪交织，沾黏在脚上足足有好几斤重。那时，县城之外的学生都住校。学生来自方圆约20公里之内各个行政乡的小学，初中录取率连10%都达不到。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每星期六上完课，回家背煎饼、山芋、胡萝卜等吃物，星期天晚上赶回学校。背去学校的吃物匮乏，男孩子缺少计划能力，基本上都坚持不到星期六回家，就得饿着肚子。
初二时，音乐老师蒋培新在全校组织音乐文艺兴趣小组，挑选我学习拉二胡。在他的指导下，我的二胡很快就上了路子，而且还上了瘾，连续拉几个小时兴致不减。一年后，我就可以独立演奏二胡名曲片段，如《二泉映月》《江河水》《豫北叙事曲》《赛马》等。1966年，文革开始，我便进入学校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参加演出，走进工厂、农村、机关、学校。
1968年，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作为回乡知青，回到老家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劳动之余参加生产大队、公社文艺宣传队的演出。
1970年6月的一个偶然机会，我被招进邳州肉联厂卫生检验组当临时工，合同工期三个月满之后，被继续留用。1973年初，我在全厂近十个车间班组高票当选江苏省第三届工会代表大会代表，出席大会后借调进入邳县总工会筹备组工作。同年9月，经过自我报名、推荐选拔、考试等环节，被南京大学录取，成为第二届工农兵大学生，进入德语专业学习。
赵：“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听您回忆，不知怎的就涌出了老杜的名句。虽和您异代不同时，依然唏嘘不已……1973年，您考大学，都考哪些科目？怎么考？
朱：我参加1973年高考，考场设在我的家乡邳州县城师范学校附小，一人一桌，前后两位监考老师。考生只许带一支笔进入考场，考卷做完后，反面放在桌子上，由监考人员收取。作文和数理化一起连考三天，外语考生另加英语笔试和口试。我做了充分的应试准备。临考前，请假回老家乡下，油灯伴我月落星稀。高考成绩出炉，喜出望外。南京大学招生办的老师亲自面试，不久即收到录取通知书。那年，徐州八县一市就一个南大德语专业名额，被我填写在入学志愿第一位，结果如愿以偿。同年9月入校，1977年2月毕业，学制三年半。
这里有个插曲：1973年的高考录取考试，遗憾的是被“张铁生”化了。正当我急切等待高考结果时，高音喇叭里突然传出“白卷先生”和“批判右倾翻案”的报道，令我错愕不已，坐立不安。但我在教育局主管高考招生考试的原中学老师说，你算是“省级劳动模范”，是优秀工人代表，高考成绩“优”。这等于提前给我吃了一剂定心丸。
赵：为什么选择德语专业呢？是因为喜欢，还是因为被分配到学德语？
朱：选择德语专业是我年轻时期的人生关键选择，受一种朦胧梦想的驱使，有其偶然性和必然性，像是命中注定。
1973年，徐州地区八县一市招生指标上只有一个德语名额，录取校方为南京大学。我发现后，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冲动，毫不犹豫地把它填写在志愿专业的第一位。当时那个历史时期，在宣传学习马恩著作的活动中，我了解到德国是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的国度。我还读过郭沫若译《少年维特之烦恼》，被深深吸引。我梦想，有朝一日能用德语原文读巨匠大作，窥测其伟大思想的哲学奥秘。
二 治学严谨，师道尊严
朱：1973年，有机会上大学的比例占同龄人仅为百分之三点七，深知学习机会来之不易。从教室、宿舍到食堂，三点一线，是我独立独行的生活轨迹，周末大部分时间是在图书馆度过的。其中有一个学期，由于囊中羞涩，未走出南京大学南北校园教学区和生活区一步。多年前，班上同学来杜塞尔多夫我家里做客，还跟我儿子说起我的这段往事，听得我的两个儿子半信半疑。读大学期间，国家每月发放14.80元用于吃饭，买学习用品和回家车票，我放假回家时，还能做到从中省下钱来给父母和姐妹买礼物。
赵：南大求学，既艰苦，更美好，我也深有体会，不然怎能不负韶华呢？您1977年毕业于南大外文系德语专业，留校任教。十几年后，我就读南大外国语学院英文系，留校任教。所以，您不仅是我的校友、学长，还是我的前辈同事。虽然我们从未见过面，但南大德语专业的大咖张威廉教授、叶逢植教授，都是我们听上去如雷贯耳的名字。我还修读过叶逢植教授的世界语课，深为他的儒雅、亲切、多才所倾倒。
对于在南大学习，当老师，您都有哪些亲切的回忆呢？
朱：南京大学是我人生中重要的驿站。在南大学习和毕业后留校当教师十多年，有许许多多的美好回忆。
1973年第一学期的老师是叶逢植和吴姝两位老师，当时没有标准教材，基本上都是叶老师上一课编一课，用蜡纸刻印，有时新编的教材拿到课上，甚至油墨未干。练听力时，用的是老式的圆盘磁带机，全班十几个同学围坐在一起一同练习听力。当时，没有外教能够对学习给予帮助，也没有什么课外德语读物。在第一二年级基础教学期间，我曾坚持背诵教材上所有的德语生词和课文。
1978年，在南大德语教研室为叶逢植老师接待杨武能教授，一直深深留在我的记忆中。杨教授是南大校友的杰出代表，德语专业的骄傲。他在2000年荣获联邦德国总统约翰尼斯·劳颁授的“国家功勋奖章”，2001年获得联邦德国的学术大奖洪堡奖金。2013年6月，国际歌德学会在德国举行了授奖仪式，把歌德金质奖章授予了杨武能教授，这在中国德语界是第一次。2018年，杨武能荣获中国翻译界最高奖——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杨教授来访那天，叶老师有课。他对我说，川外有位德语教师叫杨武能，是他的学生，今天来访，要我在教研室门口等候他。杨教授衣着整齐，严肃认真，不拘言笑，瘦小的身材显得非常精干。我把教研室的门打开，请杨先生进来落座，连端上一杯开水热茶的条件都没有。我简单地作了自我介绍，不敢妄自多言就到隔壁打字去了。杨教授走后，叶老师走进来，谢谢我为他接待了客人，并说将来中国德语界能搞出动静的很可能就是杨武能。当时，我心里暗下决心，以杨教授为学习标杆。在往后的日子里，只要发现关于杨教授的信息，我都关注。
我来到德国后，听说杨教授应邀在杜塞尔多夫歌德博物馆讲解歌德，便从外地赶来听他的讲座，那是我第二次见到杨教授，时间大概在1998年秋夏之交。第三次见到他，是在2017年南大德语系七十年系庆上。杨教授神采奕奕，跛着脚一路高歌走上舞台，把系庆推向高潮。在德国，我还有幸认识了格林童话的译者、杨教授的女儿杨悦。现在，我和她同在一个欧洲华人文学团体，和杨教授也分别同在两个微信群中。他们父女学识渊博、为人正直、豁达开朗，是我学习的好榜样。
关于叶逢植老师，我深怀谢意和敬意。1979年底，当我作为一个29岁的青年教师，忐忑地把《现代德语简明语法》译稿交到他手上时，他的肯定和帮助让我受宠若惊。教研室以张威廉教授为主编的德语文学工具词典编写工作中，负责组织的郑寿康教授安排我给叶教授抄手稿，我从中学习到了许多知识，被后来直接安排参与题目编写工作。1995年，叶老师在慕尼黑患病住院治疗，直到后来不幸去逝。我因为新成立的公司业务缠身，加上路途较远，一天之内赶不回来，没能去见他最后一面和出席他的葬礼。至今深感痛惜，后悔莫及。
南京大学德语教研室，治学严谨，师道尊严。我从1977年毕业留校到1987年公派出国的十年时间里，在德语教研室经过的历练，可以用负重前行甚至脱胎换骨来形容。一个农村出身的青年，在历史大转折的浪潮中进入高等学府，鼓舞和鞭策如影随形，从来不敢怠慢，却难以跟上脚步，然而每天都在升华自己。在那段时间里，我的德语知识和学术水平得到长足的进步，除了在《世界文学》和《德语学习》等刊物上发表作品之外，翻译出版了安徒生国际奖得主德国作家凯斯特纳的名著《穿靴子的猫》（1979），翻译了《现代德语简明语法》（1982），参与编写《德语用法词典》部分条目（1989）、《德语文学词典》部分条目（1991）。在担任系电教室主任期间，配合江苏省电视台世界文学栏目，组织教学组内英法德俄西各个专业教师编写世界文学巨匠影视，本人创作的《歌德与浮士德六十年》也在开播之列，获得积极反响。
还有一事，让我至今感动不已。德语教研室每年大年初二的春节团拜都在张威廉教授家举行。从初三开始，他老人家回访家住南大校区附近的教研室各位同事，老少兼顾一家不漏。张老先生年长我几乎半个世纪，腿脚已不太利索。那时，我是教研室的小字辈，住在南园十四舍五楼。每年春节后，他都爬五楼来我家回访。记得1980年，当他见到我不满周岁的小儿子，还随身掏出了五块钱作为礼物。
关于给我们上文史哲地等选修课、必修课的外系老师，都是如雷贯耳的教授专家，网查得知有的已经作古。给我们上“世界文学史”课程的赵瑞蕻教授，是《红与黑》的译者。赵教授衣着整洁，风度翩翩，上课风趣幽默。记得他关于英国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幽默：“红褂子，绿裤子，脖子上挂着一串胡萝卜”，曾经引得我笑得肚子痛。给我们上哲学课的胡福明教授就是声震全国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主要作者。胡教授讲台上慷慨激扬，切中时弊，令人振奋。历史系茅家琦教授上课，一支粉笔一个黑板，随手写下几个提纲。他把波澜壮阔的太平天国运动讲解得淋漓至尽，把一个个历史事件，一个个历史人物生动地展现在课堂上，至今印象深刻。
赵：经师易得，人师难求，信矣！跟您重走大学路，感动满满。那些老先生，堪当“先生”名！吾辈当薪火相传……哦，关于杨武能教授，学生推荐我看《但是，还有书籍》纪录片系列，其中第2季第3集《词语摆渡人》的主人公之一就是杨教授。
三 德国法院宣誓翻译、授权公证翻译
赵：1987年，您受国家教委公派，到德国波鸿大学汉语中心担任客座讲师。在飞机上，您鸟瞰德国锦绣河山，冒出“鲜肤一何润，秀色若可餐”的诗句，觉得这是自己亲见德国留下的第一美好印象。迄今，您移居德国30多年了，经历多舛，阅人无数，您对第二故乡德国的感受有什么变化，或者深化？
朱：自1987年11月8日踏上德国土地，到现在35年过去了。我也从踌躇满志的中青年，走进知足常乐的七旬行列。往事历历在目，经历人生十字路口艰难的选择，常规发展道路突然塌陷后的无助，有下商海呛水的苦楚，也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喜悦。当我正得心应手“更上一层楼”之时，却被健康缠住了手脚。2018年4月17日突发心梗，出院后听从家人意见：“有生之年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中断商务，关闭了公司。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式微，德国从经济鼎盛逐步下滑，1980年代德国兴起的中国热也走到了尽头。
当初，我一个人带着国家资助的50马克来到德国，如今全家十二口人在这里安居乐业，衣食无忧，六个孙辈生龙活虎，健康活泼。一方面很满足眼前的这一切，另一方面也饱受思念故土之苦。
赵：您是杜塞尔多夫高等法院的宣誓翻译和授权公证翻译。请问，获得这样的资质一定不易，工作中一定也有不少挑战吧？
朱：在德国从事任何职业都需要专业资质。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和德国的各种商业往来，经济活动，还有民间出国现象逐渐增多，接触多了自然就会产生摩擦，随之也出现了法律上的纠纷。我给德国海关、警察局、税务局等机构当过多年翻译，结合实际工作需要，有的放矢地学习了有关德国法律条款，如刑事犯罪法、婚姻法、劳工法、外国人居留法，以及海关税务等。经过严格的考核审查，我很早就获取了德国地方法院宣誓翻译（口译）和高等法院授权公证翻译资格。经过2020年五年资格审核，我的翻译资质被延长到2025年，届时我将年满75周岁。好几个熟悉的律师风趣地对我说，至今为止，在法庭上还没见过像我这么大年纪的人从事同声传译。
赵：的确罕见，也说明您宝刀不老，令人信服……您是国家社科院重大项目《歌德全集》翻译组成员，曾在江苏电视台世界文学栏目中介绍过歌德，熟悉阳春白雪的文学翻译，也在公司、海关、法院、监狱等地方，担任过不少棘手案例的翻译，实战经验异常丰富。比如，《“信达雅”和翻译趣谈》记录了颇具火药味又具有戏剧性的翻译场面，德国公司不满意中方公司从国内带去的翻译，谈判不欢而散，德方通过法院找到您给他们当翻译，您巧妙地处理了中方老板如“老子不跟他们玩了”“占着茅坑不拉屎”之类火爆粗口，让双方握手言和。
您有没有其他随笔可以分享给翻译学子和翻译爱好者？能传授一点您的翻译圭臬吗？
朱：我在德国从事翻译，涉及到许多场合类型和专业领域，从商务洽谈、政府机构访问、学术交流、专业专题会议，到海关、税务、法庭判决等，遇到许多各行各业各种类型的人和事，得到了学习锻炼。说到可以给翻译学子和翻译爱好者分享的经历和感想，不是简短数语能说明白的。
作为翻译工作者，首先要练好语言和专业基本功，加强心理素质训练，遇到难题要沉着冷静。从实战的角度讲，不管是同传还是交传，上场前要尽量事先了解会议信息，如有可能，争取拿到发言稿或讲话稿。如有必要，应争取和发言人接触。
第二，要有自信心，在翻译场合，难免有时会有意想不到的人插话补充，甚至纠正你的翻译。这就需要保持定力，对付挑战，理性地化解这种干扰。
第三，翻译的过程中，特别要注意抓住重点数据，如价格、付款条件及交货期，学会并掌握忽略虚化的华丽辞藻。不可忽视的，有刑事判决的处罚条例、罚款数目及时间限度、离婚判决中的双方财产分配、子女抚养及探视，等等。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第四，在承接大型或专业化领域的国际研讨会的翻译任务时，要衡量自己的实力，量力而行，要避免单打独斗疲劳作战，特别要注意选择高水平又有团队精神的翻译合作完成。
第五，笔译领域，不能轻易依赖任何翻译软件。
四 家乡“兔子”领跑德国
赵：2018年7月27日，CTZ有限公司关门之际，您曾写下《你是我生命中的一首诗》。这是您25年心血凝成的生命诗篇，特别豪迈，也特别哀婉。CTZ表示什么？能回首一下它有过的“王者风范”？
朱：1993年春节后，我第二次来德国。乘坐西伯利亚火车取道莫斯科，辗转圣彼得堡，华沙，途中遇盗，回到德国时已身无分文。经朋友介绍，来到一家中餐馆打工，临时解决吃住问题。虽然银行户头上还有五位数马克存款，但每取一次即心有不甘，因为这个钱用处太多，首先要保证年迈多病且无养老金的父母，以及南京四口之家生活所用。在中餐馆几日过后，顿然醒悟。确信为这几个小钱不值，我如果继续在这里呆下去，长此以往会丧失意志，中断博士论文答辩，更是违反了我的初衷。
离开餐馆，我与导师教授约定，安排每周派人和我一起研讨论文之事。几个月过后，银行户头存款只出不进，接下来有一笔钱必须立即取出请人回国带去。适巧此时，教授手术养病。有时只是一个转身，原本的世界便不复存在了。为了更好的生存，同年秋天我开动全部大脑细胞，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研究突破工商局有关标准和外国人法中对我这种人改变身份经商并成立公司的限制，如愿获得成功。我成立的公司取名为： JANZWELLE FOREIGN TRADING GMBH。我从扬子江畔来到德国，公司的名字寓意在此，故而“给有限公司起名，作诗一般”。我当时还写下这样的诗句：“你本扬子一波纹，飞扬浪花惊莱茵”。
拿到公司营业执照，家乡的“兔子”领跑了第一站。把我大学前的原工作单位（邳州肉联厂）的兔子出口到德国。两个集装箱冷冻柜，共净赚到近两万马克，给我吃了一颗定心丸，那是我经商赚到的“第一桶金”。那时候的两万马克，对于我说来简直就是天文数字。在欧盟解封中国兔子进口业务后，来自中国的第一单兔子生意就是出自我的手笔。原来，中国共有四家持欧盟许可证的兔子生产企业，其中江苏省粮油进出口旗下无锡的一家企业持证，实际生产单位就是邳州市肉类联合加工厂。由于当时德国从中国进口的兔子农药残留量超过欧盟标准，所以临时封闭中国兔子进入欧盟市场。
我在波鸿大学当客座讲师的时期，被安排以该校汉语中心代表去汉诺威工业展览会讲解中文，实质上是在工商界作招生广告。会上有一家德国食品批发公司经理，和我谈起他们公司曾经进口过中国冻兔，市场不错，他们公司有意继续进口。时间到了1993年，我重返德国，找不到固定且能勉强接受的工作，茫然不知所措的时候，去工商局教学培训处兼职中文教学，学生来自工商界与中国有业务活动的公司和机构。在那里，我神奇般地遇到了他，又谈起中国兔子。在他的启发下，我先后几次去欧盟总部布鲁塞尔，了解欧盟解禁中国兔子的前提和可能性，细节费尽周折，但结果令人兴奋。
在这个背景下，我在工商局成功申办了JANZWELLE“扬子之波”有限公司，在外国人管理局确定了商务居留身份。然后，我带着目标，去了这家食品批发公司工作实习，最终争取到该公司给我新成立的贸易公司在银行贷款作担保，写明代为采购。我频繁地跟老家曾经工作过的肉联厂联系，亲自回去验货。于是，JANZWELLE“扬子之波”翻作浪，开门大吉。兔子顺利装运，德国卫生检验所的食品检验顺利通过。1993年12月22日交货那天，惊动了西德地区最大的报纸WAZ，对我进行了采访报道。
历经艰辛却突如其来的成功给了我强大的信心和物质上的支撑，随即申请家人团聚获准。但是，欧盟解封中国兔子的风声泄漏。同年，江苏、山东、河北和四川共四家持有欧盟许可证的国家贸易公司带领其各自厂家，蜂拥而至科隆食品进出口展览会，招揽业务。于是，我没有了价格上的优势，失去了兔子的竞争力。进入2000年中期，网络商务兴起。为适应市场新的发展形势，拓宽营运范围，我便关闭JANZWELLE。继而以自己名字的谐音，重新成立CTZ商务咨询及贸易公司，以全新的面孔进入市场，扩大从中国进口业务，利用翻译的机会，学习并开展中德商务咨询及代理采购的业务。从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到河北、河南；从杜塞尔多夫、科隆、法兰克福、柏林展览馆，到广交会、上海展览馆，都留下了我的身影。在车间、窑厂、仓库，留下了我的汗水。在谈判桌上，海关税务局，甚至于在法庭上，有我的失利，也有我据理力争，慷慨陈词，反转胜诉的“王者风范”场面。
2018年4月17日，我在杜塞尔多夫法庭当翻译时突发心肌梗塞，庆幸被及时送进医院抢救，出院后进疗养院休养，公司业务陷入停摆。从疗养院回来后，听从两个当医生的儿子的建议：“关掉公司，把时间留给自己的爱好，干自己喜欢干的事情。”
CTZ商务咨询及贸易有限公司是我在德国亲手创建，又亲手关闭的。我有两个儿子，在我的心里已经把CTZ公司看成是我养育的第三个儿子了。关闭CTZ公司后，2018年冬，我写了《你是我生命中的一首诗》以作纪念。
如今，CTZ寿终正寝已是第五个年头。我的三根心脏导管，运转情况好过预期，基本上没有影响到我游山玩水，参加诗赛获小奖，每年在欧洲诗歌春晚上朗诵自己的诗作，连续获得各种奖项。新冠疫情两年多来，躲进小楼译歌德，追寻古贤足迹，与古贤对话。不亦乐乎！
五 走进欧洲华人文坛
赵：朱老师，您也许会奇怪，我怎么会听说您的大名的吧？说来巧！约三年前，我参加新移民文学国际研讨会，欣逢海外华人文坛的旧雨新知，欣得刘瑛女士主编的《走进德国》（2019）赠书。您的大作《翻译闲谈》一下子就吸引了我，您的身份、气度和文笔让我眼前一亮。然后，读到您的《我与格拉斯的零距离接触》，敢情您是南大人，南大外文系人！您描写自己作为青年助教，向格拉斯请教问题的样子，让我心有戚戚焉……后来，拜读完同一本书收录的您的其他大作——《探监》和《德国的驾车痴呆测试》，觉得您让我对德国多了一点感性但非常深刻的认识……可以说，《走近德国》是我走近您、走进德国华人文坛的一个机缘吧。
您写诗著文，多次参加德国和欧洲华人文坛的活动，对于成为华语文坛生力军的新移民文学，您觉得它有哪些独特之处？
朱：海外华文文学源远流长，“新移民文学”的概念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美欧是主要发源地。随着时间的推移，主要作家群体从源自台湾、香港，逐渐演变为中国改革开放后走出国门的一代文化人。他们从文学的角度，把个人命运的改变和具体遇到的挑战，放在大时代的背景下，进行观察和思考，探讨中西方文化差异和挣扎求生存发展的新移民心态，饱含浓郁的思乡情怀。新世纪初，欧洲华人新移民文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欧洲华人文学团体如雨后春笋，会员分散在欧洲各国，组织形式集中交叉，各种研讨会形式不一，线下线上缤彩纷呈。2019年5月在德国法兰克福举办了第一届欧洲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暨第五届中欧跨文化作家协会年会，来自德国、西班牙、匈牙利、美国等欧美多国华语作家和中国大陆的知名学者与文艺评论家近50人欢聚一堂，从宏观上论述了欧洲华文文学新移民的历史与特征，也具体研究了作家的作品题材内容与创作历程，对作品中所蕴含的意义和思想性进行了深入的归纳和总结。
赵：我零星拜读过您的现代诗、古体诗词，欣赏了您参加中国诗歌春晚欧洲分会场的风采，略知了欧华同道对您的爱戴。你的诗作《游布拉格：探寻浮士德旧居》曾获一等奖，对自己诗作的朗诵也屡屡获奖。《能有多少月光》《家的味道》《叶落不归根》等诗作，真挚、深沉、晓畅，动人心扉。请您讲讲自己从什么时候写诗，怎样延续的吧。
朱：首先，谢谢您欣赏！确实没有想到，有您这样一位素不相识的年轻校友如此这样深度关注我。
我从中学时期对诗词产生了兴趣，后来知青和工厂时期以至于大学期间，断断续续写下一些诗歌，记录和抒发自己对生活的感受，除了登在黑板报上，大都没有发表。来到德国后，生活轨迹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为了排遣孤独，写下不少诗文，在颠簸流离中丢失殆尽。2014年，“中欧跨文化交流协会”会长刘瑛女士邀请我加入该协会。该会是2012年初在德国杜塞尔多夫法院正式注册的、以写作爱好者为主体的跨文化交流协会，2018年7月正式更名为“中欧跨文化作家协会”。成员主要是生活居留在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著书立说、发表过作品的华人作家、作者、艺术家，以及致力中欧文化交流且发表过作品的人士，集聚了德国中文报刊写作者、华文文学创作者、翻译者以及诗人。在华文报纸《华商报》和《欧洲新报》分别开设了协会专栏《走近德国》《留欧视界》，并在此基础上汇集成册，如《走近德国》。此外，我还参加了国内外好几个诗社，作品被各家诗社收集，发表在国内外报刊杂志及网络。加入这个协会，迎合了我的业余爱好和兴趣，对我是个鼓舞和鞭策。就这样，写诗撰文便充实了我的业余生活。
中国诗歌春晚从2015年开始，欧洲分会场是其海外分会场之一，成功地跟进了五次。我本人从一开始就参与其中：2017年，在德国杜塞尔多夫举办；2018年，在奥地利维也纳举办；2019年，在荷兰鹿特丹举办；2020年，在捷克布拉格举办；2021年在德国通过云端进行；2022年，在比利时布鲁塞尔通过云端举办，共分为四个部分：冰雪、迎春、思乡、抗疫。高科技拉近了海外新移民文学与祖国本土文学的距离，乡情不再遥远。
赵：2019年5月，您出席在法兰克福召开的第一届欧洲华文文学研讨会暨第五届中欧跨文化作家协会年会，做了发言《我写诗的心路历程——诗和远方原本在故乡》，可惜广大学子、学者、读者无缘听到。请问，您的主要观点是什么？
朱：“生活不止有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对于我来说，生活的苟且就是面前的现实，诗和远方便是我朝思暮想的故乡。我1987年来到德国，当过大学教师、公司职员，创建商务公司和翻译社，有成功的喜悦，也有挫败的忧伤。追求诗和远方，是在纷杂的喧嚣中和无尽的奔波路上寻求一种慰藉，一方净土，那就是万里千山之外生我养我的地方。我的那首诗《永远的乡愁——老家茅草房前的汪塘》，就是其中的代表。
六 寄语母校120周年华诞
赵：2022年5月20日，是母校南大120周年华诞。2016年《南大校友通讯》和南大校友网曾刊发过您情真意切的诗作《我是一只风筝》：
我是一个风筝
长长的飘带上写着
以母校南京大学为荣
您给我的知识
铸造了我的引擎
飞越江河波涛汹涌
跨越崇山峻岭重重
我翱翔在无际的天空
在阳光下
在风雨中
您赋予我的智慧和豪情
铸成了精准的导航仪
指引着我朝着顺利大方向飞行
在母校120岁华诞到来之际，您想对母校、对南大同行和学子说些什么？
朱：我从学生时代到毕业留校当教师，到公派德国高校任教，到最终离开南大编制，其间经历了20个年头。抚今追昔，感慨系之。感恩有您，我的母校南大和我的老师们！是您，成就了我的一切。母校南大，是我的荣耀，是我的幸运之神！
2020年母校一百一十八周年校庆时我也曾赋诗：
别后依稀梦千回，
胸前犹挂红校徽。
今逢母校庆生日，
莱茵翻浪彩云飞。
岁月有痕小粉桥，
桃李天下功德垂。
青春如歌北大楼，
游子感恩报春晖。
赵：“翠盖丝藤北大楼，桥名小粉弦歌留，豪英代代春秋谢，扬子滔滔念旧游。”读朱老师诗文后有感而发，献给您吧。最后，借用您的诗句，向您表示由衷的谢意和祝福——
不管走到哪里
炎黄子孙的情怀不变
风过留痕
留下落叶对根的思念
化作沃土滋润春天
和风化雨
七色彩虹挂长天
朱：期待疫情过后，回母校南大走一走。模仿当年的样子，拿一册单词本，从图书馆前头背到北大楼后头。再围绕大操场跑几圈，看着甲乙丙丁楼，让泪水尽情流——仅献给母校南大120周年校庆。
赵：尽管全球处在新冠疫情的阴影中，仍然祝愿您的心中永葆歌德《五月歌》（Mailied）的咏唱——
自然多明媚，向我照耀！
太阳多辉煌！原野合笑！
千枝复万枝，百花怒放，
在灌木林中，万籁俱唱。
期待您再回我们的母校，我们的祖国……
作者简介
赵庆庆，南京大学外语部副教授，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理事兼史料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加拿大华人文学学会委员，《世界日报》华章版编委。
南京大学英美文学硕士、艾伯塔大学（the University of Alberta）比较文学硕士。出版专著《讲台上的星空》《枫语心香：加拿大华裔作家访谈录》《枫雪同行：加拿大华人作家访谈录》《加拿大华人文学史论:多元和整合》《奇人·奇书·奇遇》《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合著）及多部译著等。
曾参与国家社科项目“中外文学交流史”，主持中国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加拿大华人文学史论”、中国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文本、史料、微纪录片——加拿大华人作家大型系列访谈的构建研究”，以及“锦帆竞发扬子江：江苏籍海外作家系列访谈和评论”，此为江苏省作家协会2021年度“重点扶持文学创作与评论工程”。曾任教育部985工程基地特别项目“英语语言文化系列辞典”副主编，参编《综合英汉文科大辞典》《英汉全功能词典》《外国传记鉴赏辞典》等获奖词典。
曾获加拿大政府颁发的研究专项奖和项目发展奖、中加政府联合授予的中加学者交换项目奖、中国加拿大研究优秀专著奖、中国加拿大研究优秀译著奖、南京大学教学奖和人文社科成果奖、艾伯塔大学优秀研究生奖学金等。
（本访谈是南京大学校庆120周年稿，也属于“锦帆竞发扬子江：江苏籍海外作家系列访谈和评论”，是江苏省作家协会2021年度“重点扶持文学创作与评论工程”。完成于2022年4-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