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这是世界和平的座标,亦是人们不能忘却的伟大胜利。回顾父亲的奋斗足迹和求索之路,梳理其人生轨迹,踏石留痕,思绪良多。放眼当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弘道养正,励精图治。我想,通过这篇励志短文,着力记录20世纪父亲经历的那段谁也不能回避、谁也绕不开、谁也遮掩不了的历史,静思挖掘历史记忆失去的片断。疾风知劲草,彰显党的实事求是精神,亦是我们子女对父亲最好的纪念。
家父朱世禔(1914—1981),字佛艇,山东曹县人。1935年—1937年就读于国立山东大学国文系,受业于台静农、叶石荪(叶麟)、周学普、颜实甫、老舍诸名师。1937年七七卢沟挢事变爆发,不久山东沦陷,不少同胞失去了家园。父亲作为一名流亡学生和奶奶何思霞、母亲王灿枚(就读山东医专),与山大外文系同学毛怀荫(小学到大学同学)家人一道,从千里迢迢的鲁西平原,辗转至湖北咸宁县毛家暂住。1938年2月,国立山东大学在四川万县(现重庆万州区)复课,学校分文、理、工三院,共有师生员工300多人。万县紧靠长江,是水码头,亦是抗战西迁的中转站。当时,学校西迁后,受办学条件和办学经费诸多问题的困绕,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把内迁万县的国立山东大学暂行停办,其大部分学生合并到从南京迁渝的国立中央大学。1938年3月,父亲进入中央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受业于国学大师胡小石(曾任文学院院长、亦是部聘教授,其长子胡令德与父亲是国文系同学),在校期间,父亲受诸名师教诲,这条人文的血脉,静静地在父亲的血液、脉络里流淌、跳动。
父亲在山大和中大就读5年,与徐中玉(华东师大中文系资深教授,如今寿高百岁,是同学中最长寿者)、蔡天心(原名蔡国政,作家,1938年抗战时赴四川大学中文系借读)、张健(山东大学外文系教授)等同学分别创办了“山大新文学会”和“中大文学会”,积极开展文学创作。
抗战8年,风云际会。父辈们亲历了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的惨剧,父亲作为一名追求进步的青年学子,在国家和民族抵御外侮最艰难之时,毅然决然投身抗日救国的洪流,于1939年4月,在中央大学由石山(原名靳吉甫)介绍,陈元晖为监誓,秘密加入地下党。可以说,当年父辈们的革命是没有任何功利的,这一点是无庸置疑的。
1940年8月,父亲从中大毕业后,由中央大学教务长童冠贤教授介绍,于重庆南开中学任教。之后,组织又调父亲到沙磁区特支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担任重庆市委领导下的沙磁区委辖下沙坪坝区委委员职务,主要负责党的组织工作。他表面上是从事教育工作和文学创作,实际上,他以教书为掩护,秘密联系重庆大学支部和南开中学支部。当时取的党内名字叫“鲁方树”。先辈们求索奋进,在我们崎岖不平的天际线上留下几抹璀璨的光辉和文化的流风余韵。今天,我们跟踪寻迹,是因为他们远逝的背影警示着,他们走后,我们如何继承与弘扬。
8年的特殊历史,重庆成为中国战时首都的同时,
也成了一座文化教育之都。那时,中国文化大师大都在重庆,那是山城历史上巨星云集而耀眼的时代。然而,国统区情况极为复杂,国民党宪兵、特务活动猖獗。父亲在开展地下工作时经历了许多艰难险阻,也结识了不少地下党员和文化精英,但最惊险的莫过于1941年,他与后来曾任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的一段往事。
刘国定是小说《红岩》中蒲志
高的原型之一。1941年春夏之交,刘国定成为了单线联系父亲朱世禔的上级领导人。1948年4月,刘国定被冉益智(时任中共重庆市工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出卖被捕后叛变,重庆共产党组织遭到血洗,《挺进报》被破坏,江竹筠、李青林、刘国志等大批地下党员被捕。由于父亲与刘国定早年工作调动诸多原因,他与昔日这位“上线”已失联,不然后果很难预测。
1946年,父亲受留法科学家劳君展(先后入里昂大学、巴黎大学专攻数学,后师从居里夫人攻读放射性物理学)院长之聘,出任国立女子师范学院(现西南大学前身之一)总务长兼国文系副教授和先修科主任。在女师学院,父亲积极协助劳君展工作,支持、保护学生开展“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爱国主义学生运动。
父亲是一位原则性很强的知识分子,为人低调,严守组织纪律,就我们子女而言,他从未谈过自己的身份。我是在“文革”结束后,从学校退还父亲本人的一份近千页“交待材料”中,寻找到父亲曾在沙磁区从事党的地下活动的情况。同时,我还发现父亲于1969年11月30日,在被隔离审查时亲笔写的一份《我所认识的地下党员一览表》(共两页),这份名单记录了34位地下党员的信息。这些同志大多是当年中央大学和重庆大学的学生党员,他们都很年轻,渴望进步、追求理想,学有所成,充满朝气,富有才干。新中国成立后,这批知识分子大有作为,大多担任了党和政府各级部门的重要领导。
新中国成立前后,父亲曾在中央工校(原重庆建院,后并入重庆大学)、渝女师、川东师范、重庆笫一师范学校(后并入重师大)等校任教,他的命运和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父亲有诸多称谓,但是,“教师”二字始终是他的鲜明符号。
1940年7月,父亲从中央大学毕业后,就以教书为终身职业,乐育英才。可以说,教育是他服务的对象,并深入其骨髓。父亲是经过风雨,有学问、有智慧、有故事的人,其人生之路本可大放异彩,扬帆远航。但是,由于众所周之的一系列政治运动,父亲这位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加之社会关系复杂,必然成为每次运动的“运动员”,在劫难逃。之后,受迫害、“流放”、劳动改造、多病等原因,使之奋斗人生戛然而止。一路走来颇为艰辛,其路极不平坦,凹凸坎坷、风雨相伴,漫漫人生之路给人们诸多启示。
“文革”10年,是父亲人生中最受煎熬之时,深受迫害,生命受到严重威胁。他被迫远离故土,东躲西藏,有家不能归。面对这段凝固的音符,我目睹并见证了父亲被隔离审查、住宅被抄、错误批斗、停发工资、劳动改造、平反昭雪、重返讲台及患病、求医、住院、抢救、病故等全过程。这里,既忧且喜,并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这段记忆,的确让人痛苦,让人流泪。“文革”浩劫,国之悲,人之痛。
“文革结束”后,父亲应邀为当年诸位战友写了证明材料,通过组织调查.使这些同志的党籍问题得以恢复。尽管自己受到不公正待遇,他却为这些同志感到欣慰和高兴。
壮怀励志,反思历史。父辈们生活在中国充满巨变的20世纪,东西碰撞、民族救亡、时代变迁;可贵的是,他们在坚守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坚守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我亲爱的父亲朱世禔,是一个不断追求进步、工作认真、严于律己、胸怀坦荡、光明磊落的人!为了党的事业,孜孜以求。他为人豪爽,性格外向,且有一颗干净透澈的心,爱憎分明。尽管一生经历坎坷,饱尝磨难,可他仍以积极的人生态度学习、生活、工作。他忧国忧民,面对困难、挫折、打击、勇于担当;他一生俭朴,两袖清风,诚实做人,快乐干事,其骨子里充满文人气息。
齐鲁文化、巴渝文化、抗战文化和红岩文化养育了他。父亲作为有良知、有社会责任感的文化人,他人淡如菊。淡在世俗之处,淡在荣辱之外。走正道,守原则,他丝毫没有追求物质利益和荣华富贵。父亲早已对名誉、地位、金钱这些身外之物,看淡、看透了。早在1937年七七抗战之时,他作为沦陷区的流亡学生,一路奔波来到巴蜀渝州。之后几十年就再没有回过山东老家,而把自己永远留在了第二故乡山城重庆。这是一段艰辛的历程和难忘的回忆。那时,父亲和奶奶何思霞就将家中近百公顷田地和曹州朱袁楼的大量房屋等不动产及祖辈留下的名贵古家具等物品全部放弃、充公,捐给国家。这一重大举措,对一个家庭来说,绝对是一笔巨大的物质财富。为而无有,他是一个活在自己精神世界的人。
父亲在他生命道路上洒满了志存高远和崇高的而没有完成的零章文字和碎片。他走了,却不带半根草去。他呕心沥血,辛勤工作几十年,毫无积蓄和不动产。他没有给家人和子女留下一块砖、一片瓦、一间房;更没有留下一分金钱。多年来,他淡泊名利,传教解惑,把时间和精力都倾注在学生和人才的培育上,熬夜备课,批改作业,带病上讲台,忘我工作,为教育操劳,为学生付出。如烛一样,燃烧自己,照亮别人。这就是那一代教育园丁的高风亮节。
“春风化雨,以德树人”。这两句话,八个字,对我们家人影响很大。父亲十分注重家德、家风。他留给我们子女的最大“遗产”就是清正的人格及一批手稿、书籍和一笔追求进步、追求伟大民族复兴足迹的精神财富。这就是清风傲骨的真正山东汉子,我们的父亲朱世禔的人生价值取向和人格特质!换言之,这就是我们的家风、家训。同时,亦是父亲平凡、曲折、坎坷一生的真实写照。
父亲谈过的话、写过的字、干过的事、走过的路,记载了为之一生的追求。我们作为朱世禔的子孙,一定要切记自己的根脉。无声的岁月飘然去,让我们沿着岁月留下的路,相会在如烟的昨天。
2015年仲夏改于宁静阁
(朱渝生,重庆市北碚区美术书法家协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