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个综合性自然科学民间社团———“中国科学社”
1914年6月10日晚，美国康乃尔大学的一群中国留学生们，会聚在康乃尔大学的大同俱乐部闲谈，谈及世界形势的风云变幻，谈及大洋彼岸积贫积弱祖国的振兴之路。他们在比较中西方国家兴衰原因时，认识到只有依靠现代科学技术，才能救亡图存，振兴中华民族，于是立志创办一本科学刊物在国内发行，以“提倡科学，促进实业”。由此，诞生出了一个给“科学”在中国传播和发展带来重大影响的现代中国第一个综合性的自然科学民间社团———中国科学社。
“因为要发行科学杂志，他们才组织科学社”。起初，科学社实际上是《科学》杂志社。发起创办《科学》月刊杂志的是胡达（胡明复）、赵元任、周仁、秉志、章元善、过探先、金邦正、杨铨（杨杏佛）、任鸿隽等九人，他们也正是科学社的发起人。1915年1月，由他们在美国编辑的科学杂志《科学》月刊第一卷第一期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出版，在国内发行。《科学》杂志发行后不久，有社员便觉得要振兴中国之科学，仅仅靠发行一种期刊是不够的。于是在康乃尔大学留学的社员邹应萱提议，将公司性质的科学社改组为学会性质，并改名为“中国科学社”。1915年10月25日，由任鸿隽、胡明复、邹秉文三人草拟的《中国科学社总章》由社员全体通过，中国科学社正式成立，同时推举任鸿隽（社长）、赵元任（书记）、胡明复（会计）、秉志、周仁五人为第一届董事会成员，杨铨为编辑部部长，并定每年10月25日为该社社庆纪念日。
到1918年10月，随着中国科学社主要骨干社员陆续结束在美国的学业，相继回到国内，科学社的总部也就由美国迁回到国内。起先，科学社总部或董事会执行部先设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内；1919年春江苏省政府拨给南京成贤街文德里一所官房作为科学社社所，1920年起科学社董事会执行部和《科学》编辑部迁入新址；1928年2月科学社在上海前法租界亚尔培路533号处购入房地三亩，1929年4月科学社总办事处以及《科学》月刊编辑部移设于上海。
从1914年诞生后，在一批科学社成员的艰辛努力下，科学社的组织不断壮大，科学社的事业不断拓展，到1949年，中国科学社发展成为国内覆盖面最广、影响力最大的学术团体。社员人数从1914年的35名，发展到1949年达3776名。在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之前，中国科学社曾作为中国科学界对外交往的代表性机构参与国际科学活动。1935年10月27日，中国科学社假座南京中央大学大礼堂举行成立20周年盛大纪念会，2000多座位的大礼堂“座无虚席”，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在开幕词中提到：“今日中国科学社在此举行盛大纪念典礼，参加者在2500人以上，足见各位对于科学之热心，对我国科学前途，实为可贺”。解放后，中国科学社仍然同其他科学社团一道继续为中国的科学事业而工作。1960年5月4日向上海科协办妥一切移交事宜后，中国科学社光荣地结束了自己历史使命。
中国科学社以“联络同志，研究学术，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为宗旨，存续46年中为推动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艰辛的努力。46年中科学社所从事的事业包括十项内容：一、发行刊物。中国科学社除了出版发行《科学》（月刊）外，还出版《科学画报》（月刊）、《中国科学社论文专刊》（年刊、英文版）、《科学丛书》和《科学译丛》。二、设立图书馆。中国科学社的明复图书馆于1931年在上海开馆，抗战胜利后，明复图书馆的藏书渐臻完备，其中有每年自订的英、美、德、法、日等国杂志140多种，另有与各国交换的杂志40余种，其中有不少是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品种。三、设立生物研究所。1922年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成立，由秉志任所长，研究所地址在南京成贤街社所，这是我国第一个生物学研究所。四、举办年会。自1916年始，每年举行一次年会，到1948年共举行了26次年会，年会地点遍及全国各主要大城市。五、举办科学演讲。六、举办科学展览。自南京生物研究所成立以来，经常有采集的动、植物标本展览；还举办过中国版本展览会和中国科学史料展览会等。七、设立科学奖金。为鼓励青年科学工作者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科学社先后设立了若干科学奖金，如高君韦女士纪念奖金、考古学奖金、爱迪生奖金、何育杰物理学奖金、绍桐生物学奖金、裘可桴裘汾龄父子科学著述奖金、范太夫人奖金等。八、参加国内教育活动。包括科学名词审定，科学教育，科学咨询等。九、参加国际科学会议。代表中国参加国际科学会议，如国际植物学会议、泛太平洋第三次科学会议、葡萄牙国际人类学考古学会议等。十、设立科学图书仪器公司。为方便当时科学社出版的科学书刊的印刷和开拓中国的科学仪器制造事业而设立。
中国最早的综合性学术期刊———《科学》
《科学》是中国科学社最先创办的杂志，是中国科学社的机关报。《科学》也是我国现代出版史上创刊最早、出版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综合性科学期刊。《科学》杂志创造了许多第一———中国推翻帝制后的现代化文化启蒙中发声呼唤国人科学意识的第一刊；中国对“赛因斯”（Science）作出准确、完整诠释和传播的第一刊；促进“科学”一词在中国规范理解和普及使用的第一刊；中国首倡横排向右、使用标点符号排版方式的第一刊。创造了这些第一的《科学》在发刊例言中申明自己要遵循的传播科学之道：“为学之道，求真致用两方面当同时并重”。
《科学》是传播科学新知的先驱。《科学》杂志创刊之时，中国的现代科学还处于刚刚萌芽阶段，《科学》月刊登载的文章也就“范围广漠，无所不包”，占主体的是向国内介绍西方现代科学技术的一些文章，“以鼓吹科学效用及解释科学原理”，带有一定的普及性质。例如，1 9世纪末2 0世纪初，科学又经历了一次革命，主要是在物理学领域X射线、放射性元素和电子三大发现以及相对论、量子论的创立。对此，《科学》作了颇为详尽的阐述，如胡明复的《说伦得根（现译伦琴）射线》、谢家荣的《质射性元素概论》、曹惠群的《宇宙新说》、任鸿隽的《爱因斯坦之重力学说》、杨铨的《爱因斯坦相对说》等。随着科学研究活动在中国的逐步开展，中国的科学研究已“渐趋于高深及专门化”，《科学》月刊开始刊载国内科学家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如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因在《科学》第25卷第2期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论文《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而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从而开启其以后伟大成长历程。当时，国内自然科学方面的期刊也有一些，但是科学界许多重要的学术研究成果都发表在《科学》杂志上，因此该刊1935年第10期的“编辑部启事”中自信地宣称：《科学》要办得“与英国之《自然》(Nature)、美国之《科学》(Science)、日本之《科学》并驾齐驱”。
《科学》是倡行科学精神的阵地。《科学》杂志第2卷首期刊载任鸿隽的文章《科学精神论》，即阐明“科学精神者何也？求真理是已”。在《科学》创刊之前的中文词汇中根本没有“科学精神”一词，作者在这里是首次创用。《科学》杂志创刊号发刊例言中提出“求真”与“致用”同时并重，一年以后，任鸿隽正式发表文章，把“求真”定格为“科学精神”。此后，任鸿隽和他的同道们以《科学》为主要阵地，长期坚持阐释和弘扬科学精神。如《科学》杂志陆续刊发的文章《科学与近世文明》《科学与知行》《科学的人生观》《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等都对科学精神加以阐明与讨论。在《科学》杂志的带动下，“科学精神”曾一度广为传播，一些著名的科学家以及一些政界人物都曾论及科学精神。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竺可桢的言论与实践，他在《科学》第19卷11期发表了《利害与是非》一文，文章中说：“科学精神就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这就是说只求真理，不管个人的利害，有了这种科学的精神，然后才能够有科学的存在”。之后，他调任浙江大学校长，把科学精神概括为“求是”二字，并把它定为浙江大学的校训。
《科学》是宣传科学救国的旗帜。《科学》月刊“通论”栏目一直是宣传“科学救国”的重要阵地。为从理论上进一步阐明实行“科学救国”的重要性，他们撰写了一系列文章，论述科学的社会作用及其与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关系，如《科学与教育》《科学与德行》《科学与实业》《科学与工业》《科学与农业》《科学与商业》《科学与民族复兴》等，以此来强烈呼吁社会各界都要关心科学、重视科学、支持科学，以实现“科学救国”。《科学》杂志率先擎起了将“民权”与“科学”并举的现代化旗帜，成为神州大地上在新文化运动惊雷乍响之前悄然绽放的第一枝报春花，与创刊较之晚八个月的《新青年》杂志一起共同竖起了开启中国走向现代化之路的“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为中华民族科学与民主意识的启蒙做出了重要贡献。
从1915年到1950年，《科学》均为月刊，共出版32卷，总发行量逾76万册。1951年，《科学》因与全国科联新办的《自然科学》（后亦停刊）合并，出了一期32卷增刊号后停刊，1957年又复刊。1957至1960年为季刊，共出版4卷，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中国科学社的大本营”———南高和东大
南京大学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时期，曾经是中国科学社骨干成员的云集之所，被时人称为“中国科学社的大本营”。
南高与科学社同年成立，因南高聚集了较多科学社成员，所以与科学社结缘最深。郭秉文，1914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后回国，1915年受聘南高教务长，1919年出任南高校长，1920年南高改组东大时出任东大校长。由于郭秉文在留美期间交游广泛，还曾担任过留美中国留学生联合会会长，因此，在他的号召之下，从1915年起在美国完成学业陆续学成回国的科学社成员，不少人应其之邀到南高任教。如，过探先1915年回国到南京，邹秉文、钱崇澍、张子高、王琎、孙洪芬等1916年回国到南京，而张子高、王琎、孙洪芬等回国后即聘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1918年，包括社长任鸿隽在内的科学社骨干成员大多已学成归国，应郭秉文之邀，中国科学社迁址南高校园，客观上使之成为南高、东大师资来源的“绿色通道”。此后，科学社成员相继应聘到南高，南高—东大遂成为科学社骨干成员的云集之所。1920年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改组为东南大学，其骨干教师中，相当多的都是科学社的社员。如文科有梅光迪、柳贻征、陈钟凡、汤用彤、陈衡哲、陆志伟等，理科有任鸿隽、胡刚复、熊正理、竺可桢、孙洪芬、张子高、熊庆来、王琎、何鲁等，农科有邹秉文、秉志、胡先骕、钱崇澍、过探先、陈桢、陈焕镛、张景钺、戴芳澜、邹树文等，工科有茅以升、涂羽卿等，商科有杨杏佛、胡明复等，教育科有陶行知、陈鹤琴、郑宗海等。
有这么多有真知灼见的科学社成员聚集在南高及其改组后的东南大学，使这所大学一时校誉鹊起，当时的评价是“北大以人文著称，东大以科学名世”。他们为南高、东大的迅速崛起，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例如，邹秉文，创办了东大农科；熊庆来，创建了东大数学系；秉志，创建了生物学系；胡刚复，创建了物理学系等。
邹秉文创办南高、东大农科。邹秉文1915年获美国康乃尔大学农学学士学位，1916年回国，1917年应南高教务主任郭秉文之邀任南高农业专修科首任主任，此后主持南高至东大农科10年。主持农科期间，邹秉文引来了一批科学社社员，也是当时在农科相关领域最优秀的人才，如秉志、胡先骕、钱崇澍、陈焕镛、胡经甫、戴芳澜、张景钺等加入到农科的教师队伍；开创了教学、科学研究和农业推广三者相辅相成的现代农业大学的办学模式；培养了金善宝、冯泽芳、周拾禄、吴福桢、沈文辅、邹钟琳、王家楫、伍献文、寿振黄、严楚江等多位我国第一代农学家、生物学家。被誉为“东南三杰”之一。
熊庆来创建东大数学系。1915年至1920年，熊庆来先后就读于格勒诺布洛大学、巴黎大学、蒙柏里耶大学、马赛大学，获蒙柏里耶大学理科硕士学位。1921年被郭秉文聘为刚刚成立的东南大学数学系教授、系主任。此后，熊庆来开设了《高等数学分析》等10余门新式课程，把近代数学引进了国内，培养了我国最早的一批数理人才，如数学家许宝騄、段学复、庄圻泰，物理学家严济慈、赵忠尧、钱三强、赵九章等人。被誉为“中国近代数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秉志创建我国第一个生物学系。秉志1909年赴美国康乃尔大学农学院学习，1918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20年回国后即执教于南高农业专修科。1921年东南大学成立，农业专修科改建为农科，下设6系，其中的生物学系便是由秉志提议设立并由他担任主任，这是我国大学设立的第一个生物学系。1922年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成立，由秉志任所长，这是我国第一个生物学研究所，也是我国最早的科学研究机构之一。东大生物系和科学社生物所“校所联合”的人才培养模式为我国生物学界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如戴松恩、王家辑、倪尚达、张春霖、伍献文、欧阳翥、耿以礼、张肇骞、郑集、郑万钧、吴仲伦、陈义等。秉志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胡刚复创建物理学系。胡刚复1909年赴哈佛大学留学，专攻物理，1918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执教于南高、东大和中大达11年之久，历任南高和东大物理系主任、中央大学理学院院长。在南高时期，他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物理实验室，1920年创建了物理学系，并长期担任物理系系主任，先后培养了吴有训、严济慈、赵忠尧、施汝为、余瑞璜等著名物理学家。被誉为“真正把物理学引进中国的第一人”。(来源：《南京大学报》110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