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迁前的中央大学
1949年以前，国立中央大学是我国规模最大与学科最为齐备的多学科综合性大学，也是师资力量最为雄厚的大学，在国际、国内都享有很高的声誉；也为我国培养了大批学术与国家建设人才。
国立中央大学肇始于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创办的三江师范学堂，先后更名两江师范学堂、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国立东南大学。我国近代的地学（含地理、地质、气象三学科）、生物学、教育学以及艺术教育和体育教育，都是以南高师和东南大学为摇篮发展起来的；我国近代的农学也是经由东南大学才有进一步发展的。东南大学培养出张其昀、胡焕庸、赵忠尧、郭廷以、向达、吕叔湘等著名学者。
1927年6月，国民政府实行大学区制，合并东南大学等为第四中山大学；次年5月，定名为国立中央大学。自1932年9月起，即由罗家伦接任校长，以迄于1941年8月。罗校长提出“安定、充实、发展”三个时期的治校方针，要求树立“诚、朴、雄、伟”的四字学风，聘孙光远、曾远荣为数学系教授，聘孙宗彭为化学系教授，聘
施士元为物理系教授，聘胡焕庸、王益崖为地理系教授，聘徐悲鸿、张大千、张书旂、黄君璧、傅抱石、陈之佛、谢稚柳等为艺术系教授；1935年5月，重建医学院，并附设我国第一所牙科医院。自此以后，中央大学一直有文、理、法、农、工、医、教育七个学院。
中央大学在南京时毕业的学生中，有著名的物理学家吴健雄，画家孙多慈，台湾著名的报人余纪忠，词曲家卢前、唐圭璋，地理学家李旭旦、任美锷，美国文学家范存忠等。
烽火中告别秦淮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对我国发动了全面的侵略战争。蒋介石于7月17日发表庐山谈话，罗家伦校长参加谈话会，返回南京后，督工日夜赶制大小木箱，作迁校准备。—时校内众说纷纭，有的提出迁校庐山，意在避暑；有的认为湖南已深入内地，主张迁校常德。罗家伦提出两条迁校原则:①迁至新校址之处，一定能轮运抵达；②迁至新校址之地，在整个抗战时期绝无再作第二次迁校之必要。师生一致认为符合上述两条件的迁校地址，只有四川重庆。迨“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中大的迁校工作更为加紧进行。
中央大学的大礼堂，是1931年新建的国民会议（通过“五五宪草”）的会场，圆拱式穹顶建筑，矗立在南京城内，目标极为显著。8月15日，日机首次空袭南京，即以中大礼堂为投弹目标，但弹落大礼堂前图书馆空地及实验学校门前。8月19日，日机再次空袭南京，集中目标对大礼堂投弹7枚，炸死校工7人。
中大遭受日机两次轰炸后，罗家伦一面命法学院院长马洗繁等人率队前往重庆勘査校址；一面与民生公司经理卢作孚洽商轮运图书、仪器入川事宜。此时，川军正由长江一线乘民生公司轮船出川作战；船运抵达南京后，改乘沪宁路火车开抵淞沪战场。卢作孚慨允愿无偿装运中大图书、仪器抵达重庆；对大型部件，甚至割开仓位装载。同时派赴重庆勘査校址人员来电告知，重庆大学愿将滨临嘉陵江之松林坡空地，借予中大营建校舍。罗家伦立即派出总务与建筑人员携款赶赴重庆，规划、测量、购料、营造简易平房；同时，对离校教师及新生、旧生发出通知，一律限于当年10月10日以前，至汉口中大办事处报到。10月中旬中大文、理、法、农、工、医、教育七个学院的新旧生约1500余人、教职员工约1000人，连同家属在内，共约4000余人，由汉口分批乘轮赴渝。
驱赶牛羊三千里
10月中旬，罗校长又到三牌楼农学院畜牧场，召集全场职工宣布：迁校工作现已完成，现在畜牧场的这些“活口”，不可能装船运到重庆；畜牧场的工作也就到此为止。场内饲养的良种乳牛、羊、猪、鸡、鸭、兔等，职工或携带回家自养，或出卖，或宰杀食用。职工们认为，这些家畜、家禽都是供研究改良我国畜禽的良种，应当设法弄到重庆，绝不可私分宰杀或出卖。12月上旬末，战火已燃至南京近郊，畜牧场职工在王酉亭主持下，把家禽家兔装笼置于牛背之下，然后驱赶牛、羊、猪等徒步离开南京，奔向重庆。
以后，罗家伦在《抗战时期中大的迁校》一文中曾写道:“在第二年（1938年）的深秋，我由沙坪坝进城，已经黄昏了，司机告诉我说，前面来了一群牛，很像是中央大学
的，因为他认识赶牛的人。我急忙叫他停车，一看果然是的。这些牲口长途跋涉，已经是风尘仆仆了。赶牛的王酉亭先生和三个技工，更是须发篷松，好像苏武塞外归来一般。我的感情振动得不可言状，就是看见牛羊亦几乎（像）看见亲人一样，要向前去和它们拥抱。”
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曾慨乎言之:“抗战开始以后，有两个大学都弄得精光:南开大学被日本飞机炸得精光，中央大学却搬得精光，连畜牧场牛羊都从南京赶到了重庆。”
弦歌重整嘉陵江
在中大忙于迁校重庆之时，我国守军与日军正鏖战于淞沪战场。政府虽已开始对工厂及文教、科研机关进行西迁，但尚未作迁都部署。到11月初，中大全部师生已齐集重庆，遂借用川东师范校舍开学上课。到11月20日国民政府宣布移驻重庆时，中大在重庆已初步安定下来。中央大学此次迁校，只耽误了两个月时间没有上课。以停课两个月的时间，竟完成了如此巨大繁重而且路途遥远的迁校工作，这在抗战时期的西迁工作中也是值得称道的。
1938年元月陈立夫出任教育部长后，规定凡家在沦陷区的学生，一律给予全公费待遇（1939年改为贷金制度）；学生在校期间，伙食由公家供给，其他费用一概免除。
1938年暑期，中大在重庆招收新生及二年级转学生，共录取千余人；中大学生一下突增到2000人之多。学校在距沙坪坝25里、嘉陵江上游的柏溪镇营建分校校舍；凡各院系一年级一律在分校新生院就读一年。同年10月27日武汉沦陷时，国民政府各部门都迁至重
庆，但中央大学的校舍已基本建成，师生的生活都已安定了下来，上课秩序也进入正常状况。罗家伦为鼓舞同学不怕艰苦、坚持长期抗战的意志，每周末对学生作一次精神讲话。后来罗家伦把这些讲稿汇集成册，取名《论新人生观》，在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此时，国民政府各要员及社会名流多移居重庆，罗家伦经常邀约这些要员或名流到中大讲演。汪精卫在出逃叛国以前，曾到中大发表对抗战前途表示悲观的论调，受到师生强烈反对。
1939年5月，日军飞机对重庆施行战略轰炸时，又追踪中央大学在松林坡的新校区投下多枚炸弹，炸毁了学生食堂。
中大的学科配置与教授阵容
到1938年底，中大在重庆已完全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中大设置研究院，下设理科、法科、农科、工科四个研究所。1939年秋以后，中大教育学院改为师范学院，新设国文、英文、数学、理化、博物、史地、公民训育等系。工学院增设航空工程系与水利工程系，农学院增设畜牧兽医专修科、医学院增设六年制牙科。法学院设社会学系，并于研究院增设文科研究所与医学研究所。
此时，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先后由汪东、谢寿康、楼光来、胡小石担任；中文系教授有胡小石、沈兼士、汪辟疆、汪东、卢前、罗根泽、乔大壮、伍俶傥、朱东润、张世禄、吴组湘、杨晦、唐圭璋、李长之等；外文系教授有楼光来、范存忠、郭斌禾、吕叔湘、商承祖（德文）、徐仲年（法文）等及讲师赵瑞蕻；历史系教授有金毓黻、沈刚白、柳诒徵、贺昌群、郭廷以、缪凤林等；哲学系教授有谢寿康、方东美、陈康、李证刚、宗白华、唐君毅、牟宗三、熊伟等及讲师苗力田。理学院院长孙光远；数学系教授有孙光远、曾远荣、周鸿经等；物理系教授有张钰哲、施士元、吴有训等；化学系教授有张江树、高济宇、袁翰青等；生物系教授有胡先骑、欧阳翥、罗宗洛等；地理系教授有胡焕庸、李旭旦、任美锷、黄厦千等及讲师吴传钧；地质系教授有李学清、朱森、黄汲清、张更、徐克勤、翁文波等；心理系教授有萧孝嵘、潘菽、艾伟等。法学院院长马洗繁；政治系教授有马洗繁、王铁崖、张汇文、黄正铭、吴恩裕等；法律系教授有芮沐、童冠贤（兼教务长）、戴修骏、何以均、史尚宽、何联奎等；经济系教授有吴干、程绍德、巫宝三、吴裴丹等，社会系教授有孙本文等。农学院院长先后为邹树文、韩培光；农艺系教授有邹树文、邻钟琳、金善宝、冯泽芳等；园艺系教授有章守玉等；农业化学系教授有刘伊农、张德粹等；农业经济系教授有刘明晖、刘庆云等；森林系教授有梁希、干铎、郑万钧、马大浦等；畜牧兽医系教授有罗清生等。师范学院院长为张士一；教育系教授有徐养秋、常导直、张士一、朱经农等；艺术系教授有黄君碧、张书旂、徐悲鸿、傅抱石、陈之佛及讲师吴作人；体育系教授有吴蕴瑞、江良规等；师范学院其他各系教授均由文、理两学院相关科系教授调任。工学院院长先后由卢恩绪、杨家瑜、陈章、刘敦桢担任；土木系教授有沙玉清、卢恩绪、方俊、徐芝纶、刘树勋等；机械系教授有胡乾善、顾毓琼、杨家瑜、陈大燮、范从振等；电机系教授有陈章、吴大格、顾毓琇等；化工系教授有时钧、张洪沅等；航空系教授有罗荣安、谢安祜等；水利系教授有严惶、黄文熙、张书农、须惜等；建筑系教授有刘敦桢、杨廷宝、李剑晨、童隽等；医学院院长戚寿南，教授有戚寿南、蔡翘、郑集、卢锡荣等。到1944年，中大共有正副教授290人。由于罗家伦受教于蔡元培，又留学英美德法，了解世界近代高等教育发展趋势，加之其治校有方，所以在抗战时期的艰苦条件下，中央大学不仅没有因战争环境削减其发展趋势，反而向充实、扩展与提高的道路上更迈进了一步。包括这样多种学科的巨型大学，当时在国内可算是首屈一指的。
顾孟余大义拒艳电
进入1941年后，我国军事系统已从电波中侦知日本将向南洋与印度支那进军，极大可能企图由缅甸进攻云南，以捬我国西南大后方之背。而云南地方当局还处于近似半独立状态，有本省自己的宪兵，中央军不能开入该省。而昆明西南联大教授中的民主人士，在中国政治民主化问题上，又与云南地方当局取得了共识。国民政府为防患未然计，考虑派兵进入云南，以堵防日军来自缅甸方面的进攻。1941年8月，行政院特任罗家伦为黔滇考察团团长，要其到昆明作西南联大教授的工作，再经由西南联大的教授去作云南地方当局的工作，使之支持中央军开入云南，进而可能出国作战。
罗在中大治校十年，使中大成为教学井井有序，学科设置齐全，师资力量充实，享有较好国内、国际声誉的
大学，深孚众望。突然要罗离校他去，许多师生不明内情，一致要求挽留罗；而罗校长又不便向大家说明离校原因。后教育部长陈立夫送话给胡焕庸教授说，罗离校是因为政府有重要使命需待完成，劝大家不要再予挽留。
罗家伦离开中大后，教育部长陈立夫本想要教育部政务次长顾毓琇出任中大校长。陈立夫为此去见兼任行政院长的蒋介石，说罗家伦已离开中大，是不是请顾先生接任中大校长？蒋介石一听陈立夫讲到顾先生，就连连说:“很好！很好！顾先生在香港断然拒绝发表艳电，与汪精卫一伙彻底决裂，以民族大义为重，毅然从香港来到重庆，与中央一致决心抗战到底。可敬！可敬！来到重庆以后，顾先生不愿担任任何行政职务，住在歌乐山闭户读书。现在请他出山担任中央大学校长，这是最适合的职务，想来顾先生也不会推辞。中央大学校长，这就是前清时的国子监祭酒；这是位尊名显的职务，现在只有顾先生才适合担任。”陈立夫一听，知道蒋介石讲的顾先生（顾孟余）和他意念中的顾先生（顾毓琇不是一回事情，但又不便作出说明，只好“以领袖的意见为意见”，于是由顾孟余任中央大学校长。
顾孟余早年在德国柏林大学攻读经济学，回国后任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又复任北大教务长，是我国社会科学方面的元老级学者。1925年时，顾孟余由北京南下广州，任中山大学校长。北伐开始后，顾孟余
从政，曾两度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顾孟余卷入汪精卫的改组派里，成为改组派的二三号人物。1932年汪精卫任行政院长时，顾孟余任铁道部长。1938年元月，行政院改组，撤销铁道部，顾孟余于是年4月第三度任国民党中宣部长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但顾氏一直旅居香港，拒不赴任。1938年12月底，林柏生在香港《南华早报》上发表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的艳电时，要求顾孟余签名。顾氏当场予以严辞拒绝，声称:“此电一旦发出，签名发出此电者，必将遗臭万年!”并毅然由香港到达重庆。行政院长蒋介石深感在大敌当前之际，顾孟余以民族大义为重，断然与汪精卫等汉奸投降派决裂之可敬，数请顾氏出任要职，均遭顾氏婉言谢绝，并称:“我与汪精卫等人多年混在一起，是国人所共知的；现在汪精卫等人已认贼作父，甘心卖国投敌，我虽与他们彻底决裂来到重庆，但一时很难为国人所谅解。此时我宜闭门思过，绝不可出任国家公职，免遭物议。”蒋介石遂命人在歌乐山建屋一处供顾氏安居。自1939年至此已二年有余，蒋介石一听陈立夫讲到顾先生，立即想到应当请顾孟余出山，以正视听；可一下子给顾氏安排行政要职又不适宜，想权先请顾氏当两年享有盛名的中央大学校长，暂过渡一下。所以在陈立夫一提出“顾先生”时，蒋介石连声说了两个“很好”，殊不知顾孟余多年在宦海中翻云覆雨，深感政情诡谲，多变莫测，已无意重返政坛，但却愿在高等教育方面与学术研究领域做些事情。
顾孟余校长到校后，任童冠贤教授为教务长，对一切教学秩序都按原计划进行，但对大学的科研工作则大为加强；改中大研究院下的文科、理科、法科、农科、工科、医科、教育科七个研究所为七个学部。在文科学部下设中国文学、外国语言文学、历史、哲学四个研究所；在理科学部下设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心理六个研究所；在法科学部下设法律、政治经济两个研究所；在农科学部下设农艺、森林、农业经济、畜牧兽医四个研究所；在工科学部下设土木工程、机械工程、电机工程三个研究所；在教育学部下设教育研究所；在医科学部下设生理、生物化学、公共卫生三个研究所。这样，中央大学不仅设有较完备的系科设置，而且有了较完备的研究系统设置。
当时，陈立夫所操纵的国民党CC派和汪精卫的国民党改组派，一向势同水火，向来视顾孟余为政敌，因之对其成见很深。顾孟余虽出任了中大校长，但陈立夫总是多方制造麻烦，使之不能顺利处理校务。当时教育部驻青木关办公，与中大所在处的沙坪坝相距仅20里之遥，可是每月中大的经费总要迟个把月才能拨到。抗战时期，家有储蓄的人家少之又少，几乎家家都靠每月的薪水收人购买平价供应的生活日用品，连添制衣物的余钱都很难腾出。而学生赖以为生的贷金（初为公费，1939年改为贷金），更是不可一日或缺。为了维持全校五六千人的教职工和学生的生活费用，顾孟余只得凭着自己的“老面子”向银行贷款。而最使顾孟余不能容忍的是，教育部于1943年春突然发出通知，规定各大学校长与训导长必须至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受训三月。顾孟余平日为了经费迟到的事已是闷气在心，这次一看到通知，顿时火冒三丈，愤言：“我多次当过国民党的中央宣传部长，当过铁道部长，又是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在国民党里，还有哪个人有资格来训我!”言迄，迳自行搭乘公共汽车返回歌乐山家中。自此以后，不管中大师生如何敦请其返校，顾孟余一概断然拒绝。
蒋介石呈文蒋介右
顾孟余愤然离开中大后，陈立夫原想把曾任复旦大学校长的吴南轩任命为中大校长，消息传来，引起了中大全校师生一致抗议和反对。陈立夫一看形势不妙，便放出风来，由他以教育部长兼任中大校长。这更引起师生的反对，在校内张贴出大字报，说陈立夫是党棍，以党棍来当最高学府的大学校长，是对学术界的侮辱。陈立夫向蒋介石告状，说中央大学学生为了校长的事将要闹事。蒋介石一听到学生闹事的话，立即提出由他来兼任各大学校长，派出教育长到各校主持日常工作。陈立夫很恭顺地向蒋氏进言，说大学不比军校，委员长可以兼任所有军事学校的校长，派教育长去主持日常工作。委员长一下兼任全部的大学校长，怕一时没法实行，现在可以在中央大学试行一下。这样，蒋介石于1943年春，就以行政院长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又复兼任中央大学校长；闹出国立中央大学校长呈文教育部长陈（立夫），转呈行政院长蒋介石的笑话。
蒋介石兼任中央大学校长后，果真调湖南省教育厅长朱经农到中大任教育长，驻校处理日常校务，任胡焕庸教授为教务长。蒋介石自任校长后，也多次在星期六下午到中大来视査，曾聘请在中训团任讲师的冯友兰到中大礼堂讲演，蒋氏自己也坐在台下洗耳恭听。当昆明西南联大开展民主运动时，中大学生也闻风响应，借口伙食低劣贴出大字报，有的大字报贴出“拥护蒋委员长，反对蒋校长”，颇有山雨欲来之势。蒋介石有天中午亲到学生大食堂，和学生同样站在桌旁用餐。中大学生食堂只有餐桌，没有板凳，一律站立用餐。蒋氏也到大饭桶去盛饭，分食自己的份菜，吃了三碗霉烂的“八宝饭”（米中掺有砂子、稗子、煤屑，时称“八宝饭”）。
1943年8月，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因车祸不治逝世；9月，蒋介石接任国民政府主席，遂辞去中央大学校长，中大的教育长制度也因之取消。
多才多艺的顾毓琇校长
蒋介石辞去中大校长后，教育部任命该部政务次长顾毓琇为中央大学校长。顾校长到校后，感到师范学院所设系科多与文、理学院重复，决定师范学院除保留教育、艺术、体育三系及音乐组外，其他各系、科一律并入文、理两学院相应各系；在法学院增设边疆政治系，任韩儒林教授兼系主任，聘卫惠林、凌纯声、纳忠等为教授；在文学院增设俄文专修科（不久即改为俄文系），任丁文渊（丁文江之弟）为负责人，聘张西曼、姜椿芳为教授。顾毓琇虽有繁忙的校务工作，但仍在电机系为高年级学生开课。
顾毓琇是位多才多艺的学者，虽是一位著名的电机工程专家，但对文学、音乐、宗教都有高深的研究和修养，曾担任国立音乐学院的首任院长。顾毓琇在清华学堂与梁实秋同学，在美国就学期间，曾编写剧本，梁实秋等人曾参加演出，在20世纪30年代曾任中大工学院院长。中大的文科从东南大学时候起，就十分注重传统，著名的《学衡》杂志就是以东南大学为基地兴办的。此时中大的文学院长是著名英国文学家楼光来，他在中国典籍方面，却是位言必称班马、文必法史汉的“西洋名士”，对于“新月派”的梁实秋当然不能相容。顾毓琇推荐“新月派”的老同学梁实秋来任中大文学院长。楼光来闻知此事，说“我就把行李搬到文学院去住，看他梁实秋敢不敢来中大。”一些教授也跟着起哄，说“中大聘教授，一定要教授会通过”；言外之意，对顾毓琇的聘请梁实秋为教授不予承认。顾毓琇受到如此的抵制，深感与中大的“南高”、“东大”势力实难于相处，心中就有离去之意。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我国对沦陷后的上海接收工作至为繁重复杂。此时出任上海市长的钱大钧请陈立夫推荐一位上海市教育局长。陈氏就向钱大均推荐顾毓琇出任上海市教育局长。顾氏到上海后虽忙于接收工作，但仍为交通大学电机系高年级学生开课。江泽民同志即于此时在交大电机系受教于顾毓琇。
中大的民主斗争
顾毓琇离开中大后，教育部知道中大一向有北大——清华派和南高——东大派的矛盾，于是选定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吴有训接任中大校长。吴有训系1920年中央大学前身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生，至美国
芝加哥大学留学，1926年获博士学位回国，任教东南大学。教育部此时选任吴有训为中大校长，可以缓解中大校内人事上南高——东大派与北大——清华派的矛盾。
吴校长到校后，也把清华和西南联大的民主校风带到了中大，面对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国内复杂政治形势，首先提出“在安定中求进步”的治校方针，博得全校师生一致的拥护；其次，又革除一向由三青团包办的学生自治会选举，改为学生自由组成竞选团参加竞选。这样，顿然活跃了中大师生的民主空气，形形色色的壁报像雨后春笋般竞相出现，尤以《太公报》办得最为出色。曾卓任主编的铅印《文化新报》民主色彩最为鲜明。
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中大师生酝酿已久的民主力量准备向政协表达:要求实现国内的和平与民主，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取消特务政治。中大的中共地下组织和“新青社”（全称为新民主主义青年社，英文缩写N.D.Y.）以及中大的民主同盟，积极从中推动。1946年1月25日，中央大学与重庆大学及北碚的复旦大学，联合举行拥护政治协商会议的大游行，人数达5000余人，农学院的金善宝，文学院的楼光来、张贵永、贺昌群，理学院的李旭旦和沙学浚等教授都参加到游行的行列中，游行大会提出“政治民主化”等口号。游行大队到了上清寺国民政府的政协会场，孙科（政协主席）及各党派代表邵力子（国民党代表）、周恩来（共产党代表）、张君助（民主同盟代表）、莫德惠（无党派民主人士）接见了游行群众，并发表了讲话。
游行队伍在中大校内集合时，吴有训毅然走到队伍前列，说:“我也参加。”吴有训此时已是知天命之年的人，走到距校三里的小龙坎时，师生以吴校长年事已高，劝其返校。以一个在国内外有影响的大学校长，参加学生的游行队伍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吴有训校长当属第一人。
1946年5月，中大开始复员，分批由重庆启航，在宜昌换船直驶南京。7月，中央大学在重庆全部结束，所有房屋及校具等均移交重庆大学。11月，旅居重庆前后十年的中央大学，又回到南京四牌楼原址开学上课。
1947年5月20日，以中央大学为首，联合京沪杭地区18所院校，在南京举行声势浩大的反内战、反饥饿大举行，吴有训校长也因此“奉令出国”，此后再未回到中央大学。
中央大学在重庆的十年期间，培养出唐德刚、聂华苓、曾卓、徐中玉、闵恩泽、吴良镛、吴传钧、高鸿、冯端等著名学者和作家。
（刘敬坤）
[注]: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承高良润、章楷、胡有萼三同志提供宝贵材料，谨此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