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砺锋 | 耕读记

发布者:jfx发布时间:2021-04-23浏览次数:266

【导读】20岁以前,我的人生理想是当科学家或工程师,一心希望在科学技术上做出贡献。30岁以后,我选择钻故纸堆为职业,几乎将灵魂安顿在少陵野老与东坡居士所属的唐朝宋代。10年耕读,便是我人生转折的最大契机。

【关键词】读书  耕耘  收获


1966年初夏,高考迫在眉睫,我复习了全部高中课程,还把历年的高考试卷做过一轮,开始考虑填报志愿。我的母校苏州高级中学颇有重理轻文的倾向,年少气盛的同学都不想将来当教师,于是我和几个要好的同学商定了填报志愿的两大禁区:一是文科院系,二是师范院校。不料还没等到我们正式填写志愿表,高考便被明令废除了。11年之后我们参加了姗姗来迟的高考,那几个同学考进江苏师范学院的数学系或物理系,独自漂荡到皖北的我则考进安徽大学的外语系,全都突破了当年的“禁区”,真可谓“成事在天”!


1968年秋,我来到长江边上的一个小村子插队务农。我父亲头上戴着“历史反革命”的帽子,我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个专有名词意味着打入另册。我既不能被“推荐”上大学,也不能进厂当工人,更不能参军,所有离开农村的道路都行不通,连赤脚医生、代课教师也当不上。我只好“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年复一年地种地挣工分养活自己。尽管大学之梦“他生未卜此生休”,我还是喜欢读书。每天“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很单调,很无聊,很苦闷,总想读点书。刚下乡时,我随身带了几本数学书和物理书,想在农闲时自学。但我很快发现在农村自学数学、物理根本不可能。既没有参考资料,也没有人指导,碰到一道坎就怎么也过不去。于是我彻底放弃了对数理化的爱好,从此只读文科书。岁月荏苒,我在茅檐底下度过了整整10年的“耕读生涯”。我都读了些什么书呢?又是怎样读书的呢?


我的读书没有任何计划,更不可能有选择任何学科的倾向,因为压根没有获取图书的正常渠道,只能到手什么书就读什么书。图书馆早已贴上封条,书店里较有价值的文科书籍都出于六位作者之手,即“马、恩、列、斯、毛、鲁”,这些书便成为我的首要阅读对象。我下乡时先后领到两套毛泽东著作,四卷本、一卷本和语录都有。我把四卷本读得滚瓜烂熟,语录则倒背如流。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当时是不背毛主席语录就“无以言”,村里的男女老少都会背几条。有时知青与农民发生口角,农民就背诵语录:“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知青则背诵另一条语录来反击:“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我虽然会背诵整本语录,但从未用来吵架。我没弄到鲁迅全集,单行本倒是几乎读遍了。马列的原著也读了一些,《资本论》和《哲学笔记》我没敢碰,《工资、价格和利润》《法兰西内战》《哲学之贫困》《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之终结》《国家与革命》《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等读得较熟。


我读马列原著获益不大,一些与马列擦边的书倒带来意外的好处。有一阵子我迷恋围棋,买不起围棋便用硬纸板剪了一副纸围棋,在地里干活时也老想着《围棋》杂志上的“死活问题征解”。后来读到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的《列宁回忆录》,书中说列宁曾经迷恋下棋,后来忽然不下了,他说:“棋太迷人,会使人忘了其他的一切。”我如遭当头棒喝,马上仿效革命领袖,与围棋彻底告别。有一天我到大队部参加政治学习,听公社书记做关于《哥达纲领批判》的学习辅导报告。书记拿着稿子读得结结巴巴,遇到外国人名或地名时老读破句,满场知青发出一片“嗡嗡”之声,坐在后排的我便从口袋里掏出一本书来看。不料大队副书记从我身后经过,她发现我在看书并不制止,只是悄悄地告诉了大队书记。会议结束时,大队书记走上台去训斥知青们不认真听讲,还说:“有个别出身不好的知青躲在后排,偷看‘封资修’的书!”又提高嗓门说,“莫砺锋,让大家看看你在看什么书!”我在众目睽睽之下站起来,把手中的书高高举起,封面上有一个马克思头像,书名则是“马克思青年时代的故事”!


书记们的判断并非空穴来风,我平时读得较多的确实是“封资修”的书。虽然我把那些书藏在褥子底下秘不示人,但时有村民前来串门,难免走漏风声。“封资修”中首先是 “封建主义”的书,也就是中国的古书。部头较大的有曾国藩编的《经史百家杂钞》和一本《太平天国史料集》,此外就是《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等选本。我读得较熟的是后面一类,到手的书太少,“书当快意读易尽”,无可奈何只好反复地读,而古文、诗词正是最耐反复阅读的。读来读去,许多文字便熟读成诵了。我没有手表,便用背诵长篇作品来计时。我从村子走到镇上,一路上正好可背《孙子兵法》一遍,或是背《离骚》三遍。一本《古文观止》,我背过三分之二的篇目。若干年后我报考南京大学古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虽然没有上过一天中文系的课,但古代汉语那门课竟然考了98分,便是因为试卷中分值最高的一道大题是将几段白话文翻译成文言文。我一看试题就乐了:几个答案分明源自《左传》《孟子》《礼记》等书,都是我曾背过的段落。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背诵的最大好处是可以利用夜晚的时间。村子里没有通电,点灯的煤油是凭证定量供应的,每户每月限购一斤,只够我点五六天的灯。冬季日短或农忙收工很晚,吃完晚饭天色已暗,只能早早地摸黑上床。那种时刻,我便在枕上背诵或回味白天读熟的文字。记得一个风雨连天的春夜,我在枕上反复吟诵李后主的“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深受感动,近乎销魂。


“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书都很难弄到,当时在某些北京知青手中正流传着不少“黄皮书”或“灰皮书”,内容非“资”即“修”。可是天高皇帝远,身在江南农村的我对那些神秘的“内部出版物”毫不知情,至今未睹真容。我能到手的“资”“修”类书主要是从苏州知青那里辗转而来的,它们在我手上总是匆匆而过。外国小说最受知青群体的喜爱,每一本都在众人手上快速传递。一天我与弟弟在黄昏时分不约而同回到镇上看望母亲,正巧弟弟刚从他们村的苏州知青那里借到一本司各特的《皇家猎宫》,他知道我嗜书如命,便主动让我先看。苏州知青只借给弟弟一天,约定次日早晨来取。镇上有个小电厂,每天从黄昏6时到9时半送电,然后拉闸断电。我连夜阅读,9时半停电后,母亲允许我点上油灯接着读。天亮时分,我终于读完了这本400来页的长篇小说,也把母亲储存的煤油烧得一滴不剩。杰克·伦敦的《毒日头》,狄更斯的《双城记》,托尔斯泰的《复活》《安娜·卡列尼娜》,冈察洛夫的《奥勃洛摩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死屋手记》等小说都是这样匆匆读完的。只有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和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例外,两书都是繁体竖排的老版本,况且前者比较枯燥,后者过于“革命”,爱读的人不多,传入我手后竟然很久无人前来索取,我便从容地读了两遍。


我对前者获得斯大林文学奖大惑不解,我觉得此书对苏联的农业合作化冷嘲热讽,并未诚心诚意地歌颂斯大林。我读后者倒是深受感动,不是钦佩保尔的革命精神,而是同情他与冬妮娅的纯洁爱情无疾而终,他俩在第聂伯河边面对落日的那个细节使我久久难忘。非小说的“资”“修”类书会在我手中停留较长时间,比如苏联科学院编的《欧洲哲学史》,它篇幅浩繁,内容复杂,我读得头昏脑涨,苦不堪言,花了好几个月才啃完那两巨册。读完全书后似懂非懂,将信将疑。书中引了列宁的话:“唯心主义者一千次宣布驳倒了唯物主义,又马上开始第一千零一次的批驳。”我想如果反过来说,不也是完全一样吗?书中还断言一元论的思想比二元论更加深刻,我也觉得毫无根据。又如《联共(布)史简明教程》,它体现了斯大林的政治观点,也许不算是“修正主义”的书。当时我不知道书中充满谎言,还读得津津有味。作为一本党史教材,它真是写得非常生动!


平心而论,长达10年的知青生涯相当艰苦。劳动繁重,收入低微,前途无望,受尽歧视,村里的“小芳”们也不理睬我。但毕竟正在生命力旺盛的青春时代,生活再苦也能扛得住。最让我难受的是缺少书籍!我从小生活在小镇上,距离农村一箭之遥,同学中还有不少农家子弟,我深知书本是农村的稀缺之物。从1966年夏到1968年秋,也就是“停课闹革命”的那两年里,身为“逍遥派”的我在苏高中校园里用读闲书打发日子。山雨欲来风满楼,我隐约预感到书荒年代即将到来,便有意无意地收集书籍。那十多本马列的单行本,以及《万有引力与圆周运动》《一笔画和奇偶点图上作业法》等小册子,都是我从新华书店“抢购”的。当时许多学校的图书馆已被砸破大门,学生长驱直入任意取书。我曾在一个“家贼”学生的引导下,大摇大摆地从苏州某中专学校的图书馆里偷来三四十本书,都是该校学生挑剩后扔在墙角的,其中有朱熹的《诗集传》、王力的《古代汉语》、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等。我把这些书带到乡下,它们使我在插队的头几年免受了精神上的饥渴。几年后我把手头的藏书读完了,便想方设法四处借书,能借到什么书就读什么书,简直是“博览群书”。曾借到一本《气象学教程》,我对气象学并无兴趣,但一时没有别的书可读,便胡乱读了一遍。有一个邻村的知青说他家里有一本厚厚的《新名词典》无人问津,问我想不想看。我当然想看,但觉得这个书名有问题,就问他会不会是《新名词辞典》?他说不会吧,这本来历不明的书放在他家好多年了,他怎会看错书名?后来他发现书名果真是《新名词辞典》,对我大为叹服,索性将此书赠送给我。虽然是一本辞典,但所收的词条很有意思,我津津有味地读了好久。《新名词辞典》把雨果的《悲惨世界》《九三年》《巴黎圣母院》都列为词条,我闻其名而不能见其面,从此害上了对雨果的单相思。


类似的书还有《鲁滨孙漂流记》,我从高尔基的自传三部曲中知有此书,但一直弄不到手。最值得一提的是我寻觅《论语》的过程。我刚到农村便从《古代汉语》中读到《论语》的六十来则条文,钦佩之余想读全书,却是踏破铁鞋无觅处。用心搜求,也只在其他书中发现寥寥数则。7年之后,随着“批孔”运动的展开,书店里终于出现了一本《论语》。该书题作“论语批注”,白色的封面上用黑色印着“论语”二字,又用红色印着“批注”二字。翻开一看,“有朋自远方来”被译成“有没落的奴隶主从远方来进行反革命串连”,令人捧腹。然而《论语》的原文俱在,一字未删。于是我从《子张》篇中读到了:“曾子曰:‘吾闻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亲丧乎!’”我不禁热泪盈眶,一年来一直压在我心头的那块巨石顿时落地。原来一年前我父亲去世,我必须将他的遗体送到30里外的火葬场去火化。我插队在江南水乡,河道纵横,交通主要靠船,我们生产队便有好几条木船。可是火葬场并不靠河,必须走陆路才能到达。陆上交通工具仅有手扶拖拉机,整个大队只有一台,钥匙由大队书记亲自保管。我去找书记借拖拉机,书记一口回绝。我束手无策,有好心人帮我出主意,让我带点礼物去“意思意思”。按照他的指点,我带了两包好牌子的香烟重新去找书记,书记收下香烟便同意我借用了,我总算办成了父亲的丧事。事后,我觉得很委屈、很窝囊,虽然两包烟只值一元多钱,但给书记送礼毕竟属于“行贿”,我怎能做出这种不光彩的事!这不是我一向鄙夷不屑的吗?一年后我读到孔子关于“亲丧”的话,仿佛听到一位智慧的老人对我进行宽慰和排解,如释重负。后来我看到伊塔洛·卡尔维诺关于经典作品的十四条定义,尤其是其中的第四、五两条:“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每次重读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即使我们初读也好像是在重温的书。”觉得上述定义虽然是针对西方经典而发,但也仿佛是为《论语》量身定制的!


由于书源枯竭,下乡四五年以后,我终于把我以及我的熟人所拥有的中文书全部读完了,再想借到别的书难于上青天。迫于无奈,我重新捡起丢开多年的英语,心想学好了英语就能弄一些英文书来读,而英文书比较耐读,不会很快读完。我家原有的英文书屈指可数,张道真的《实用英语语法》和薄冰的《英语语法手册》是我读高中时自购的,下乡后即束之高阁。一套四册的英文版《基本英语》是从前亲戚赠送的儿童节礼物,书中的插图多取自幽默杂志《笨拙》,我曾经浏览,却从未细读。一时弄不到合适的英语教材,我便翻出这几本尘封已久的书来一一细读。为了避人耳目,我找来一本英文版的毛主席语录,把红塑料封皮拆下来套在单词本上,田间休息时便掏出来背几个单词。不久,高中同学顾树柏帮我辗转借来一套大学英语的教材,虽然只有许国璋编的前四册和俞大编的五、六两册而缺少七、八两册,我还是如获至宝。为了及时还书,我一边读课文、做作业,一边用印刷体把全部课文一笔不苟地抄在软面抄上,至今我还保留着那两本“手抄本”。顾树柏有个舅舅名叫徐学明,我从初见面时便跟着顾树柏称他舅舅,后来一直没有改口。舅舅原是沙洲县梁丰中学的教师,戴上“内定右派”的帽子后返乡务农。他曾是震旦公学的高才生,精通英语和日语,家中收藏着不少外文书。听说我开始自学英语,舅舅便主动借书给我。我向他借过若干册英文版的《苏联文学》以及英文版的《别林斯基哲学文集》等书。最宝贵的是英文版《世界短篇小说名著》,书厚如砖,字小如蚁,极其耐读。


作为练习,我曾把其中毛姆的《雨》、高尔斯华绥的《苹果树》、斯托姆的《茵梦湖》等篇译成中文。还有一篇中国古典小说,当时不知其原名,也勉强译成中文,多年后才知道那是“三言”中的《滕大尹鬼断家私》。可惜我的译稿让弟妹们读过后就付之一炬,否则留着与冯梦龙的原文对照倒是很有意思。1974年秋我漂泊到皖北农村,在一个小农具厂里“亦工亦农”。我在工余时间继续学英语,时间久了人们都知道我爱看“曲曲弯弯”的书。3年后高考恢复,我到公社去报名。没想到安徽省的招生简章明文规定考生年龄不得超过25周岁,“个别超过25周岁的老三届高中生年龄可适当放宽,但必须学有专长”。我年将而立,又没有任何专长,急得一筹莫展。在场的公社干部同情我这个插队已满10年的老知青,七嘴八舌地为我出主意。最后有人想起我常看“曲曲弯弯”的书,指出英语可算是我的专长。于是我在报名表中谎称“专长英语”,不久考上安徽大学外语系的英语专业,为10年耕读生涯画上句号。几年前胡乱开始读英文书,竟然带来一个啼笑皆非的结果!


我在耕读生涯中并非“独学而无友”,几个苏高中的同学,还有66届初中毕业的妹妹,也都在“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当时“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许多人对我喜欢读书很不理解。有人出于好心规劝我不要再当书呆子,务农之余不如学门手艺挣点零钱更切实际。也有人对我冷嘲热讽,说我痴心妄想还盼着上大学,有些话说得非常难听。其实我早就明白大学之门已对我彻底关闭,我只能像高尔基那样读“我的大学”。从苏南到皖北,在茫茫人海中,我因喜欢读书而多受了不少白眼,但也曾因此遇见命中的贵人,首先是“舅舅”徐学明先生。舅舅一向支持我读书,每逢我到顾树柏家访问,舅舅都应邀前来与我俩彻夜长谈,耐心回答我的请教。移居皖北后,我与舅舅难得见面,便把做好的英语作业寄给顾树柏,转交给舅舅批改,舅舅改完后再让顾树柏寄回,这种纯属义务的函授教学持续了整整两年。有一次顾树柏来信说:“昨天我到舅舅家去,晚上和他一起在灯下看你的作业。寒风从门缝里吹进来,把小油灯的火吹得忽明忽暗。舅舅老眼昏花了,他凑着灯光看你的作业,纸张太粗糙,你的字又写得细如牛毛,他看得实在太费劲……”还有皖北乡村卫生院的熊医生。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我下班回到宿舍已过半夜,啃了两个馒头就开始做英语作业。卫生院与农具厂毗邻,正在急诊室值夜班的熊医生看到这边有灯光,便穿过围墙的缺口走过来探看。他冒着鹅毛大雪站立许久,隔窗注视着我,却一声未吭。我正在灯下埋头写作业,没有发现窗外有人。第二天熊医生前来拜访,对我雪夜苦读大加赞赏,鼓励我坚持下去,还把珍藏的《勃朗宁夫人抒情十四行诗》等书借给我看。如今舅舅已不在人世,熊医生则音信杳然,我永远怀念在那个年头鼓励我读书的两位“素心人”。


10年耕读,所得几何?“耕”的方面,所得甚微。在江南种地时耕地狭小,又是使用锄头、镰刀等古老的农具,风里来、雨里去地辛苦一年,不过生产一千多斤粮食,以及少许棉花和油菜籽。在皖北“亦工亦农”,每年只能制造十多箱“内六角螺丝”,产值仅有数千元。正是身强力壮的青年时代,却对国家无所贡献,我愧对自己的青春。“读”的方面呢?我于1978年春进入安徽大学外语系读本科,1984年秋在南京大学中文系读完博士,总共用了6年半的时间。有人说我学得很快,其实10年耕读也应折算成一些学时计算在内。但总体说来,我的“读”也是所得甚微。所读的书数量既少,内容又杂,学到的知识毫无系统可言。一定要说有所得的话,也许有两点:一是改掉了我囫囵吞枣的读书习惯。我幼时读完《水浒后传》,却未曾留意书中写到太湖中的“莫厘峰”(与我的姓名谐音),被父亲好好地教训了一顿。下乡后到手的书太少,我就读得相当仔细。就像荒漠中的旅人手里只剩一小块干粮,绝对不会一口吞下。二是滋润了我的心灵。虽然书源像是时断时续的涓涓细流,但毕竟是源头活水,它的注入使我的心灵如同一方清清的水塘,从此不受谎言的欺骗。我从书中结识了李、杜、苏、辛等人,他们屈尊走进我的茅屋,与我促膝谈心,引我走上正道。20岁以前,我的人生理想是当科学家或工程师,一心希望在科学技术上做出贡献。30岁以后,我选择钻故纸堆为职业,几乎将灵魂安顿在少陵野老与东坡居士所属的唐朝宋代。


10年耕读,便是我人生转折的最大契机。


原刊于《中国图书评论》2021年04期。

本文系未编排稿,成稿请查阅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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