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校庆同学聚会时，大家自然回忆起当年的系主任陈瘦竹先生。进南大读书前，就在报刊上见过“陈瘦竹”的名字，望“字”生义，以为他是一位清癯而高傲的老人。1962年秋在系里新生见面会上，见到的系主任陈先生却是一位健硕而颇有风采的学者。他讲话中把我们进入大学与当时击落美国U2飞机并提为两大喜事，让大家感到他亲切风趣的一面。当时觉得人们提起陈先生，都是一种敬重的神情与口吻。后来学习现代文学史读到他的《论田汉话剧创作》和他发表在《文学评论》上关于《雷雨》的论文时，实实在在为他深厚的理论学养与非凡的艺术敏感所折服。
入学后不久的一天下午，陈先生召集我们开了次特别的会。事前他翻阅了我们的读书笔记，开头以不满意的口吻，谈他这次检查的印象，然后便苦口婆心地强调读书做笔记的重要性，又谈到对经典的篇章、段落，必须熟读甚至背诵，还随口背诵了《在酒楼上》那段著名的景物描写：“几株老梅竞斗雪开着满树的繁花，仿佛毫不以深冬为意，倒塌的亭子边还有一株山茶树，从暗绿的密叶里显出十几朵红花来，赫赫的在雪中明得如火，愤怒而且傲慢，如蔑视游人的甘心于远行”。他信口拈来，如行云流水，沉郁顿挫，很有情韵，令大家惊异与震撼。他要求每个人准备个像样的本子认真做好读书笔记，下次他还要来检查，不要再让他失望。当时我当学习委员，负责收本子，自己却也只是用个活页本，很是愧疚，但自此养成不下笔不读书的习惯，确实受益无穷。
1966年溽热的夏季，文革惊雷炸响。由于陈先生关于三十年代戏剧的论著特别是他主编的《论左联时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红旗》杂志在关于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的专文中点名批判南大中文系。他是省内最早受到冲击的“学术权威”之一。一天在餐厅远远见到陈先生，他提着一只用白毛巾包着的搪瓷缸，似乎打了饭菜正神情困顿步履沉重地往家走。此后更很少见到他了。
1978年夏，又是一个少见的酷暑，我从广西贺县回到一别十载恍若隔世的母校参加研究生复试。口试在西南大楼教研室举行，一张大大的黑漆长桌边，一侧坐着导师陈先生，一侧坐着副导师叶子铭、邹恬老师。虽十年未见，面目变化不大；考生坐在桌端，面前一杯开水，自然不会喝。陈先生仍是那么庄重，叶老师一脸和善，邹老师则侧脸抽烟微笑着。陈先生很轻松地问我读过哪几本现代文学史，我报了三种书名及作者，接着便自然地问我觉得哪本好，我答以刘绶松本，他马上随口问：“为什么”？这可要用些心思回答了。接着又有不少追问，我一一作答。先生的提问举重若轻，步步深入，还问了《伤逝》中的“阿随”的作用与“大堰河”的涵义等几个问题，我越来越不紧张了。母校就是母校，这里既是学术的殿堂，神圣，庄严；又像母亲的怀抱，亲切，温暖。
他治学教学极为认真。首次上课已是初冬，七十余岁的老人健步来到教研室，摘下帽子放在手边，头上腾着热气，呷了一口茶，先听我们发言。此次课题是关于鲁迅小说《药》的讨论。最后他讲了两个多小时，只记得他精辟地点出文末“死刑和瘐毙的人”以及“穷人的丛冢”“层层叠叠，宛如阔人家里祝寿的馒头”之“馒头”为全篇点睛的“文眼”，无论主题呈现还是明暗线构思，这一结论都切中肯綮，令人叹服。他双目几近失明，但记忆力惊人，经典原著，作家作品，烂熟于心，讲课内容记下来就是一篇严谨的论文。为扩大我们的学术视野，他派我们赴上海访学。他亲笔写信，多方联系，请巴金、施蛰存、赵铭彝、蒋孔阳等为我们讲授；为聘请权威学者为我们评阅论文，他亲自赴沪邀请。我陪他挤公交奔走于几所大学之间，半天时间就分别登门拜访了徐中玉、钱谷融先生，然后又气喘吁吁地赶到许杰先生家，许老见状一再劝他歇歇再讲。各位先生收下论文，慨然应允评阅。返回时我们走在华师大美丽的校园大道上，他步履轻松，谈笑风生，那平素少见的神态我至今难忘。
夕照晚晴春晖暖，他对学生心重如山。学生的大事小情他都关心过问。1987年冬我骨折住院，他让几位博士生陪同看望，一再劝慰我不可懊糟，还安排几位师弟协同护理。他家客厅里，经常接待向他倾诉、求助的学生、朋友甚至不相识的人。我熟悉的骆寒超、边兴昌、黄洛平等他的老学生工作上、生活上都得到他悉心关照与帮助。曾有两名女孩在报上看到文代会消息，便拿着习作敲门请这位省文联副主席指教，他耐心倾听、阅读，事后还口授了一封回信，体现了这位文坛耆宿对年轻一代的眷眷之心。
最后两年，陈先生罹患癌症。他在病榻上忍受剧痛为即将毕业的博士生毕业论文定稿、答辩及工作分配操尽心血。夜间，他用录音机听学生的论文，机身上的小红灯一闪一闪，像他顽强的生命之火不熄，将自己最后的光热留在人间。1990年6月2日，先生永远告别了他无比眷恋的亲人和事业。《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向全国发布消息。他的道德文章永在，他的学术事业长青。
（任天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