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央大学记忆

发布者:系统管理员发布时间:2015-07-17浏览次数:1108


1940年我22岁时考入中央大学,那艰难的岁月,那青春的日子,那如烟的往事,深深记忆在心中,依依难忘……

一、考入中央大学

1938年初,时任湖南省主席张治中抽调我们这些将要高中毕业的同学经过培训后担任民众训练乡训练员,训练青壮年农民,教军事操的基本动作,宣传抗日的知识。我与四位同学在长沙县进行了半年的民众训练任务后,乘火车并步行一天90里赶到为躲避日本侵略空袭从长沙迁往湘乡霞岭的长沙明德中学。在这里,我完成了高中的最后一个学期的学习,时间定格在1938年12月。

1939年,我考入西南联合大学(抗战期间设于昆明的一所综合性大学,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联合组成)电机系。当时学校条件艰苦,电力不足,而我们要经常制图,图书馆座位又不多,学生宿舍没有电,我们就自制油灯,在宿舍用行李箱当作绘图板用,有时也与同学一起到街上的茶馆每人买上一杯茶,在茶桌上温习功课进行绘图,如此,我的视力受到严重损伤。我与部分同学即转入经济系学习,因不感兴趣,学习了一个多月后,便自动退学了。在西南联合大学我只读了一个学期。

从西南联合大学退学后,经六天的路程颠簸回到湖南。在返回湖南的车上,我结识了一位在贵州铜仁唐山工学院任教的教授,他邀约我去该校读书,我婉拒了。回到湖南后,受从长沙迁往怀化辰溪的湖南大学读书的几位明德中学同学之邀,我在当地租下一房,边复习功课,边在学校旁听,主要学习大学数理化、英文,因教室座位不够,我经常是站在窗边侧听,旁听了一个学期。

1940年,我再次参加大学入学考试,与我明德中学的几位同学一同考入中央大学工学院。当年中央大学在新生入学后还实行了甄选考试,工学院的甄选考试科目是数理化三门,考试不合格者要先补习一个学期合格后方能正式入读。我顺利地通过了甄选考试,而另几位同学因数学考试未及格要先补习,他们觉得时间上划不来,便又返回湖南大学继续学习。进入中央大学后我首先在柏溪分校读工科一年级,二年级起到沙坪坝校本部学习,我选学水利工程系,为其水利工程系第四班。从此,我与水利结下了不解之缘。

二、获取中正奖学金和贷金

在中央大学读书时我获得了中

正奖学金和贷金。中正奖学金是1940年民国政府教育部设立的,获取条件必须是入学考试成绩优秀,家境清贫,在报考时要提出申请并将家境清贫证明报上。我通过同学亲戚的关系在长沙县开具了家境清贫证明。因为要同时满足两个条件,能够获得中正奖学金的人很少。我那一年入学的工学院几百名学生中只有两名,另一位为姓戚的上海学生,但他入学后不久因病故去,葬在了学校傍的山坡上。中正奖学金每学年奖400元。我们进校时,1元能吃一饭碗面;到我们毕业时,400元就只够吃一饭碗面了。

为帮助来自战区和沦陷区的学生,解决其生活困难,加强学生营养,当时教育部实施了公立专科以上学校战区学生贷金暂行办法,每月分全额和半额贷金资助给学生,每月10多元。贷金需要学生就业后偿还,我们的毕业证上标明有贷金总数,证书背面上印有贷金偿还办法共两条:1、贷金应于就业后第二年始按其薪给至少百分之五向原毕业学校偿还清偿期至多为二十年;2、凡不照第一条规定清偿者由学校通知其服务机关代为扣还或向担保人追缴。我们毕业时,由于通货膨胀严重,法币贬值严重,偿还已没有多少价值了,学校也就没有要求我们偿还了。

在中央大学读书时,我们使用的教材如高等数学、力学、化学、水力学等很多都是英文原版的,教学都是全英文,这些都极大地提高了

我们的英文水平,完全能够轻松自如地阅读,轻松自如地交流。我们的专业课老师大都是留美的,除须恺教授外,其它都是年轻的,如黄文熙、严恺、谢家泽、李士豪等,当时他们都未成家,同学们戏称之为“baby proffison”(儿童教授)。

三、参加排球运动

中央大学注重校园体育运动,虽然当时学校条件比较艰苦,体育设施不齐备,踢足球还要到旁边重庆大学的运动场,但是体育锻炼运动的氛围很浓,特别是排球运动开展得非常活跃,在重庆当地的大学中水平很高。我入学后也参加了排球、足球运动,我在长沙明德中学读书时就是校排球、足球队队员,1936年华中(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安徽)运动会在长沙举行,我曾被抽调入湖南大学足球队代表湖南参赛。我们在中央大学读书时,各省籍的学生都有自己的排球队,其中广东籍的学生排球队水平比较高,与其它省籍的球队比赛经常是大比分赢,但我们湖南学生不服气。第一学年暑假时,我们湖南学生球员十几人没有回家,每天上午训练,请体育老师教技战术,下午自学功课,通过一个假期的刻苦训练,我们的球技水平得到迅速提高,最后终于战胜广东队,成为学校新的球主。排球比赛当时是九人制,我个子不高,打第三排,主要是守球、救球;至今,我的两个大拇指关节明显突出,也是我当年训练比赛的见证。校排球队中我们湖南学生人数最多,占住了主力位置,我作为校排球队

队员,在重庆的大学排球比赛中获得了冠军。

大学毕业后,我一直从事水利工作,长年奔波在江河勘察施工现场;1960年代初,因医院误诊,瘫痪三年;94岁时因不慎摔倒,右腿股骨头断裂,安置了人造股骨头,又重新练习行走。这一路走来,坚持下来,应该说在明德中学和中央大学体育锻炼打下的良好身体基础、体魄的增强,受益一生。

四、校长风波

1940年我入读中央大学时,校长是罗家伦。1941年8月,顾孟余接任。顾校长有能力,办学用心,受到学生的肯定,后因与时任教育部长陈立夫在教育的理念上产生矛盾导致后者对其处处刁难,便辞职不干了。由此,学校闹起学潮,贴满了挽留顾校长,反对陈立夫的标语大字报。我参与了由几百学生组成的挽留**团,徒步一二十里到顾校长所住地沙坪坝与歌乐山之间的山洞,请顾校长复职,但**未果。1943年3月,蒋介石只好亲自兼任校长,由于其不可能具体管理教务,便像军校一样设立了教育长一职,调时任湖南省教育厅厅长朱经农担任,实际负责教务。所以我们的毕业文凭上校长、教育长、教务长、院长同时盖章,中央大学、教育部同时盖印,校长为蒋中正,这也是蒋介石在众多兼任职务中唯一担任过的普通大学校长职务,并只担任了一年多。蒋钤为学校章,其它“三长”钤为本人私章,当时蒋介石还兼任了中央大学防护团团长一职,我们都称这是蒋介石担任的最小的官职。防护团的职责是为防日本飞机轰炸,负责组织学生入防空洞躲避,时重庆的各大学防护团团长一般都由校长兼任。当时为防日本飞机空袭,我们经常就在防空洞附近的山坡上看书复习,警报一响,就快速入防空洞躲避。我印象最深的一次空袭是1941年夏的一天,警报从下午拉响,直到深夜才解除,后来才知道这次日机轰炸使重庆市内一个大防空洞的通风口被炸塌造成大量人员窒息,死亡数以千计。

蒋介石在担任校长期间,多次到校视察。一次蒋介石到校训话,但学生们不感兴趣,在礼堂内走进走出,跑进跑出,蒋介石的警卫也没办法,只好任由我们。当时,学校伙食比较差,饭菜中经常含有沙子、蚊子、石子等,我们称之为“八宝饭”。蒋介石任校长后专门到学校食堂体验了一次,与就餐的同学进行了交流,我们一部分同学就站在桌上边吃边看热闹,自这以后,学校的伙食还确有了较大的改善。

五、征调英文译员

1944年初,民国政府为配合盟军对日作战,弥补军队翻译人员的不足,征调大学的应届毕业生到部队当译员,服役期满后,方可发毕业文凭。当时军事委员会外事局从在重庆的中央、复旦、交通、重庆、华中等五所大学应届毕业生中征调千余人,服役期一年。我们参加了军事委员会重庆译员第一期训练班学习两个月后,分派远征军、战地服务团、航空委员会、交通部等机构,所有学生译员均定为三级译员,底薪按陆军少校每月200元发放,穿军装,戴军帽,但没有佩带表示军衔的领章、臂章、符号等。我与10名同学一起分到成都附近的新津机场当译员,属航空委员会译员总队管理。我在新津机场时的一个主要任务是守接机场站长办公室与美方联系的电话,笔译来往公文,同时参与和住机场的美方管理人员、飞行员、维修人员的相关联络翻译工作,也就是为美军飞虎队做相关翻译工作。

新津机场是当时亚洲第一大轰炸机机场,时为轰炸日本本土的前哨机场,B-29轰炸机的汽油与炸弹都由印度空运而来,每出动一次约需两个来星期。为避免日机空袭,B-29不在新津机场作长停留,只在出动轰炸前早来一两天,或在轰炸回来后休息一两天,立即返回印度。1944年8月底,一架B-29在完成轰炸日本本土的任务后,因油料不够坠落在四川北部,我受命与一名美国军官和军医一道乘军用卡车,经过两天的颠簸赶往岳池、南充、广安一带寻找,最后在广安县找到,当时飞机的翅膀已受损伤,我们将11名美军顺利地带回新津机场。后来我的这一次救援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严重批判,被说是做了美帝的走狗,丧失了民族气节。
1945年2月,我服役期满,向航空委员会译员总队和外事局办理了离职手续,由学校介绍到重庆歌乐山行政院水利委员会按大学刚毕业的学生一样当实习员。因我做了一年译员,只有半年就转正了。我服役期满后回中央大学领取毕业文凭时,文凭尚未颁发下来。我评技佐时,学校给开了一个代电,证明已毕业,1947年8月,毕业文凭才正式颁发下来。

历史就是这样相似,我高中、大学都延迟毕业,这一切都是为抗日,也算是一个青年学子为抗日所做的微薄贡献。

光阴似箭,岁月沧桑。作为一个经历艰苦岁月的中央大学的学子,我选择了水利作为一生的事业,至80岁时完全退出水利工作岗位。2003年我85岁时,被评为湖南省健康老人,2008年90岁时,被评为

全国健康老人。足不足96,按旧时历法说,每二年润1个月,96年就是润48个月,加起来正好是100,如今,我也算是迈入期颐。我衷心祝福今日之南京大学校运昌盛、青春永葆!
    (作者:李鑑澄,男,湖南长沙人,1918年生,中共党员,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湖南省水利厅原副总工程师、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厅级离休待遇。国务院长江三峡工程论证专家组专家,国家“七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长江三峡工程重大科学技术研究》课题组专家,中国水利学会第四、五届理事、第六届名誉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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