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初识张晖是在1998年秋季的南大，当时我离开工作了六年的无锡郊区工商局，到南大随张宏生老师读硕士生，研究清代诗歌。刚到南大时，其实我很不适应，因为我原来是读经济管理的。一方面南大的学风严谨求实，令我在很多方面感受到了自己的无知；另一方面在经济上我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窘迫，比如每天都要排很长的队伍去食堂打饭，对于年近三十的我来说，已有些不习惯。但学术是神圣的，另外这是我自己的选择，大概就是这样的一种精神感召，支撑着我和同时其他很多同学们，去过那一种近似于苦行僧般的学徒生活。
研一的第一学期有一门叫做“中国文学史”的拼盘课，其中包括莫砺锋老师讲授的杜诗、巩本栋老师讲授的辛弃疾词和徐兴无老师讲授的先秦文学。这门课颇受同学们的欢迎，一些海家业的同学甚至校外人员，都会来旁听。当时的听众中，我记得就有张晖。现在回想起当时他的样子，和我去年在安徽大学见他最后一面时，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他很认真，也很沉默，甚至有一些傲气。他读研前，我们极有可能一句话也没有说过。同宿舍的王匡廷后来告诉大家，他叫张晖，是南大文强班的本科四年级学生，已写成一本叫做《龙榆生年谱》的专著。比起象我这样半路出家的研究生，南大的很多本科生确实是比较优秀的，因为他们在南大有着第一流的师资为他们授课，专业基础扎实，而张晖可以说在他们中，又是非常突出的一位。
他的处女作也是成名作《龙榆生年谱》，当时在校内颇形成一阵轰动。我现在还记得，在南大南区大门口的宣传窗里，对他这本书的介绍。其中有吴小如先生所作的序言，称赞他虽然还是大四学生，但书中的功力已经超过了一般高校的副教授。还有他在书中的那张照片，他站在一注飞瀑前，目光聪慧，英姿勃发。他的《年谱》的出版，据我所知，在申请出版基金与联系出版社方面，张宏生师、沙先一师兄，都曾给予帮助。所以他直研后，选择张宏生老师做导师就成了情理之中的事，而我也很惭愧地成为了他的师兄。当时张宏生老师的弟子，基本都是研究词的，只有我因为喜欢读诗，而选取陈衍来做硕士论文。我记得有一次和张晖交谈中，他曾告诉我他硕士想研究晚清词坛四大家，想做他们的年谱。此事后来不知结果如何。
硕士阶段，我和张晖的交往并不算特别多，这可能是因为我比他大上六岁的原因。他确实是非常地勤奋，有次在曹虹老师“佛教与中国文学”课上，课余我发现他坐我后面，正在读《史记》。《史记》是南大博士生要求读的几本重要典籍之一，但对于硕士生并无特别要求。我问他读了有什么用，他说可以知道古诗的用典。还有一次，他与师门内古诗写得最好的冯乾在一起谈作诗，我也在旁边，便说起我在高中时就喜爱读写现代诗，他们两个就象没有听到一样。后来读到维舟公布的张晖的诗作，才明白原来那时他对古诗已经诗功甚深。学术研究的艰辛，大家在读研时其实都已经开始有体会。有次我们谈到张伯伟老师的勤奋，张晖说：“做学问真是不容易，到了五六十岁，还要象年轻人那样天天看书。”可是昊天何酷，他竟然连四十岁都没能看到。因为同门中，张晖的年纪最小，也最有潜力与前途，所以我能感受到宏生师对张晖的种种爱护。比如张晖当时曾在浦口担任本科生的辅导员，一周要去好几次，宏生师知道后，便希望他考虑一下，辞掉这个差使，因为太耽误时间了。还有一次同门聚会，在鸡鸣寺的豁蒙楼，老师问张晖可知道此楼的典故。其实我当时也是研究近代诗的，正在写毕业论文，但可见在老师的心目中，近代掌故弟子中了解得最多的，还是张晖，这也基本合乎事实。
2001年，我从南大毕业，考入复旦读博士。那年年底，他来复旦看我。他当时大概是去学林出版社谈《年谱》增印一事的，同时还和我一起去探访了戈鲲化后人在上海的地址，为张宏生师日后来作采访做准备。当时复旦北区的食堂尚很简单，我因陋就简请他吃了一顿便饭，现在想来都觉得有点歉疚。他在我的宿舍中，大概觉得我的藏书没有多少能够吸引他的，我便给他看我的课堂笔记。我正在修陈引驰老师的海外汉学，而这门课程南大是没有人开的，他看得饶有兴趣。那时他香港科技大学读博一事已基本敲定，正是踌躇满志之时。我陪他一起逛鹿鸣书店，他在结帐处看到一位科大教授的名片，惊异地说：“他也来过这啊，听说他授课是用English的。”我们又一起谈哈佛，当时师门中只有宏生师一人去过，对于我们来说不啻是学术的圣殿。“其实哈佛毕业的学生，有很多找不到工作也很正常。”这就是张晖，平和、好学而又骄傲。
那年冬天，我陪宏生师一起去浦东采访戈鲲化的后人。张晖本来说好要从他的老家崇明一起来的，但我们等到日中也没有他的消息。后来他在电子邮件中告诉我，那天大雾，轮船无法过江。后来我和他的联系越来越少，很多消息都是从同门或宏生师那得知。我毕业后去了上外比较文学所，这等于是来到了一个古代文学十分边缘的地带，虽然我所处的城市上海还算是学术的比较中心地带。但张晖始终是令我敬畏的师弟。2006年，我随宏生师去哈佛参加女性文学会议，递交了一篇明清闺阁女性与比丘尼诗文的论文，参会的大陆学者还有邓红梅。会后我与在美读博的吴玉莲师妹一起在校园内散步，当老师谈到张晖毕业后没有去人大，而打算去社科院时，吴师妹在一边连声称好。2007年，宏生师去悉尼看望儿子张津，归国途经上海，带给了我一本寇致铭的《微妙的革命》。我们的话题很自然地又说到了张晖。“张晖毕业去了社科院，已经有三本书了。”我知道宏生师的意思，当时我连一本书也没有，老师是敦促我要努力与抓紧。这三本书的另两本是指《量守庐学记续编》和《清词的传承与开拓》。老师又谈到了他在社科院收入不高，职称也难评，所以平时还要兼一些外校的课。后来我又听说了张晖去台湾做博士后的消息，并有人称这是国内在台湾做博士后的第一人。总之，都还是不错的消息。
其后我和张晖通过几次电话。我翻译的《唐代佛教》出版后，我也给他寄过一本。他来电话表示感谢，得知我又在研究同光体，不无惋惜地说：“那宋代文学以后就不做了吗？”当时我刚刚完成《北宋文人与佛教》一书的写作。确实，在学术研究方面，我经常喜欢变换研究对象，缺少张晖那种一以贯之的执着。他的疑问，也深深地令我警醒与反思。有幸的是，2012年，我们一共见了三面。一次是在春天，我们一起在湖南大学开近代文学年会。他作为学会秘书长，还作了大会发言。说来我们已经十多年没见面了。我的感觉是他比以前要更加成熟了，十年不见，他已经成为了一颗学术界冉冉升起的新星。那次见面，交流并不多，我们在岳麓书院前一起合了影。不久他就打电话给我，说要来上海去复旦出版社谈出版事宜，顺便为《文学遗产》约稿，要我约上海大学的王培军和郑幸和他见面。“你请客吃饭哦。”他在电话中说。结果我只约到了王培军，《光宣诗坛点将录笺证》的作者。那次张晖十分高兴，表示对王培军闻名已久。后来据说王提供的稿件，还被《文学遗产》录用了，评委们觉得王的文章“颇有功力”。
去年9月，我和张晖很巧，又在安徽大学的清代文学会上见面了。可是怎么能够逆料，这竟然是我和他今世最后一次见面！现在想来，一切都历历如在眼前。我当时和中山大学中文系的何诗海老师住在一起，我们一起去找张晖，他正和南大的徐雁平在一起聊天。晚饭后，大家又一起在安徽大学的新校区内散步。那是我和他交流比较充分的一次。我能够感受到他对于国学尤其是古典诗歌的热爱，我和他谈起我近年来较有兴趣的印度学，他表示国学更有前途，因为受众更多。那种自信，至今难忘。当时他的职称，仍然还是助研。“我真羡慕你们在大学，但仍然是科研编制。”他对我说。但我所在的这个科研机构，又怎么能够和他的“国家队”相比呢？我问他何以不回上海，他说我回上海做什么呢？我心里想，他可能就象郑孝胥一样，虽然是南方人，但已经完全适应北京生活了。第二天会议发言，他的论文是关于“死亡诗学”的。我问他为何选这个题目，他告诉我最近读明末清初的诗歌，所以自然形成的这个研究课题。会议后，学校安排大家去黄山旅游，但张晖好象是提前回北京了。一起旅游的台湾中研院严志雄先生，原来就是张晖在台湾做博士后的合作导师，但这些都是在张晖去世后，从他的讣文中得知的。
我不知道把这些和张晖生前交往的点点滴滴写出来有没有意义，也许这可以让大家知道一个更加完整的张晖。直到现在，我都不相信他的离去是真实的。读到蒋寅先生的悼文，其中的质疑，其实我在读研时就已产生。当时也很想询问师长，但这种念头顶多只是在脑海中一晃，就逝去得无影无踪了。谁能想到这竟然会最终夺去师弟的生命。想想那些老一辈的学者们，他们中也有十分勤奋的，也有很多长寿的，如钱钟书、季羡林。难道仅是因为他们做学问的心态更好？还是他们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待遇、学术评价体制要更好？张晖走了，万人不赎。他其实就是一位象海子般的诗歌烈士，是师门的颜回。他身上体现的，正是把学术视作生命来追求的精神，让我们这些后死者惭愧与警醒。我把他的事迹与著作介绍给我周围的老师与学生们，我的一位研究生顾真对我说：“《无声无光集》，就是张晖的天鹅之歌啊。”
但愿这篇小文，能够给那些同样仍在思念张晖的同道，以一丝慰藉。
最后，敬附小诗一首，以志哀悼。
悼师弟张晖
噩耗初闻再问真，
南雍三载忆情亲。
慧心文苑惊鸣凤，
壮志香江愤跃鳞。
经史诗词通淹博，
温良恭让性真淳。
长安回首音容宛，
多少伤君落泪人。
（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 张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