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冯端院士

发布者:jfx发布时间:2021-04-03浏览次数:28

(本文由郑建国整理)

北京时间2020年12月15日19时41分,南京大学冯端院士与世长辞,享年98岁。

噩耗传来,冯先生的海外弟子于北京时间12月20日上午8时组织了一场全球网上追思会,以此表达对冯先生的哀悼与怀念。

参加者主要是冯先生的海外弟子及友人,包括胡梅生、陈峻、张翔、陶冶、梁月海、刘畋、章佩君、朱明、潘晓晴、杨平、陈璞、陈湧、瞿学选、夏桦、张锦平、王大能、郭其悌、施丹、徐建华、冯逸平、金达飞、吴莉、郑建国等25人。现刊登部分参会人发言如下。


陈峻(冯端院士的研究生、首位博士生,现任上海磁宇信息科技有限公司CTO):我是冯先生的硕士生和博士生。我想讲三件小事,来说说冯先生的人品。

第一件事,冯先生买书时坚持给我钱。2004年冯先生和师母访问美国。这是他最后一次出国访问,主要目的是去密西根他二女儿冯逸平家探亲。他当时已经不在南京大学担任任何领导职务,南大固体微结构国家重点实验室由闵乃本先生管理。冯先生途经旧金山,访问了斯坦福大学、加大伯克利分校、洛伦兹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在来美国前,他正在写《凝聚态物理》下册,需要买一本统计力学的书。所以,在访问了斯坦福大学的沈志勋教授后,我们就去大学科技书店买书,当时并没有买到。两天后,我在硅谷的圣何塞书店买到了这本书,把它交给了冯先生。他很高兴,连夜就看。他坚持要给我钱,对我说:我让你买的,你一定要把钱收下。我不想收冯先生的钱,于是便回复他:您给了我《凝聚态物理》上册,这就算我们交换吧。最后,他还是让师母把钱塞到我夫人的口袋里。从这几十美元的小事,就可以看出他的品格。每想起此事,我都会热泪盈眶。《凝聚态物理》下册出书以后,他请郑建国把书带给我,还在书的扉页亲笔题字请陈峻博士批评指正。冯先生身为中国著名的物理学家,还能让学生来批评指正,可见先生人格伟大。

第二件事,为文章署名时冯先生总把自己排于最后。回忆起来,在攻读博士期间我发表了将近10篇文章。每次为文章排名时,他都要求把我的名字排在第一作者的位置,其他合作者的名字都排在他的前面,而他的名字总是放在最后。

第三件事,冯先生在学术上对学生要求严格。因为当时的研究生理论水平参差不齐,所以他希望使学生都达到必要的理论高度。先生要求我读经典力学,以此补分析力学,参考书是朗道和栗弗席兹合著的《分析力学》。朗道是大物理学家,与其他的书相比,该书起点较高。冯先生还给研究生开了一门课《统计力学》,参考书又是朗道和栗弗席兹合著的7大本《理论物理学教程》,这本书的起点也较高。一般大学老师讲统计力学都是从经典统计到量子统计,以经典为主,稍加一些量子统计。而《理论物理学教程》采用的是从上往下灌输的方式,第一章就是量子统计。我把第一章看了10次,依然不知所云。冯先生说:看懂了,你就受益匪浅,鼓励我坚持读下去。冯先生还建议我读一些经典的物理名著。他给我开了一个书单,包括朗道的《理论物理学》,杰克森的《经典电动力学》,黄昆和马克斯伯恩的《晶格动力学》,马克斯伯恩和恩米沃尔夫的《光学原理》。虽然我当时只读了部分章节,但确实受益匪浅,希望退休以后,我能好好再读一读。

郭其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首届毕业生,冯先生生前好友,现为美国芝加哥大学资深科学家):我的专业是地球化学,现在在贵阳的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工作。1978年,我对相平衡的拓扑学感兴趣,所以就做了这方面的研究。1979年5月,地化所和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组织了第一届全国矿物物理和矿物材料学术讨论会。因为冯先生在固体物理方面的研究做得很好,所以被学会邀请参加了会议。

在认识冯先生的讨论会上,我第一个作报告,报告题目是《关于n+4相多体系的拓扑结构》(n代表化学体系的独立组分数),这也是我在这个领域的第一篇论文。听完我的报告以后,冯先生非常高兴。虽然我们不认识,但我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他对我的工作评价很高,提议我把研究成果发表在《中国科学》上。当时极少有人在国外发表学术论文,而国内论文得审核又很严,《中国科学》是国内最高级别的科学刊物。冯先生当时不是《中国科学》的编委,他说会为我给《中国科学》的编委涂光炽先生写推荐信,请涂先生推荐发表。因为冯先生的帮助,文章发表很顺利。会议是5月结束的,我的中文文章8月就在《中国科学》发表了。冯先生还帮助审阅了这篇文章的英文稿,使其在《中国科学》英文版上发表。冯先生也参与了后续文章的讨论,并详尽审阅修改直到文章定稿。为此,我还专门到他在南京的家里与他见面和讨论。从此以后,我和冯先生的关系就比较密切了。为了让我进一步扩展思路、学到更多的东西,他为我向北京大学的王竹溪先生,中科院物理所的郝柏林、浦富恪先生写信,介绍我跟他们见面,请他们指教我。1981-1982年,我在洛杉矶加州大学访问期间,又在《中国科学》上发表了两篇关于相平衡拓扑关系的文章。它们也都是冯先生审阅后推荐的。

冯先生于1995年春访问了芝加哥大学。当时,我已经在芝加哥大学工作两年多了,从事化学热力学的研究工作。冯先生来访问,我很高兴。我参加了冯先生在芝加哥大学的学术活动,并请他到家里吃饭。他离开芝加哥的前天晚上,我们一家三口到他下榻的学校招待所——四角俱乐部(QuadrangleClub,即教授俱乐部)去跟他告别。我和冯先生谈了很久。他嘱咐我,要把成果写成书出版。他说那不是一项普通的成果,而是可以传下去的。冯先生一直记得我研究成果的主要部分,这让我深为感动。时隔十年,2004年冯先生和他的夫人陈廉方老师再次到访芝加哥,我家三人到冯先生外甥家里与他见面。我们依然谈得很好、毫无障碍,冯先生对我研究的问题都能发表很好的意见。

今年,我80岁了。回想起与冯先生的交往,我觉得冯先生是一位非常正直忠厚、对后辈充满热情、竭力支持的前辈,我很尊重他。每次我回到中国,有机会都会到南京看他。我跟他最后一次见面是在2007年。那次,我和冯先生、陈廉方老师谈了很多。吃过午饭临离开时,陈老师把我送到路边,看我上出租车,还从窗口把打车钱给了司机。回忆起这些点点滴滴,我真的非常感动。

冯先生虽非我授业恩师,但他对我有知遇之恩。1979年是我人生的低谷,心情非常苦闷。当时,我憋了一股劲儿,要在学术上做出成绩。矿物物理和矿物材料都不是我的专业,我只是利用讨论会提供的机会来报告自己的成果,没有想到碰上了冯先生。冯先生当时跟我说:我们两个是有缘的,因为大多数物理学家习惯走分析的路子,即用数学作为工具来进行分析,而对图像图形的表达不是怎么感兴趣。你恰恰碰上了我,我对图形表达物理现象物理规律,如你的相图,是非常有兴趣的。我也自认是跟冯先生有缘的。

知道他去世的消息时,我非常难过,写了一段话发给了郑建国,请他转给陈廉方老师。同时,我也发给了冯逸平,请她转给她母亲。总之,冯先生是一个伟大的人,具有伟大的人格。他的兴趣爱好也很多,不仅仅限于物理。如果大家读过他的书,就知道他的文采非常好,外国文学大家的很多名句、诗句,都被引用在他的书里,同时他自己也有很漂亮的诗作。所以,他不像陈景润那样,只懂自己专业,而对其它事情都不大懂。冯先生是一个视野宽广的全才、文理的全才。我希望用这一段话来表达我对他的思念,表达我对他的尊敬。

王大能(郭可信院士和叶恒强院士的研究生,现为纽约大学医学院教授):我是学金属物理的,也是读冯先生的书长大的。我就读于东北工学院金属物理专业,大学期间,我学冯先生的《金属物理》(上下册)。当时还没有教材,这是一个亲友在一个大学图书馆赔钱买下来的。所以,我有两本原版的《金属物理》(上下册)。1982年初,我到中科院金属研究所做硕士研究生。导师是郭可信先生,小导师是叶恒强先生。大约是1984年,郭先生把冯先生请到沈阳作报告。报告有两讲,第一讲是有关铁电材料和电子材料,第二讲是有关做科研的想法。我听了冯先生的报告后很吃惊,因为金属所里大都讲金属材料,我也是读冯先生的金属物理书里有关相变的内容,没有想到冯先生对其它物理材料也很熟,而且后来确实是开辟了一片新天地。郭先生还把我们这些学生介绍给冯先生,那是我唯一一次跟冯先生直接打交道。

这些年,我一直敬佩冯先生那代老一辈科学家,他们言传身教,给了我们无穷多的东西。这些东西在新一代人里已经不太有了。所以,能跟老一代科学家学习,结识很多新朋友,我觉得很幸运。

张锦平(郭可信院士的博士研究生,现任中国科学院苏州纳米技术与纳米仿生研究所电子显微镜实验室主任):我在1979年成为了郭可信先生的研究生。1980年,冯先生请欧洲位错专家到南大讲位错,郭先生派我去听课。课程持续了几个星期,其间我在南大认识了冯先生和王业宁先生。我对冯先生的研究方向和课题组印象非常深刻,并从那里学到许多知识。当时,这位专家讲课,冯先生做翻译和辅导。我的第一门研究生课程就是在冯先生那里学的,从背景到理论再到应用,这些为我在位错理论的学习上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后来,我在毕业答辩前,拿着论文到南京,请冯先生做我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答辩委员会有7个成员,大多数是院士。在我准备答辩时,我最害怕冯先生向我提问,因为冯先生提的有关固体物理的问题令人担心。很好的是,冯先生确实提了问题,但对我很照顾,没有要我下不了台。我很感谢冯先生专程从南京到北京参加我的答辩。

再一次见到冯先生时已是回国以后的事,那是通过郑建国的帮助下实现的。2010年7月3日,我专门去南京大学拜访了冯先生。我很高兴那一次能在他家里跟他好好聊一聊,他还送我了一本他写的书。

在我的心目中,冯先生是一位非常博学又慈祥的老先生。他孜孜不倦地教诲我们,这使我对他的印象非常深刻。每当我想起冯先生,都会想起他慈祥的面孔。

潘晓晴(冯端院士的研究生,现任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HenrySamueli讲座教授,材料研究所所长):三十多年前,我有幸在冯先生的指导下,研究铁电材料的微观畴结构,获得了硕士学位,还做了两年博士研究。那时候冯先生的学生人数不是很多,我有很多机会与他直接交流,并在他的亲自指导下做研究。除了在他办公室进行一对一的交流,我还经常到他家里去领受任务、讨论工作。我的英文基础差,冯先生对我的第一篇英文论文作了多次修改,让我受益匪浅。我的研究题目是铁电材料中公度和无公度相变,主要是用透射电镜技术研究铁电畴的结构和动力学行为。这是冯先生当时最感兴趣的课题之一,也是我迈入科学大门的第一步。从那以后,我一直在这个领域工作到现在。

自从我毕业离开南大后,只要有机会与先生见面,他都会询问我的研究进展,畅谈材料科学与凝聚态物理学研究现状和将来发展方向。这几十年间,我在冯先生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冯先生非常关心学生们的研究和学业,也支持他们去海外深造和发展。我在1987办理去德国留学时,需要有一位南大的担保人,冯先生同意亲自为我做担保,这让我非常感动。

梁月海(冯端院士的研究生,现任职于英特尔公司英特尔工艺研发中心):我是冯先生的硕士生,基本上是跟陈峻老师做的硕士论文。听到冯先生去世的消息以后,我想到了许多往事。我深深感到,冯先生除了教会我做学问,还教会了我如何做人。

当时,我在写硕士论文。写完后,陈老师已经帮我看过了稿件,但还让我在投稿前,也给冯先生看一下稿件。因为冯先生很忙,所以我们这辈研究生去冯先生家很少。当时,我带着要投到APL(《美国应用物理快报》)的英文稿子,去了冯先生家。刚到冯先生家,他很快就坐下来帮我看稿子。当时我并没有觉得怎么样,但事后想起来,冯先生一丝不苟的精神,对我后来做事一直有很深的影响。比如,只要是某个英文单词用得不对,或是语态不对,冯先生都会一笔一笔帮我改过来。我当时年轻,不觉得那很重要。多年后回想,才意识到这是做人很重要的品德。冯先生在用言传身教的方式教我认真做事。这么多年来,我见到过许多科学家,其中也有很出色的美国科学家和技术人才,但能有冯先生这样品德的人很少。

还有一个细节是,在我们改文章的时候,师母过来对冯先生说:你还没有吃饭,我做好了饺子,你赶快来吃吧。我对冯先生说:您快去吃饭吧,我等等没关系。冯先生却说:不用担心,我们继续做。于是,他就把饺子放在边上。一直等到把我的文章全部看完后,他才开始吃,那时饺子都已经凉了。冯先生把我们晚辈的事情,看作他自己的事情。他那种平易近人的态度、待人的观点,让我受用一辈子。这么多年来,在面对生活和工作中出现的很多事情时,我每次想到当年冯先生待我的情景,都会让自己平静下来,好好想一想。冯先生和陈老师对我的影响,对我后来走过的每一步、对我的人生的触动,都是不可估量的。虽然冯先生走了,但他是我人生的一个榜样。我更希望的是,能够把他做人的方法能带给我的同事、我的小孩、我的下一辈。

陈湧(冯端院士的研究生,现为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工程学院教授):在与冯先生的交往中,发生过许多令我感触很深的事情。当年我刚到UCLA做研究,冯先生来访问,就询问我的研究方向。我向他介绍了我感兴趣的研究,是关于模拟人脑的材料、器件、电路方面的。冯先生来时,我才刚开始做这方面的研究,所以做的工作比较浅显,向冯先生讲了以后,我想听听他的建议。冯先生说:你做的方向很新,这是很好的,但需要深入研究思考。我说:您的工作进行得很深入,能否能给我一些建议。当时,冯先生的回答让我吃惊。他不是跟我讲如何做学问,而是跟我讲了他年轻时做研究时的一件琐事。冯先生是一个很厚道的人,在国内名声、地位都很高,但他从不高高在上,而是从我的角度考虑。他的一番话的意思是说:你们做研究的环境是跟我们很不一样的。你们应该走你们自己的路,不要走我那样的路。听完他讲的话,我有两个很深的感受:第一,老一代学者在中国能够做出他那样的成就,真是很了不起。第二,他希望我们这些下一代能更加努力,做出更好的成绩。此事对我影响很深。虽然已经过去很多年了,但我还能感到冯先生的期待。冯先生的精神和做学问的风格,非常强调深入融贯。他希望通过学科交融,找到一些更基本的规律,从而把它系统化。他这种做学问的理念非常有意义。感谢冯先生!尽管我已经有许多年没见过他,但他给我带来的鼓励和帮助是会长留在我心间的。

陈璞(冯端院士的研究生,现为加拿大滑铁卢大学讲席教授,加拿大工程院院士):我是1981年进南大物理系的。1984年开始做毕业论文,跟着蒋树声老师做X-射线相关的课题,1985年到1988年期间做冯先生的硕士研究生。冯先生很忙,所以我还有一位小导师胡梅生老师。我的第一篇英文论文是跟胡梅生老师做电镜,当时用的是高温超导材料。这篇论文有7-10个作者,我是一个学生,起不到主导作用。或许是因为这篇文章写了很久还不成体系,冯先生找了我。他说:主要工作是你做的,你应该知道详细情况,你能否掌笔去写?那时我的英文并不好,但因为有冯先生的鼓励,当时年轻,也不知学术深浅就写了。写完以后,冯先生看了说:你去找王业宁教授,让她帮你再看一下。我找到了王业宁先生,她给了我许多帮助。文章很快就定稿了。当时我非常吃惊,第一次知道英文是这样写的、文章是这样做的。1987年,文章发表在新加坡的一本物理学刊上,这篇文章就成为我简历上的第一篇文章。后来,我出国留学,也当教授,用了我的简历无数遍,我简历上的第一篇文章就是跟冯先生做的这篇文章。每次在我写简历的时候,就要写我以前的老师,我写的唯一一个中国老师就是冯端,他始终在我的简历上。每当我用到简历时,我都会想起冯先生。对我来说,冯先生是一座山,是知识和人格的大山。这么多年来,他一直辐射着我们学生辈,鼓励我们往山上爬。跟各位师兄弟相比,虽然冯先生跟我交往没有那么深,但是,他会影响我一辈子。

施丹(南京大学物理系77级本科生,郭可信院士的博士研究生,现就职于美国健康研究院癌症研究所结构生物中心):我就读于南大物理系声学专业,是魏荣爵的弟子。40年前,冯先生给我的印象,就像一尊弥勒佛,非常和蔼可亲,讲话细声细气的。每次在物理楼遇到冯先生,他总是笑嘻嘻的,对谁都和蔼可亲。我觉得冯先生很牛的是,有一次巴丁(JohnBardeen)到南大来,冯先生做翻译,我感到他的英语跟巴丁一样好。这是我对冯先生印象最深刻的一次。

跟着郭可信先生做研究时,我需要用当时国内最好的电镜——南大的JEOL4000EX。郭先生跟冯先生商量,让我用南大的电镜。有了冯先生的帮助,我得以使用这个电镜,并顺利发了一篇关于准晶的文章,得以毕业。冯先生间接地帮助了我后来的发展。冯先生和郭先生都相互照顾对方的学生,二人对我们影响很大。

夏桦(冯端院士的研究生,现在美国微电子封装集团公司任首席科学家):我很早就进入南大晶体物理教研组,后来因为一段渊源,我做了冯先生的博士生。那时,冯先生是国家纳米材料的首席科学家,他与胡安、蒋树声和我,一起研究金属纳米准周期超晶格。胡安把金属纳米准周期超晶格材料做出来了,蒋树声把X光相关的研究工作也做完了,在纳米攀登计划课题下,我们还能做什么?这时,我就跟冯先生有了交集。因为我是做固体光散射的,在张杏奎负责的实验室用光散射研究固体微结构。冯先生研究的领域很广,他希望用多种技术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同一种材料。他找到我说:固体研究有多种工具,电镜是其中一个工具。你们这里是做固体光散射的,你是年轻的一代,你的研究应该可以做什么?我说:我可以做纳米材料,准周期材料等的固体光散射。那时,我是硕士毕业,他问我:你有没有兴趣做博士?我说有。于是他就说:如你有兴趣做博士的话,你就把这个作为你的课题,跟胡安、陈坤基等几个研究材料的教授合作,用光散射来做超晶格的研究。就这样,1990年,我做了冯先生的博士生。

当时,我读的是在职博士,即一边工作,一边读书做研究。刚开始时,我也摸不着头脑。冯先生的知识面广,他对我人生最大的影响是,他看问题有全局观。美国人常说bigpicture,即看问题要有全局观,不能孤立地看一个东西。在凝聚态物理领域,黄昆能写半导体的书,谢希德可以写一本固体物理的书,有谁能写一本贯穿所有固体物理到凝聚态物理的书呢?那就是我们的冯先生。冯先生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能把各种学科贯穿在一起,在一个平台上看这些学科的交叉联系和内在关系,能把知识融会贯通。这就是说,在冯先生所写的凝聚态物理相关的书籍背后,必须要有很综合的理解能力,必须把不同的理论、贯穿了几百年的很多研究学科融合到一起。在中国,有哪一个教授能给出这样一本书,让我们学物理的人对整个领域有个大概了解,可以从这本书里知道整个凝聚态物理,也可以了解得深一点呢?这就是冯先生所做到的很重要一点。

什么叫大家?大家必须有很高的高度,能看到全局。在做了博士以后,我就非常深刻地体会到这一点。当我开始做准周期相关研究的时候,我根本就没有理解什么是准周期。冯先生说:你多看文献,把所有文献调研出来。我花了三个月调研文献,一下子明白了别人就做了哪些研究。冯先生问我:你说你应该做什么吧?你有什么想法?我跟一般的硕士不一样,有独立工作的经验,已经在教研室做了好多年的工作。我就向他说,我能做这个,能做那个,理论方面能做什么。最后,冯先生说:你做吧。1990年开始,我就在物理评论上发表文章。在读博士期间,我发了5-6篇物理评论上的文章。每一篇文章都经过与冯先生的讨论和他的修改,最后发表出来。

有一次,谢希德从上海复旦过来南大访问。冯先生、闵老师以及教研室的另一位学部委员王业宁带着谢希德过来,参观我们固体光散射物理实验室。令我很感激的是,冯先生把我介绍给谢希德时说:这是我们的夏桦老师,他是我们南大自己土生土长培养起来的优秀年轻教师。他的一番话让我心里非常感动。冯先生不仅培养了我们新人,还鼓励我们做更好的工作。他关心我,给我发展机会,放手让我去做,我能感到他的温暖、尊重和信任。

跟冯先生学到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无论是想问题,还是做事情,都要有全局观。不仅是做学问和研究,还有其它事业的发展,都要在一个很大的框架下做事情。不管一件事重要与否,都要用全局观去理解。虽然我不再做大学式的基础研究,但我做工业界重大课题的研究。对于新技术、新概念的发展,看问题的方法都是一样的。前辈的精神和理解,教会我做不同的事情。十几年来,我作为首席科学家,在工业界已经做了许久研究,并指导下面新的一代人去做事。没有冯先生当年给我的指导,我不能走到这一步。

冯先生高寿,按西方的规矩,我们要庆祝他的生命。人是永生的,他走到了另一个生活的阶段,也许可以说是量子力学的另一个空间。无论他的肉体在与不在,他的学生还在,会把他的精神传承下去。在我们的工作中,多多少少会体现冯先生教给我们的方式方法。如果没有冯先生等前人的帮助、带领,我们不会达到现在的水平。当然,成功有多重因素,既有从前人身上学到的知识,也有后来的学习和积累。人进步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前辈给我们铺路,我们自己努力理解,做得更好。所以,我们是在前人基础上向前走的,不能够忘了给我们铺路的人。

章佩君(冯端院士的研究生,现任英国牛津大学教授,兼任位于英国钻石光源的英国国家冷冻电镜中心主任):我是冯先生的硕士研究生,现在牛津大学任职,同时兼任英国国家冷冻电镜中心主任。我在南大高分辨电镜实验室学习、工作了两年,学到了很多东西。我在南大读硕士的时候,大概见过冯先生两次。每次见他都是挺紧张的,我都不记得当时的情况了。令我印象深刻的反而是,在我出国多年以后,回国去看他,也看了好几次。看他的时候,我就没有想到,他会知道我当时在哪儿在做什么,让我非常惊讶,因为在读硕士时,我跟冯先生并没有很多交流。真的想不到冯先生这么多年以后还在关注我们这些弟子们的踪迹,关心我们研究做得怎么样、进展如何、让我要经常联系。有一次去看冯先生时,他还送我一本书,是他跟师母合作翻译的《蝶影翩翩》诗集,上面写着跟我互勉的亲笔题字。所以我就觉得,他的那份亲切和对我的了解,真的和其他人不一样,这让我特别感动。

刘畋(冯端院士的研究生,现任美国埃默里大学放疗系副教授,医学物理主任):冯先生是我在南大做硕士研究生时的导师。我于1988年研究生入学,在高分辨电镜实验室工作了两年。我一直觉得自己是这个实验室的一员,特别自豪和荣幸。由于大环境变化,我于1990年退学而到美国读书。我跟冯先生接触不多,最深的印象莫过于请他在我的退学申请报告上签字。冯先生平时一般在家工作,我去他家前很担心,因为有人说冯先生不愿意为他学生出国的申请而签字。我到他家,告诉他说我要去国外,需要退学,请他签字。我记得很清楚,他挺鼓励我的,很快就签了字。这让我有些惊讶。虽然冯先生对他的科研水平很自信,但他是了解当时的环境,理解学生想出国的愿望的。冯先生事业成功,家庭幸福,健康长寿,是我永远的榜样。

朱明(冯端院士的研究生,现任美国通电公司财政部门高级工程师):冯先生为人特别认真。如果在走廊上,你跟他打个招呼,说声先生好,他会马上停下来,好像你有什么问题要与他讨论。还有一件可以体现他的认真的事,当时我在写硕士论文时,要用英文写文章。与他讨论时,他指出来:你文章里的很多论点是从哪篇文章找来的,一定要认真引用他的文章。当时我就觉得他涉猎很广,知道哪些观点是从哪篇文章里引用的。他教导我,一定要提引文是从哪里来的,我觉得这对我做人非常有帮助。后来托先生的缘,虽然毕业后跟先生没有太多接触,但是很有幸,我到密西根来后,与他女儿冯逸平一家接触比较多。这些年我深刻感觉到,冯先生的学生们都以先生作榜样,成为了很优秀的人。

郑建国(冯端院士的研究生,现任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材料研究所设备平台主任):冯端先生是我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期间的导师。1979年,我入学南京大学物理系本科,在固体物理专业学习。1980年,冯先生教我本科时期的电磁学。如从1980年算起,我和冯先生的交往有整整40年的历史。其中,6年的研究生生涯让我对冯先生有了近距离的接触和感知,近15年来,冯先生已经远离权力中心,我每年回国时都会探访他,时间比较从容,从而对他的内心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今年是2020庚子年,很特别,疫情不能容许我回国。我心里一直在计划冯先生的百年寿辰庆典,没想到他会突然与世长辞。冯先生对我的人生发展方向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我一直与他有联系,知道他身体尚佳,所以听到他逝世的消息,感到非常吃惊和悲伤。

冯先生的高瞻远瞩、平易近人、独立精神和著书立说让我印象深刻,他的教诲让我终生难忘。冯先生对中国物理学,尤其是固体物理学和凝聚态物理的发展,以及南京大学物理系所达到的高峰作出了重大贡献。师兄弟妹和朋友们所讲到的冯先生学术严谨、视野宽广、人格高尚、平易近人、乐于助人等等,我都深有体会。

先举一个文章署名的例子。我在研究生期间发了十多篇文章,在每一篇有冯先生名字的文章里,他的名字都署在最后,而且他也不是通讯作者。我到国外后才知道,导师名字放在最后很常见,但导师不是名字上打星号的通讯作者这种情况很少有。有一次,我把他的名字排在第一,被他严肃地指出:文章的排名要按对文章的贡献来排,工作是你和合作者做的,不要把我排在前面。这以后,因为写文章时的合作者多,我都要向他介绍文章作者的贡献,与他商量排名顺序。

另外,我想讲几件小事来展示冯先生作为大师的一个侧面——教学深入浅出、简单明了。冯先生给我上过两门课,第一门是本科学位课程《电磁学》,第二门是博士阶段课程《凝聚态物理导论》。有些人为了显示自己知识渊博,可以把一个简单的事情,讲得很玄、很复杂,而冯先生的课很精简明了。他能一下子让听众了解到关键点,把深奥的道理用简明的语言表达出来,这显示了其深厚的学术功力,令人印象深刻。他的报告和书与讲课的风格一样简明,他不仅自己这样做,也对我提出同样的要求。一次,冯先生帮我改文章手稿,对我说:你的英文句子要尽量短,能用短句表达就不要用长的句子,少用从句,这样读者读起来要容易些。文章语言不仅要让本专业的学者读得懂,还要努力让非本专业的读者也能读得懂。冯先生在帮我改博士毕业论文时,对我说:博士论文要有创造性,要突出你的贡献,研究背景的介绍要讲清楚,但要简洁。最后,我的博士毕业论文很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的博士毕业论文是用英文写的,有很多电镜照片,总共才60多页。多年来,我一直谨记先生的话,一直努力地在自己的报告、讲课和文章中做到深入浅出,简单明了。

虽然先生已经离开我们了,但冯端星还在遨游太空,他的书还在我的身边,他的谆谆教诲和崇高人格还会继续鞭策鼓励我,伴我终身。先生永远活在我的内心深处。先生千古!

杨平(冯端院士的研究生,现为新加坡同步辐射光源(SSLS)副主任):冯先生是好人,十分乐于助人。以前,我们系有些同事手头比较紧,向冯先生借钱,冯先生就很乐意帮助,甚至讲一句不用还,这是我知道的。

冯先生是不同凡响的科学家,我提供两个真实具体的例子。冯先生的家人知道,我们也知道:冯先生出差的时候都是带着书的。那可不是武侠小说之类的书,而是专业书。现在的院士是做不到的,我们这些学习还算努力的人,也是做不到的。只有冯先生,他带一摞书啊!

第二件事是冯先生帮我改论文。我的英文很差,需要先手写,然后修改,最后还要打字。把英文论文拿给冯先生看后,冯先生几乎每一行都要手改。我都不好意思看我的论文,惨不忍睹。但冯先生既不会没有耐心,也不会批评我英文差,这让我非常感动。在论文的最后引用文献时,我有时想偷懒,想把一长串作者的名字用etal(等人)来代替,冯先生很严肃地讲:这个不行!所有作者都要列上,这是对作者的尊敬。现在,在写文章的时候,只要我想省点事,我就会想到冯先生,我绝对不会把任何作者忽略掉,这件事让我一辈子受用。

怀念冯端先生

杨平

冯先生离开了我们,心情几天不能平静。

我们在1978年进入南京大学晶体物理专业。平日上基础课,与冯先生没有交集,只是偶尔传来先生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80年)喜讯,以及先生特有的和蔼形象和校刊上登的科研新闻。第一次真正接触是我们毕业时的聚餐,因为老林是福建人,先生提到他曾经在福建省立中学就读过,想来是在抗战期间颠沛转移去大后方的时期。我们因为太胆小紧张,也没敢求教先生在科研方面的经验和人生经历,当然我们小辈那时也很难问出老练的问题。

在先生名下做学位论文期间,必须抓住时间与他讨论,尤其有重要结果和需要解决问题的时候,因为他学术和行政事务日程紧张,太忙。有几件事对我影响很大。我的英文很差,在我第一篇向国外杂志投稿的论文手稿上,先生不厌其烦,几乎每一行都改动了。他耐心地解释用英文怎样表达,丝毫没有嫌弃和讽刺。这篇手稿我小心珍藏,但很遗憾在山东大学丢失了。

那时候手稿写好还只能用打字机打印。我们很少有人受过打字训练,打得很慢,而且打错修改后会弄得稿纸斑斑驳驳,十分不美观,因此我们尽量少打字数为好。我想偷懒,譬如在编辑参考文献时,用第一作者加上etal了事。先生指出不妥,说这不仅不严谨,而且是对其他作者不尊重。从那时候起至今,在发表论文时,我都尽力列出全部的作者,有时还得去查找原始文献,不敢随便草就,仿佛先生就在身旁。

导师的角色在于高瞻远瞩。先生在指导时曾建议我开展X光散斑(sparkle)应用于晶界研究,并推荐了两篇论文作为调研的开始。我那时也不知怎么想的,没有兴趣,甚至觉得这个课题好像是伪科学,加上当时缺乏高强度光源,后来就没有进行下去。先生一再指出,论文的作者都来自世界著名的学术研究单位,不大可能错。30多年后的今日,由于第四代同步辐射装置和自由电子激光的出现,它已经发展为相干衍射成像术(CDI)和串行结晶学(serialcrystallography)等新兴领域。事实证明我是错的,我也失去进入这一重要领域的先机。

先生在物理系被称为活字典(系里另一位活字典是梁昆淼先生)。许多同事,学生和家人回忆过他认真读书的情景。先生与我出差经历也可见一斑。那是1989年夏天去青岛参加全国固体缺陷会议,正直旅游季节,回程车票难求。会务组竭尽努力,只能为先生争取到一张硬卧上铺车票,没有空调。他们十分抱歉,叮嘱我在车上再想办法。上车后,两位中铺的中年旅客已经酣然入睡。我向下铺的两位旅客询问可否帮助老先生一下,调换铺位。一位架着金丝眼镜的年轻人转脸车窗外,作深沉的欣赏状;另一位女士瞪大眼睛望着我们,极为不解。先生见状,摆摆手说算了。他拿出两本硬皮封面的书,就抖抖呼呼上了铺,开始读书,我也回到硬座车厢。那一夜,我是热渴难忍,也不知先生是如何度过的,大概读书入境无我。当然,先生出差也有软卧和飞机的时候,旅途中一有时间他的专业书不会离手。相比之下,现在的所谓学者大师出差或出席会议,打打游戏,看看电影就打发了时间。人们认为冯先生是位非凡的学者,其深厚的学识积淀来自孜孜不倦的学习。

先生兴趣广博,求知若渴。在意大利的一次国际会议后,他游历很多古迹,有些并不有名,像Caracalla浴场,地下古墓(catacombe)和罗马古道等。那时出国很不容易,我猜先生不想浪费这次机会,尽可能去更多地方。在财务处报账时却遇到极大麻烦,说是擅自改变路线,后来不知怎样解决的。我在意大利旅游时,才理解先生的心情和做法,自己也经常擅自改变路线。在与先生闲谈意大利旅游见闻时,先生侃侃而谈,娓娓道来,我基本插不上话。本来我还想炫耀一番,只好洗耳恭听。也好,又受教了。

先生的学术成就饮誉国内外学术界。中科院物理所一位大牛人就曾私下跟我说,国内能在我们物理所做凝聚态物理进展报告的也只有冯先生啦。黄昆先生鼎力推荐下,先生接替出任了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1990年代在北京的一个王淦昌先生的祝寿会上,王先生听说我是南京大学来的,立即欠起身子向我的方向大声说:你们冯先生不简单,他没有出国,取得的成就超过许多人,并要我带口信问好冯先生,我当时觉得很有面子,心里很激动。

先生不仅仅埋头学问,也参与国家、校、系和国家实验室大政和建设。有一次在国家教委开完会,早晨就直接从火车站来到全系大会通报情况。面对风尘仆仆的老先生,主持会议的,党的总支部杨明生书记赞许不已。

先生由于太忙,没有废话,加上人们的想象,给人一种敬畏感。他没有跟你谈,是因为暂时没什么可谈的。实际上,先生平易近人,有机会也是健谈的。有一次我在南大人都知道的那个馄饨店遇到先生,当然是师父出钱,学生跑腿,并一块吃饭。询问了我的生活,收入等情况,先生不无感慨地说,你看,我太太不工作,你的生活水平超过我。在那个80年代,我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即便如此,我还是有吃不饱,穿不暖的感觉。

先生已经远去,他的音容相貌总浮现眼前。最重要的是,他的学术精神和人品永远激励我辈。

杨平

写于冯端先生追思会,2020.12.20版权所有

金达飞(冯端院士的外孙。现为美国阿贡国家实验室任研究员):外公对我的影响可以说是耳濡目染。小时候,当我还不懂什么是物理学的时候,我就说以后要成为一名物理学家。因为我的外公是研究物理的,我的父亲金国钧也是做物理研究的。我的家里有很多物理方面的专业书,所以,在我还不知道什么是物理学的时候,物理这个词已经深深地嵌在我的脑海中。

作为一个小孩子,到外公外婆家吃饭是件很美好的事情。然而,我跟外公的交流可能远远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多。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不管我何时去我外公家,他几乎都在看书。如果我不主动跟我外公说话,他几乎就一直在看书。当然,他也不是任何时候都看书。在和外婆和我吃饭时候,他也会讲些有趣的事情。他讲的都是各种中外名人名事,有的是关于科学的,还有的是关于人文的,都是一些非常启发人的东西。所以说,外公对我的影响真可说是耳濡目染。

他没有真正教我很多物理方面的东西,这跟我的经历有关。我高中时其实对物理的理解很肤浅,没什么可以跟他谈。后来我在南大强化班上大学,在浦口校区也没有太多机会见我外公。2005年,我到美国布朗大学做博士,学的是凝聚态物理,但因为常年生活在国外,所以在物理学方面,我跟外公的交流还是很少。但是外公的言行以及家庭的氛围,对我的影响是最大的。所以,我毫不犹豫地选了凝聚态物理作为我的专业。这些年来,我还是在坚持做纳米量子物理研究,外公孜孜不倦的精神一直在激励着我。

张翔(冯端院士的研究生,现为香港大学教授、校长):大山含悲望鹤去,春风鸣咽颂师恩。我是冯先生80年代中期的学生。还记得1985年,我和孙政民老师第一次见到冯先生,是在他家里和他讨论论文开题的想法。当时冯先生非常严肃、几乎没有笑容,开门见山地询问我们对开题的想法,整个讨论过程非常认真和严谨。那一次的谈话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从他身上,我看到老一代科学家的光芒,感受到追求真理、严谨治学的敬业精神。

从南大硕士毕业后,我去了美国求学。在1995年,冯先生和师母来UCBerkeley(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访问。当时中国学者的经济情况还不是很宽裕,他们夫妇就住在一个汽车旅馆,生活非常节俭。我和陈湧一起带他们去参观了UCBerkeley的校园,大家都非常开心。

随后多年,我也多次回国看望冯先生,他都是和我聊研究、谈学问,始终如一。每一次的交流都让我感叹:冯先生是一名伟大的学者,他总教诲我们学问千古事,严谨以待之。

最近一次见面大概是两三年前,我回南京去看望冯先生和师母。去之前就已听说冯先生身体状况不太好,行动不便。那一次去到他家,我和冯先生聊着家常,他突然问我最近做什么科研。我向冯先生汇报了一下我当时正在做非平衡态物理,他听后非常开心,就是遗憾因为眼疾自己无法再阅读PRL杂志(《物理评论快报》)。当时他已差不多95岁高龄,但思维依然非常敏捷,跟我讨论了很多问题,以及他写的固体物理概论的一些物理学范式,津津乐道、乐此不疲。这位95岁的老人,对科学的这份执着和热忱,深深地感动了我。离开他家时,我十分有感触:冯先生如此高龄还依然心系科学研究,这是真正地把科学作为人生的乐趣,有这样的福分和境界,是非常了不起的。

龙海(冯端院士的研究生,现在美国英特尔公司工作):我是冯先生的硕士生,研究生期间的具体工作主要由副导师胡梅生老师指导。答辩前,冯先生亲自指导我修改毕业论文,同我探讨问题。在不多的接触中,我深深地感到,冯先生特别的平易近人、循循善诱,丝毫没有大学者的架子。1989年5月,答辩那天,南京城下着瓢泼大雨,我们师徒俩共打一把雨伞从冯先生家走到物理楼。我记得,冯先生几次把雨伞往我这一边推,害怕我淋到雨,这让我深为感动。后来,我在国外先后能和陈璞及陈湧师兄交往,也都是承蒙冯先生的师恩。冯先生做学问做人的态度,永远是我们弟子们学习的榜样。

瞿学选(冯端院士的研究生,现任南方科技大学微加工中心主任):听到冯先生逝世的消息,我心里很难过。我是冯先生的1990级博士研究生,第二导师是陈坤基教授。我还记得与冯先生交往的点点滴滴。当年冯先生面试我的时候,问我相变的本质是什么,我把冯先生教的对称性破缺讲了出来,他非常高兴,就让我通过了。我去过冯先生家里几次,每次心中都有点紧张,现在只记得他家里的客厅很大,师母常在家。第一次去冯先生家是为了论文选题,他一开始安排我做核磁共振相关的研究。因为用核磁共振做凝聚态研究比较困难,所以我想换题目,冯先生当时就同意了,并让我跟陈坤基教授做半导体薄膜研究。后来我去冯先生家,都是为了谈我研究论文的情况,或让冯先生审阅我写的文章。在那个年代,照张相片不容易,所以留下的照片较少,挺遗憾的。幸运的是,在我的博士论文答辩后,我和冯先生一起与答辩组教授们吃了饭,也照了相。

冯先生常说,学校里主要是训练一种解决问题的思维方法。他亲自给我们讲解凝聚态物理进展,非常生动。1995年,我快毕业了,冯先生赠予我2本书,其中一本还有他的亲笔签名。这些年来,工作换了又换,交往的人群也是变了又变,但我始终把这本书带在身边,放在我的书架上。有时还会取出来翻一翻大师之作,感受一下书中的优美文字。

毕业后我就出国了,又转到工业界,来来去去换了多次工作,但在南大、在冯先生谆谆教导下形成的思维方式一直没变。我尚无法达到导师的境界,高山仰止,心中只有无限崇敬之情。如今我们作为弟子的年龄也在增长,对人生的感悟愈加深刻,更加感谢导师无私的培养和教育。现在导师故去,但导师的音容笑貌如在眼前。追思往昔,感慨万千。怀念导师和感谢导师的谆谆教导的最好方法,就是把导师高尚的品格和可贵的精神传承下去。

王志恒(冯端院士的研究生,现为美国杜克大学做医学物理教授):我是冯先生87级的硕士研究生,现在是美国杜克大学的医学物理教授,主要从事光刀手术方面的临床工作。得知恩师仙逝的消息,我非常难过。冯先生不仅学识渊博,是中国物理学界的栋梁,而且更难得的是,他人品高尚。冯先生很乐于帮助他的学生,像一位充满爱心的慈父一样对待他的学生。我当时对液晶领域很感兴趣,冯先生就请孙政民老师带我做论文。孙老师是液晶界的专家,是国内液晶领域的开拓者。我跟着孙老师做论文,受益匪浅。短短一年多的时间,我们就在国际一流刊物上发表了多篇文章,我也顺利完成了硕士论文。在科研楼液晶实验室的那段日子,我记忆犹新。冯先生和孙老师的教诲让我一生受益!

胡梅生(冯端院士的研究生):悼念恩师冯端先生。冯先生高瞻远瞩,对中国物理学做出了巨大贡献。他创建并领导了南京大学固体微结构物理实验室,他是中国固体物理学和凝聚态物理学的奠基人之一。1964年,我有幸考取了冯先生的研究生,那一年一共录取了两个学生,冯焕和我。南京的冬天很冷,室内没有暖气,冯先生亲自给我们两个人授课,亲自出考题,亲自改考卷,我终生难忘。不久,南大从英国进口了电子显微镜,他带领彭老师和我们调试这台电子显微镜,直到拍到位错的像,取得了重要微结构的研究成果。这些往事历历在目,就像是发生在昨天的事情。1991年,他写信给我,关心我的科研,这也我终生难忘。2014年,我回国拜望冯先生和陈师母,冯先生再次谈起有关科研。现在,恩师离我们而去,我们将永远怀念他,冯先生永远活在我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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