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一中老师辞世已近两个多月了。这些日子里，我时常会“犯晕糊”：每当我读书写作遇到不甚清楚的学术问题时，总是习惯性地想拨打余老师的电话求教。而那一刻，熟悉的电话号码便令我心酸惆怅：先生竟已辞世而去，我们已无法再看见他标志性的微笑，无法再听到他轻柔而并不连贯的说话声。
做余老师的学生是很幸福的。因为在今天这个年代，不是每一个学生都能够享受到象余一中老师给予他的学生那样的关爱和呵护。我至今仍然清晰地记得20年前从余老师手中拿回的硕士论文初稿。那是份几乎每三句话就有一句被老师的红笔改动的初稿。从观点的修改到俄语语言表达的更改，整个初稿已经被改得面目全非。若是当年把这份初稿留下来该多好，可以让今天的研究生导师们看看。余老师常说，在课堂上把自己思考的东西传授给学生，是他感到最幸福的一件事。的确如此。去年11月底，我去先生家看望他时，他对我说，你现在既然在院里杂务繁多，那么我可以帮你上一点课。我明白，自先生前年正式退休之后，他一直对教室的讲台有一种难以割舍之情。先生一定是又怀念起课堂了。于是，我把下一周的研究生课交给先生，让他对文学院的硕士研究生讲授当代俄罗斯文学。那天从上午9点钟一直到中午11点半，先生站在仙林校区教室的讲台上，一口水未喝，足足连续讲了两个半小时的课，竟然忘了课间休息。11点三刻时我走进教室，强行中断了他的讲课。对于一个接受过肝脏移植手术的人来说，连续站三个小时是难以想像的。可他说，一旦开讲，看到台下一张张求知的面孔，站两三个小时一点都不累，而是一个莫大的精神享受过程。的确，对于先生而言，站讲台是他享受生命的过程。
做余老师的学生不仅能够获得老师专业知识上的精心指导，更难得的是，可以近距离地体验到前辈学者纯粹而炽热的学术激情，真切地感受到一个真诚的知识分子的良心和勇气。而这一点又是我们这个时代里知识分子身上难得寻觅的东西，因而显得弥足珍贵。
余一中老师是“文革”结束后第一批攻读学位的研究生。那一代学人因为经历了“文革”梦魇般的岁月，往往更加珍惜深造的机会。先生常对我们回忆起他1978年刚刚考入南京大学外文系，面对俄文教研室里满屋的俄文图书时那激动的心情。此后的岁月里，他常常独自沉浸在这些书籍里，酷暑寒冬，艰苦而幸福地从事着俄罗斯文学的研究。记得2006年在凤凰台饭店接受俄罗斯政府颁发的普希金奖章时，先生在获奖感言里说，他感到最幸福的就是自己的职业与爱好能够完全地合一。这句简单朴素的话其实包含了许多值得我们好好思索的东西。在他的眼里，从事俄罗斯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不仅仅是养家糊口的职业，更是完成自己对生命的体验，探求真理的途径。因此，在他的身上，职业性操作的痕迹已经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身与心的投入，是激情的迸发。他的学术文章里从来没有那些所谓专业性的技术操作成分，而是充满了探求真理的激情与勇气。如今，重读先生的那些文章，更加懂得何谓做真学问。
余老师常对他的学生说，做人文科学的研究，一是对材料的掌握要具体而扎实，二是要有说真话的勇气和使命感。两者缺一不可。余老师以自己的学术研究为我们学生辈作出了表率。在中国的俄罗斯文学研究界，先生是以当代俄罗斯文学研究见长。他对当代俄罗斯文学的种种阐释常常因具有挑战性的观点而颇引人关注。然而先生绝非在哗众取宠。他的每一个新颖的观点，都是通过对第一手资料的研读而得来的。1995年，当代俄罗斯著名作家阿斯塔菲耶夫专门邀请先生在他位于叶尼塞河畔的家中小住半个月，以便读完作家刚刚完成的长篇小说《被诅咒与被杀害的人》的手稿。难以想像，余老师竟然先于杂志编辑而成为该作品的第一个读者，从这里便不难判断，作家阿斯塔菲耶夫对先生是多么的信任与欣赏。像阿斯塔菲耶夫这样对先生推崇备至、极度信任的当代俄罗斯作家绝非仅此一人。可以说，很少有学者能够像先生那样对当代俄罗斯文学有如此近距离的、切身的体会的。倘若在俄罗斯没有真正的影响力，这一切是难以想像的。而这也保证了先生对当代俄罗斯文学的所有貌似偏激的观点其实都有了扎实的根基。记得从1998年到2000年，他连续发表了三篇关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文章，在国内外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虽然有不少人对他的文章的观点颇有微词，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他的这些观点都是他在掌握了大量可靠的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经过缜密的思考得出来的，是不容易被驳倒的。说来也奇怪，恐怕在中国很难有谁会比余老师更加熟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了。余老师以前常常向我们回忆“文革”期间窝在吉林延边的山沟沟里当中学老师时，因为无书可读，为了不把俄文丢掉，只好整天背诵俄文版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以至于后来竟能一口气把该书头十多页一字不差地背诵出来了，尽管他也觉得，这本书的语言实在不美。谁曾想到，20多年后，余老师会把批判的锋芒指向这本伴随着他度过那些苦涩的日子的书。可恰恰是因为早已谙熟于心，故而批判的力度才会如此之大，才会有如此强的说服力，让不同意他的观点的人很难从学术上予以反驳。对苏联文学中“伪经典”的批判，着实体现出先生难能可贵的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他把知识分子的使命感转化为一股学术的激情，全身心地投入到对“伪文学经典”的批判中。他的学术研究已经与他的生命融为一体了。这是一个学者最高的境界。
余老师时常告诫我们，做文学研究，一定要有历史感，即对历史的进程要有准确的、深刻的把握，否则，对作家作品的研究就会是隔靴搔痒，无法触及文学现象的本质。他对俄罗斯文学独到的理解正是得益于对俄罗斯历史的准确把握。对大量新的历史资料的研读一直是余老师最重要的工作内容之一。前些年，当祖波夫主编的最新版的俄罗斯史刚一问世，他便以极大的热忱投入学习中，为的正是对20世纪复杂悲怆的俄罗斯历史有进一步的准确的了解。正是因为他对俄罗斯历史有更加深入更加透彻的理解，他对俄罗斯文学的那些在有的学者看来略显偏激和怪异的观点才难以被驳斥。
谙熟俄罗斯语言，谙熟俄罗斯文学，谙熟俄罗斯历史，对于一个中国的俄罗斯文学研究者来说，这自然是一个很高的境界了。先生的学术影响是绝非能以量化的标尺来衡量的。只要看看学界晚辈们是怎样出自肺腑地景仰他，学界同辈们是怎样真诚地尊重他，俄罗斯同仁们是怎样由衷地信任他，我们便不难发现先生学术研究的巨大影响力。先生的去世当然是俄罗斯文学研究界和南京大学的损失，因为他这样单纯而执著地关爱学生、探求真理。
先生是一位个性异常鲜明的知识分子，我想，关于这一点，但凡了解他的人都会同意的。先生有时异常固执，时常爱较真，为此没有少得罪人。然则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其实是一个极为单纯的，对人情世故缺乏基本了解的纯粹的学者。然而，在这样一个功利而浮躁的年代里，能够这样单纯地与学生交流，单纯地探求学问，探求思想，对于一个大学老师来说又何尝不是件幸福的事呢？余老师走了，不过值得欣慰的是，在病魔还没有来得及给余老师施加肉体的痛苦时，他就悄然离世了，唯一留下的遗憾便是那本没有编完的《索尔仁尼琴评论选》。这是他想留给世人的最后一份礼物，他想通过与他所钟爱的俄罗斯作家的思想对话为自己的生命旅程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然则句号终究没有画上，先生已离去。相信这本书一定会编写完的，那将是我们后辈学者的一份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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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一中教授1945年11月出生于重庆市，1968年12月毕业于山东大学外文系，同年分配至安徽省城西湖农场工作，1971年1月至1978年9月在吉林省敦化县铁路子弟中学担任中学教师，1978年10月在南京大学外文系攻读硕士研究生，1981年12月留校任教，1985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0年12月破格晋升为教授，2010年12月退休。
余一中教授长期从事俄语语言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孜孜不倦，辛勤耕耘，桃李满天下，在国内国际俄罗斯文学研究领域享有盛名，曾获俄罗斯文化部颁发的“普希金奖章”及俄罗斯作家协会授予的“马克西姆·高尔基奖章”。余一中教授曾担任南京大学外文系副主任、外国语学院副院长、南京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当代外国文学》杂志主编、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俄语系主任等。2013年4月18日晚，因病医治无效，不幸逝世。(来源：《南京大学报》110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