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阴荏苒，岁月流逝，弹指一挥间，我已步入耄耋之年。回首往事，六十多年前在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前身）读书时的情景常一幕幕地浮现在眼前，挥之不去，尤其是一些印象很深的人和事至今仍难以忘怀。
一、两位引路人
经过缜密的思考，最终我选定以国立中央大学地质系作为自己的升学目标。这绝不是出于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高中毕业前后就已立下的志愿。由于抗战取得胜利，中央大学即将由重庆迁回南京，我仿佛看到实现这一愿望的曙光。
1946年夏天，中央大学复员后开始在南京招生。当时的中央大学属于自主招生，非常难考。由于沦陷区积压了大量学生未能及时升学，共有3万人报名，仅录取500人，平均60人当中才录取1人。由于我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很幸运地考取了中央大学地质系，从此走上了从事地质科学的道路，应该说这是我的人生道路上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
我之所以选择地质科学作为自己毕生的追求，主要受两位前辈的影响。一位是丁文江先生，他是中国地质科学的奠基人之一，江苏泰兴人，早年留学英国。1936年，丁文江在湖南沿粤汉铁路调查煤矿时，不幸因煤气中毒去世，年仅49岁。丁文江去世时，我才9岁，还在小学读书，我到了高中时才知道他的事迹，对于家乡出了这样一位名人，感到很自豪，同时产生了将来也要像丁文江一样从事地质科学的朦胧意识。
对我影响较深的第二位前辈是谢家荣先生。他写了一本书《地质学》，里面有大量的图片，显示美妙的地质现象和祖国的壮丽山河。有一天，我在一位同学家中偶然看到了这本书（因为他的叔父是一位地质学家），我被这本书深深地吸引住了。就这样，我坚定地立下了要从事地质科学的志向。
二、大学生活点滴
当我手捧国立中央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时，心情万分地激动，我当年立下的志愿终于实现了。由于学校的准备工作跟不上，新生于1946年10月才报到，比往年推迟了一个月。当我首次跨进中央大学的校门时，一切都感到那么新鲜。我佩戴上了中央大学的校徽，校徽上面有校门、大礼堂的标志。正是这一时刻成为我毕生从事地质事业的起点啊！
国立中央大学拥有七个学院：文学院、法学院、理学院、工学院、医学院、农学院和师范学院。其中，理学院拥有八个系：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生物系、地质系、地理系、气象系和心理系。中央大学地质系源自国立东南大学地学系，包含地质、地理和气象三个学科。1930年1月，中央大学地学系一分为二，成立了地质系和地理系（含气象学科）。中央大学地质系不仅历史悠久，而且教师阵容很强，但规模却不大，学生人数较少。当时，地质学在社会上被视为“冷门”，这与国民党政府长期热衷于打内战，不重视经济建设有很大关系。
中央大学校园分为本部和分部。本部设在四牌楼，分部在丁家桥。医学院、农学院和一年级学生在分部，其余都在本部。分部的条件较差，一年级新生住的是简易平房，一百多人住一个大统舱。分部的教室、图书馆也一律是平房。本部与分部之间每天开几班交通车。交通车是用卡车改装的，敞篷，车厢里放几条长板凳，这和今天的豪华型校车不啻有天壤之别。
一年级的课程大部分是通修课，有语文、数学、物理。英语分两门课：一门是英语阅读，一门是英文作文。还有一门课“三民主义”，尽管主讲教师很卖力，但大家对这门课还是不感兴趣。本系课只有一门“普通地质学”，属于地质学的入门课程。化学、分析化学和普通生物这三门课属于二年级必修课。中央大学的学风非常严谨，几乎全部课程均由教授担任，除了课堂讲授外，还十分重视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例如，二年级的生物学实验课就不好对付，教师要求我们在显微镜下一丝不苟地描绘细胞的结构、草履虫的形态等等，担任实验课的助教认真批改实验报告，仔细地审阅我们的素描图，发现画得不正确的地方，就用红笔做个记号，要求我们对照实物重画，直至逼真逼肖为止。
到了二年级，我们就搬到四牌楼本部了，教学与生活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科学馆是理学院的大本营，地质系在科学馆三楼，教室与实验室合一使用。从二年级起，地质类课程逐渐增多了起来。但核心课程只有几门，包括矿物学、岩石学、光性矿物学、古生物学、地史学、构造地质学、矿床学和找矿勘探方法。到了高年级时，有时开出变质岩石学、古植物学、高等矿床学和煤田地质学。后面几门课不是每年都开设，但系主任决定开了，学生就必须修，有点类似指定选修课性质。
学校规定，理科学生必须选修两门人文课程，我事先向老同学请教，哪门课最值得选修。老同学传授经验说：孙本文教授主讲的“社会学”课最受欢迎。孙本文是国内著名的社会学权威，每学期选课人数多达一百多人，一个大的阶梯教室坐得满满的。于是，我选修了“社会学”课，并真正学到了社会学方面的知识。此外，我还选修了一门“中国通史”。两门课均获得优良成绩。
文昌桥学生宿舍在四牌楼校本部对面，中间隔了一条成贤街。七幢一式的两层楼房，浅黄色的墙面，漆成红色的门窗，全是中央大学复员后新盖的。宿舍周围树木扶疏，还有小桥流水，显得十分幽静。从文昌桥至四牌楼的小道两旁，布满专做大学生生意的各种小吃店。每当华灯初上，这条小道熙熙攘攘，两旁的小店，灯火辉煌，生意兴隆。晚自修回来的大学生常在小吃店里吃碗馄饨或片儿汤之类，显示大学生晚间生活的一个侧面。
三、吴有训校长风采
1945年抗战胜利不久，吴有训被任命为国立中央大学校长。在这之前，他是西南联大的物理系教授。他曾任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达10年之久，许多物理界的前辈、精英如钱三强、钱伟长、朱光亚等都是他的学生。吴有训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中央大学前身）。1921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深造，师从康普顿教授，获博士学位。吴有训在攻博期间用实验证实了“康普顿效应”，1927年康普顿获得诺贝尔奖，其中即有吴有训所作的重要贡献。
吴有训是抱着回报母校的心情出任中大校长的。到校不久，就提出“政治民主，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十二个字的办学方针，这在当时的大学校长中间是不多见的。在教育理念上，他主张“教学与科研结合，教师讲课不能脱离学科前沿”，这表明吴有训对于如何办好中央大学是胸有成竹的。
我进校不久，作为一年级学生，渴望一睹吴有训校长的风采。后来听老同学说，要见到吴校长并不难，主要在课堂上见面，因为他亲自给物理系一年级学生讲授普通物理课。我们预先打听清楚教室和上课时间，早早地守候在教室门口。上课铃响了，吴校长高高个儿，身穿长衫，夹着厚厚的讲稿走到我们面前，向我们频频点头。他的讲课娓娓动听，配以丰富的姿势，不时停下来询问：“听懂了没有？”吴校长作为一校之长，却以普通教师的身份出现，以身作则，为一年级学生上基础课，为全校教师树立了榜样。
吴有训的民主办学方针与蒋介石的独裁政权很不合拍，可说是格格不入，因此处处受到掣肘。他感到有志难伸，决心辞职不干，他向教育部递了14次辞职报告，均未获批准，最后吴有训只得借去墨西哥开会之机，有意滞留不归，教育部无可奈何才批准了他的辞职报告。
四、师恩难忘
人世间的真情除了亲情而外就算师生情来得珍贵了，这是一种终生难忘的感情。我在中大地质系读书期间，几位老师的形象始终深深地刻印在脑海之中。第一位是系主任张更教授，他给我们讲授“普通地质学”。我清楚地记得在第一堂课上，他开宗明义地讲：“普通地质学是地质系的启蒙课程，非常重要，学好这门课，可以启发你们学习地质学的兴趣，使你们懂得如何认识地质现象，从而正确解释地质现象。”短短几句话，言犹在耳，印象十分深刻。一年级学习结束时，张祖还老师带我们去汤山进行野外地质实习，那时他年龄还不满四十岁。他手把手地教我们如何使用罗盘量产状，如何观察地层岩性，认识化石，如何画信手剖面等等。正是这两位张先生是引领我进入地质科学殿堂的启蒙老师。
李学清教授是中央大学地质系首任系主任，他的治学态度非常严谨，讲授“岩石学”一丝不苟，不仅执行讲课计划象时钟一样准确，而且每次实验必定亲自到场指导，真是做到了言传身教，不遗余力。对于重要的定理、规律和一些重要的数据，他要求我们在理解的基础上熟记，甚至达到背诵的程度。当时对这种教学方法，我颇有点不以为然。但后来我自己毕业留校任教，也讲授“岩石学”，由于在学生时代打好了基础，加上自己备课比较充分，初次讲课即取得较好效果，这时才感到李学清教授的治学方法使我得益匪浅。
徐克勤教授是著名钨矿专家，自1947年起，他继张更之后担任地质系系主任。我先后听过他讲授的三门课程：光性矿物学、变质岩石学和高等矿床学。徐先生讲课有个特点，喜欢用中、英文混合着讲，我们记笔记也采取中、英文混合记录，我们称这种教学法为“雨夹雪”教学法。在中央大学地质系读书期间，有一件最令人感动的事，那就是徐克勤作为系主任为了保证野外实习而“囤积”汽油这件事。野外地质实习是地质系学生最重要的基本功，但由于在国民党统治之下，教育经费奇缺，每月的行政经费只够订几份报纸，根本谈不上提供实习经费，只能望“山”兴叹。在这种情况下，徐克勤作为系主任绞尽脑汁，他亲自带领青年教师为一些私营矿山干活，出卖“智力”，得到一点报酬和资助，又担心通货膨胀，不得已买了一桶桶汽油“囤积”起来，利用学校提供的汽车，在附近的宁镇山脉进行实习，保证了学生野外基本功的训练。
五、邂逅姻缘
1948年夏天，我刚读完大学二年级，一件关系到我终身幸福的事偶然间降临到自己身上。这件事还得从头说起。
我有一位同乡名叫印石，他是中央大学外文系俄语组学生。暑假里闲着无事，我常去印石的寝室串门。有一次，我走进印石的房间，见到一位少女坐在窗口，上身穿一件白色短袖衬衫，下面穿一条黑色背带裙，显得秀丽、端庄，象个中学生。这是谁呢？我不便随便打听。过了几天，我又去印石那里串门，又看见她坐在窗口看书，这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我私下里问印石：“这位姑娘是谁啊？”印石说：“她叫洪奉青，今年苏州中学刚毕业，来报考中央大学的。”我问：“你认识她吗？”印石说：“原来不认识，她是我同班同学张克明的亲戚，张克明临时离开南京，托我照应一下。”这就解开了我的谜团。
后来，听印石说奉青也在打听我的名字。她是宜兴人，印石叫我的名字，她听起来像是“黄豆子”（宜兴人听黄、王，分不清），觉得很奇怪，她问印石怎么会起这个名字啊！印石在纸上写了“王德滋”三个字，她才知道了我的姓名。有一天傍晚，我和印石同寝室的人一起去玄武湖翠州音乐台，听说那晚有音乐会表演节目，奉青也跟去了。一路上，我们有说有笑，而奉青只是默默地跟着。到了音乐台，表演已经开始，我们在草地上席地而坐听台上演唱。谁也没有注意奉青站起身来，到路边买了一串香蕉，她手捧香蕉走到我们面前，分给大家，我们边吃香蕉、边听音乐，开心得很。我想这位姑娘真是善解人意啊！但直到音乐会结束，她也没有讲过一句话。
中央大学考完，奉青就回宜兴去了。不久，考试发了榜，她没有被录取。由于我与奉青不过是萍水相逢，而且从来没有交谈过一句话，所以彼此很快就淡忘了。直到一次偶发的事件才促成了我们之间的联系。这次偶发事件是这样的：印石由于参与学生自治会理事竞选，他属于中共地下党支持的进步势力一方，保守派眼看要惨败，结果这次竞选的票箱被对方学生砸毁了，印石也上了黑名单而遭到逮捕，被关进监狱。印石的爱人翟云凤（同乡、小学同学）和我为营救印石竭尽了全力，并在同乡中募款买些营养品去狱中探望。印石拜托我全权处理他的信件，其中有一封信是奉青写给他的，内容很简单，大意是前次在南京，承蒙照顾，不胜感谢云云。我觉得应该回一封信，告诉她印石被捕的消息。我的信寄出后，她立即回了信，对印石被捕表示愤慨，把国民党反动派大骂了一通，我感到她的思想进步，与我很合拍，从此就书信往来不断。
1949年5月，无锡解放。奉青考取了苏南新闻专科学校，这是一所革命学校，前身是1946年初创办的华中新闻专科学校。奉青在苏南新专学习期间，我曾专程从南京去无锡看她。那时，我是大学四年级学生，快毕业了，还不知分配到哪里。苏南新专在惠山附近，奉青一见到我，分外高兴。在无锡，她陪我游览了寄畅园和惠山“天下第二泉”。寄畅园是典型的中国式园林，园中有假山、池塘、亭榭，十分幽美。我们在一个亭子里休息、聊天，我对奉青说：“大学快毕业了，还不知分配到哪里，你对此有什么想法吗？”奉青轻声说：“放心吧！不论你分配到哪里，我都愿意和你在一起。”这是再明确不过的表态了。回首往事，我与奉青，既非同乡，又非同学，又无人介绍，若不是印石被捕，也不可能通信，真可谓“天作之合”啊！
我们于1953年结婚，到今年恰好60年了，即通常所谓的钻石婚。六十年来，我与奉青相知相守，相濡以沫，风雨同舟，情感弥坚。2005年11月，奉青不幸罹患重病，生活不能自理，我悉心照顾，八年如一日，成为她与病魔抗争的精神支柱。我将珍惜这份人间难得的真情，终生相守！矢志不渝！
（转载自《往事杂忆》，本报有删节）
王德滋：岩石学家，中科院院士，南京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南京大学副校长、地学院院长、中国地质学会副理事长。长期从事花岗岩与火山岩研究，发表论文200余篇，出版专著、教材、译著14部。曾获多项国家级、省部级科技奖。(来源：《南京大学报》110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