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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大往事 | 西迁!西迁!

信息来源: 微信公众号: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北京校友会发布日期: 2019-01-13浏览次数: 395

南大往事·四

西迁

南京大学历史上的西迁往事,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山河陷落的岁月里的传奇,是那个时代大学读书人的悲歌壮举。

 

在南大仙林校区里,有一个“二源广场”,纪念南京大学的两个源头:一是中央大学,它可以追溯到1902年,刘坤一、张之洞和魏光焘创办的三江师范学堂;一是金陵大学,可以追溯到更远的1888年,由美国基督教会创办的汇文书院。

 

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华战火在上海燃起,国都南京也危在旦夕。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等大学,不得不踏上西迁避难的艰苦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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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5日和19日,日军两次空袭南京,中央大学遭日机轰炸,损失惨重,数位校工被炸身亡。

战争,死亡,毁灭,似乎是悬在每个人头上的达利摩斯之剑,分秒之间就要掉落。

时任中央大学校长的罗家伦,正为了学校的长远发展,于中华门外7公里处的石子岗一带,征得土地8000亩,欲筹建“万人大学”。奈何形格势禁,只得考虑迁校事宜。

可是,一个大学的迁移,不同于一人可以直接背起行囊就走。搬往哪里?怎么搬?何时搬?

罗家伦先后派出三路人马前往重庆、湘鄂、成都,商谈迁徙的有关事宜。法学院院长马洗繁、经济系教授吴幹去重庆,医学院院长戚寿南去成都、教育心理学教授王书林去湖南看是否能找到合适的地址。这四位教授接到任务后,连家里的安置都不顾,当天下午就出发了。

马院长在重庆非常顺利,戚院长和华西医科大学接洽的结果,华西医科大学非常欢迎中央大学医学院的师生来上课。王教授的湖南之行虽然不顺利,但他马上返回汉口设立办事处,一方面转运去重庆的图书仪器,一方面负责接待西行的教职工和学生。

8月中旬,敌机对南京轰炸,加快了学校西迁的步伐。四川省政府和重庆大学告知前来征询意见的联络员,对于中大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

 

当初,“万人大学”筹建之时,国民党中央全会通过提案的同时,答应支付相关费用,加之中央政府要求中央大学扩充工程人才培养,蒋介石当场答应另拨200万元。这些曲折而来的资金,填补了当时资金的需求。

 

9月23日,教育部下达了“准迁重庆”的批复,学校职工先行,老师们也逐次挥别金陵,踏上了漫漫西迁之路。

 

路途遥远,前途未卜,每个人的心里,都像垫了一块沉甸甸的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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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9月,罗校长已派人携款赶赴重庆,着手建造简易平房。同时,对离校教职员工及学生发出通知,一律限于10月10日以前至汉口中央大学办事处报到。

10月中旬,中央大学文、理、法、农、工、医、教育七个学院的新老学生1500余人,教职员工1000余人,连同家属在内,共约4000多人,由汉口分批乘轮船赴渝。

中央大学这次西迁,是彻底的搬家,从人到书,从器材到家具,能搬的几乎全部都搬了。就连医学院20多个用药品制过的、用于人体解剖的尸体标本,也被戚寿南院长带往重庆。

图书仪器的运输是一个大问题。由于体积问题,图书仪器不能够上船。在一筹莫展之际,爱国实业家卢作孚主动提出可以提供帮助。

中央大学除本科和研究生教育外,还有一个实验学校。罗家伦没有把实验学校仅仅看作一个中学,而是看作可以为中央大学输送优秀学生的储备学校,实验学校的老师,有许多都是中央大学最优秀的毕业生担任的。到抗战前夕,实验学校已名满江南,所以罗家伦决定实验学校也搬迁。

在中央大学西迁前,实验学校已搬迁到皖南屯溪。1937年10月,实验学校在屯溪举行开学典礼,在罗家伦到达屯溪的时候,敌机又把实验学校炸毁。罗家伦赶到实验学校、站在一个炸弹坑旁,一个忠于学校的老校工跑到校长面前,跪在地下痛哭。罗家伦也很激动,指着弹坑对在场的教职员工说:“敌人要炸毁这个学校,我一定要复兴这个学校,敌人能炸毁的是物质,敌人不能炸毁的是我们的意志。”

随着战事的吃紧,这所实验学校又从屯溪搬到了湖南长沙,从长沙搬到了贵州贵阳,于艰难困苦中培育桃李,始终弦歌不辍。

抗战时期,这所学校仅在贵州就招收了几千名青年学生,给他们提供了优质的中学教育,这些人才对贵州、对全中国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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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学院的牲畜有许多是从外国引进的,非常珍贵。罗家伦请卢作孚把轮船改造一下,以便把这些牲畜运到重庆。卢作孚先生欣然答应,改造了轮船的一层,每种牲畜选一对,就这样,中央大学把最重要的实验牲畜也运到了重庆。

但是,在农学院的农场还有许多牲畜,来不及运往后方。罗家伦把管农场的王酋亭先生找来,交代道:“这留下的东西,交给你,在敌人来到南京以前,你设法保管,万一敌人攻陷南京,那时你若是认为无法维持的话,不得已而放弃,我也绝不怪你。”

12月初,日军迫近南京。在南京被攻陷前三天的枪林弹雨中,这位王先生以绝大愿力,居然把全部牲畜转移到大胜关农场,再用木船转移到江北。然后他和两位工友赶着牲畜向西,一路游牧起来。他们徒步过安徽,经河南边境,转入湖北,用了近一年的时间才赶到宜昌,又再水运至重庆,其历程堪称艰苦卓绝,其场景或也是世界教育史上所仅见。

转眼,进入了冬天,而人和动物还在大雪纷飞的路途中跋涉。令人惊奇的是,在这场生死行军中,竟然没有死亡一头大牲畜,还添了一头小牛。

第二年的深秋,罗家伦校长坐车从沙坪坝进城时,他的司机突然看见前面来了一群牛,赶牛的好象是中央大学的工友,他赶紧告诉罗校长。不错,牛和人都是中央大学的!

罗家伦让司机赶紧停车,他急忙跑下去,看见王先生和他的两位同伴蓬头垢面,其神态宛如苏武塞外牧羊归来。见到这样的场景,罗家伦的热泪不禁夺眶而出。

这就是当年的师生,这就是当年的大学小职员,这就是当年的校园气节,这就是当年的大学。

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曾有这样一段感慨:“抗战开始以后,有两个大学都弄得精光:南开大学被日本飞机炸得精光;中央大学却搬得精光,连畜牧场的牛羊都从南京赶到了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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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火蔓延迅速,越来越多的人涌入大后方,中央大学也是渐渐人满为患。为了分流,中央大学又于柏溪建立了分校。

1941年时,罗家伦谈及当年中央大学及其分校的建立,不禁唏嘘不已:“造化的安排,真是富于讽刺性。我在南京没有建成大规模的新校址,但这点领到局部而未用完的余款,竟使我在兵荒马乱的年头,免除了许多困难的手续,在重庆沙坪坝和柏溪两处,造成了两个小规模的新校舍,使数千学生没有耽误学业。”

回到1938年。几乎与中央大学同时,南京大学的另一源头,金陵大学,也在那时开始了西迁。

起初,金陵大学是否西迁,大家的意见一时不能统一。主张西迁的人说:“炮弹不张眼睛,中央大学在敌机轰炸时都炸死了7个人,谁能保证下一颗炸弹不落在金陵大学的校园?”不主张西迁的人说:“我们是教会学校,有美国大使馆保护,我们不用怕。”

等到10月下旬,南京告急,陈裕光校长接到教育部紧急内迁的通知,他立即动员师生员工共同想办法,四处借车借船,运送人员及物资。

1937年11月25日,第一批内迁的500多人,乘坐长沙号轮,由裘家奎教授和孙明经老师带队,浩浩荡荡,溯江而上。12天后,这支队伍到达重庆。

12月,南京沦陷,后两批内迁人员,备受艰难。心急如焚的陈裕光校长与王绶、马杰等教授在重庆亲自安排接应。每看到一批内迁的人员,便止不住热泪盈眶。

1938年2月,金大师生全部迁到成都华西坝。

与金陵大学同时迁到华西坝的还有:金女院、齐鲁大学、燕京大学的一部分,中央大学医学院和农学院兽医系也在抗战初期由重庆迁来华西坝。加上东道主华西大学,共有六所大学师生在此。 

尽管条件艰苦,但师生们甘之如饴,彼此也十分融洽,称这里为“大后方的天堂”。

大概,读书人自己的要求本就不多,能生存,能读书,如此而已。他们的心志,还是在自己的事业上,就像这所大学,那时,它所有的精力和意志,都是要克服时艰,办好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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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8年暑期,中央大学在重庆招收新生及二年级转学生,共录取千余人,在校学生一下猛增到2000多人。

为鼓舞同学不怕艰苦、坚持抗战的意志,罗家伦校长每周末都对学生们作一次精神讲话。后来罗校长把这些讲稿汇集成册,取名《论新人生观》,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

1939年岁末,中央大学在重庆已完全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并设置研究院,下设理科、法科、工科、农科四个研究所。这时,中央大学教育学院改为师范学院,设立国文、英文、数学、理化、史地、博物、公民训育等系。此外,工学院、农学院、法学院、医学院等还增设了若干系、科。

在抗战时期的艰苦条件下,中央大学不仅没有因战争环境削减其发展趋势,反而向充实、扩展与提高的道路上更迈进了一步。

这段往事,正像南大的整个校史,让我们感到这所学校的气质,犹如梅花精神,无论环境何等恶劣,是冰雪来袭、还是尘泥加身,都能迎霜怒放,不改清香远溢。

在后方的中央大学,远不能称为世外桃源。战火断断续续影响着校园,敌机偶尔过来轰炸,读着书的学生,总是得一边上学一边想着要如何以最快的速度到达防空洞。

1939年5月,日本飞机对重庆实施战略轰炸时,又全不顾惜斯文,追踪到中央大学在松林坡的新校区,投下多枚炸弹,炸毁了学生食堂和其它一些建筑。

那时,校园的学习生活相当艰苦。早上吃的是稀饭,中晚两餐吃的干饭中有砂、石、谷子、稗子、糠、老鼠屎等,被同学们戏称为“八宝干饭”。

1944年秋,政府号召知识青年从军报国、参加战斗,“十万青年十万军” 号顿时响彻云霄,松林坡的从军办事处一时排起了报名的“长龙”。

中文系教授、著名诗人汪辟疆感慨之余,挥毫写就两首七绝,一时在嘉陵江畔、松林坡上为大家广为传诵。其一曰:“闻君已恨从军迟,欲把樱花踏作泥;我亦有怀征万里,送君先过石门西。”

历来,知识分子总是有家国情怀,青年学生总是有一腔热血。南大的西迁往事,亦是如此。从那时至今垂七十余年,愿它将来,仍能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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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长达8年的抗日战争结束了。中央大学也进入了新的时期,开始了修复校园、搬回原址的工作。

1946年5月,第一批师生开始了东下的旅程,12000多名师生分8批陆续返回南京。

嗣后,金陵大学也于1946年11月,遵照教育部复校命令,成立金陵大学复校委员会,着手筹备复校事宜。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8月8日,国立中央大学改为“国立南京大学”,10月10日,学校又改称“南京大学”。1952年,金陵大学与南京大学合并。1952年9月,南京大学迁入金陵大学校址,走进新的艰难时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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