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克勤先生是我的恩师，是我从事地质教学和科学研究的引路人。徐先生离开我们已逾15年了，他的音容笑貌仍时时浮现在眼前。今年适逢他的110周年诞辰，我情不自已地回忆起他为我国地质科学和地质教育事业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赤子之心
徐克勤先生怀有一颗赤子之心，他热爱祖国，热爱地质科学，热爱南京大学，堪称终生不渝。我作为他的学生，有几件事令我终身难忘。
1945年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徐克勤先生抱着科学救国之志从美国留学归来。到了上海，他看到黄浦江上停靠着许多外国军舰、轮船，挂着形形色色的各国国旗，不禁感慨万千。他曾不一止一次地对我们班的同学说：“日本帝国主义虽然被打败了，中国名义上列为四强之一，实质上外强中干，半殖民地位并未根本改变”。他对蒋介石独裁政权发动全面内战，深表不满，他同情学生运动，是全校知名的进步教授之一。
1948年下半年，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国民政府的教育部妄图把中央大学迁到台湾去，当校长周鸿经在教授会上提出迁校方案时，遭到强烈反对，徐先生在会上慷慨陈词，是激烈反对者之一，迁校图谋最终未能得逞。
1950年代初期，全校投入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那时我已担任地质系助教。中央的知识分子政策是“团结、教育、改造”，政策本身也许无可厚非，但执行政策时却往往出现偏差。这场运动主要在教师中进行，师生混合编组，要求“自我教育，自我批判”。徐克勤先生在美国留学6年，成为这场运动的重点帮扶对象。他用英文写成的一厚本博士论文《钨矿床地质》被拿到全校思想改造展览会上展出，旁注是：“请看洋奴的嘴脸！”这显然搞过头了，但徐克勤先生却淡然处之，并未计较。
1952年全国进行院系调整，以南京大学的文理学院和金陵大学的文理学院为主体，成立了新的南京大学。由于国家建设的需要，地质系暂停招收本科，主要招收专科，设立了两个专业：“金属与非金属矿产地质”专业和“水文地质与工程地质”专业。学生人数一下从几十人激增至数百人，最高时达到近千人，成为全校的第一大系。当时徐克勤任系主任，张祖还任副系主任，我和俞剑华任系秘书，我们全力以赴，夜以继日地工作。徐先生作为一系之长，更是夙兴夜寐，殚精竭虑。徐克勤从1947年起担任中央大学地质系主任，后又长期担任南京大学地质系主任，前后达30年之久，他为南大地质学科的发展几乎贡献了毕生的力量。
五十年代初，教育部为全国高校的教授进行评级，对一级教授的数目控制极严，且需得到教育部批准。在全校教授评级中，徐克勤被评为一级，而他的老师李学清被评为二级，徐先生深感不安地说：“把我定为一级，李学清先生是我的老师，却定为二级，这无论如何不妥当”。徐先生让我和俞剑华立即向党委反映，甘愿降为二级。党委的答复是：“教授级别的评定主要按学术水平，不搞论资排辈，徐先生主动要求降级，说明他的思想觉悟高，但他作为一级教授已获教育部批准，不能更动了”。李学清先生姿态也很高，对此并无异议，而是坦然面对。
1956年，中央召开全国知识分子会议，号召向科学进军，同时在高级知识分子中有重点地发展党员。徐克勤心情激动，夜不能寐，半夜从床上起来写入党申请书，党委书记陈毅人同志为徐克勤对党的一片深情所感动，鉴于徐的一贯表现并积极靠拢党，陈书记亲自介绍徐克勤入党，徐先生成为南京大学首批入党的七位教授之一。
在1959年反右倾斗争中，我成为地质系的重点批判对象，主要批判我“严重右倾”和“走白专道路”。反右倾斗争结束后，浮夸风刮得更加厉害，吹嘘地质系要搞什么“母鸡生蛋”，除华东区外，要为其他五个大区各生一个“蛋”，即办五个新的地质系。徐克勤作为系主任，坚持实事求是，他说：“办五个新的地质系，谈何容易？”对此我有同感，后来事实证明，一个“蛋”也没有生出来，是典型的浮夸。
“文革”初期，徐克勤先生成为地质系的资产阶段反动学术权威，遭受批斗，受尽折磨，后又下放农场走“五七道路”。“文革”后期，工农兵学员进校了，学校的科研工作也开始复苏，徐先生从农场回到学校，立即投身到科研工作中去，整日在图书馆内研读国内外文献资料，决心要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1972年徐克勤写成了《论成矿物质来源问题，兼论花岗岩类及其成矿关系》一文。1973年在冶金部举办的地质干部培训班上，他以该文为主要教材讲学一个月，为我国地质事业迅速走出低谷，赶上世界地质科学先进水平做出了重要贡献。
师恩难忘
人世间的真情除了亲情而外，就算师生情来得珍贵了，这是一种终身难忘的感情。徐克勤先生是我的恩师，我与徐先生的师生情谊超过半个世纪，有趣的是，我第一次见到徐先生不是在课堂里，而是在学校的校车上。1946年10月我进入中央大学地质系学习，中央大学校园分为本部和分部，本部在四牌楼，分部在丁家桥。一年级学生在分部，一百多人住一个大统舱，教室、图书馆也一律是平房。本部与分部之间每天开几班交通车，交通车是用卡车改装的，敞蓬，车厢里放几条长板凳，这和今天的豪华型校车不啻有天壤之别。记得有一次，我乘校车到四牌楼图书馆借书，上来一位风度翩翩、四十岁左右的教授，和我坐在同一条板凳上，他问我：“你是哪个系的？”我答说“地质系”。他微笑着说：“那我们是同系呢！”我不敢贸然询问他的姓名，后来才知道他就是刚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徐克勤教授。那时徐先生住在丁家桥的教师宿舍，每天早晨乘校车去四牌楼校园上班。
徐克勤教授是著名钨矿专家，自1947年起担任地质系系主任。我先后听过他讲授的三门课程：光性矿物学、变质岩石学和高等矿床学。徐先生讲课有个特点，喜欢用中英文混合着讲，我们记笔记也采取中英文混合着记，我们称这种教学法为“雨夹雪”教学法。在中央大学地质系读书期间，有一件最令人感动的事，那就是徐克勤作为系主任为了保证野外实习而“囤积”汽油这件事。野外地质实习是地质系学生最重要的基本功，但由于在国民党的统治之下，教育经费奇缺，每月的行政经费只够订几份报纸，根本谈不上提供实习经费，让人只能望“山”兴叹。在这种情况下，徐克勤作为系主任绞尽了脑汁，亲自带领几位青年教师为一些私营矿山填地质图，得到一点报酬，又担心通货膨胀，不得已买了一桶桶汽油“囤积”起来，利用学校提供的汽车，在附近的宁镇山脉进行实习，这才保证了学生野外基本功的训练。
记得在大学二年级时，徐先生为我们讲授“光性矿物学”课，这是一门重要的基础课，没有中文教材，主要靠课堂上记笔记。徐先生指定了三本英文参考书，培养我们的英文阅读能力。期末考试时，徐先生在我的光性矿物学试卷上，批了99分，是全班最好的成绩。后来我留校任教，接过徐先生的衣钵，长期讲授“光性矿物学”和“岩石学”课程，前者是后者的先行课。我认真领会徐先生的讲课笔记，同时参考国外教材，撰写出版了《晶体光学》和《光性矿物学》两本教材，饮水思源，这完全得益于学生时代徐先生为我打下的坚实基础啊！
华南花岗岩研究的开拓者
1957年，徐克勤先生率领青年教师刘英俊等在江西南部考察花岗岩与钨矿时，凭着慧眼独具的观察力，雄厚的地质理论基础和丰富的野外实践经验，发现了南康龙回和上犹陡水两个加里东期花岗岩体。这是南岭地区也是整个华南首次发现四亿年左右形成的加里东期花岗岩，而传统观点认为华南仅存在1亿年左右的燕山期花岗岩。徐克勤将发现加里东期花岗岩的事实在地质界透露后，引起了轩然大波，有人专门开吉普车去现场考察，武断地说：“徐克勤的发现是在错误的地点，进行错误的观察，得出错误的结论”。有人甚至说：“在华南，要想找到加里东期花岗岩简直是异想天开”。徐克勤是一个不服输的人。1958年他派我与季寿元、胡受奚去江西南部对加里东期花岗岩开展进一步的调查研究，我们在野外整整工作了4个月，首先对陡水和龙回两个花岗岩体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工作。
陡水是上犹河旁的一个小镇，在上犹河的上游建了一座水电站，开出了一条人工剖面，清晰地展示了泥盆系与花岗岩的不整合关系。不久，中国地球化学研究所李璞研究员公布了一批同位素年龄数据，证实上犹陡水花岗岩确实属于加里东期，与地质证据完全一致。后来，我和舒良树指导博士生张芳荣对江西南部五个加里东期花岗岩体（其中包括徐克勤最初发现的两个花岗岩体）进行了精细的年代学研究，它们的同位素年龄为4亿～4.5亿年，属于加里东晚期，是陆内造山作用的产物。所有这些，均证实徐克勤所作的科学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继发现加里东期花岗岩之后，1958年徐克勤、郭令智和俞剑华在皖南又发现了时代更老的雪峰期（8亿多年）花岗岩。在此基础上，以徐克勤为首的研究集体将华南花岗岩划分为四个旋回，引起国内地质界的极大关注。1965年，国家科委以科学技术专报的形式专门出版了徐克勤等撰写的70余万字的《华南不同时代花岗岩及其与成矿关系》专报。同时，在北京举办的全国高校科研成果展览会上，华南花岗岩研究成果被作为重点成果展出，获得了一致好评。
1982年10月，南京大学开风气之先，主办了“国际花岗岩地质与成矿关系学术会议”，这是由我国独立主办的首次国际学术会议。会议由南京大学副校长高济宇任主席，我担任组织委员会秘书长。参加会议的中外学者共170多名，其中有不少世界著名的花岗岩研究专家。会议共收到论文130篇，经过评定，有58篇论文在会上宣读。徐克勤作了首场主题报告，题目是：“华南花岗岩的成岩与成矿”。这次国际学术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中外学者均感到满意，认为“南京大学地质系是当之无愧的国际花岗岩研究中心之一”。
1978年由徐克勤先生领衔的“华南不同时代花岗岩与成矿关系”研究成果获全国科学大会奖，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1980年，中国科学院增选学部委员（后改称院士）时，南京大学有8位当选为学部委员，徐克勤先生即是其中之一，奠定了他在国内地质学界的崇高地位与影响。
传承与创新
徐克勤先生是华南花岗岩的开拓者，郭令智、孙鼐、张祖还代表各自学科与徐克勤长期合作，我与胡受奚、周新民、朱金初、刘昌实等则是花岗岩研究的传承者，但传承并非简单的继承，而是传承之中有发展，有创新。一批充满活力的中青年教师和研究生不断充实到花岗岩的研究队伍中来，使“华南花岗岩”这朵奇葩开得越发鲜艳，常盛不衰。
长期以来，花岗岩与火山岩是两个并行不悖的研究领域。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们发现二者具有内在联系，提出“次火山花岗岩”理念，将花岗岩与火山岩贯通起来进行研究。在时间、空间、物质来源近于一致的条件下，花岗岩实质上是流纹岩、英安岩所构成的中心式火山机构的“根”，形成了花岗质火山侵入杂岩。接着，我们又对中国东南部晚中生代花岗质火山侵入杂岩成因与地壳演化进行了深入研究，建立了由双峰式侵入岩、双峰式火山岩、A型花岗岩和变质核杂岩所构成的陆缘伸展构造岩浆组合，并将花岗质火山侵入杂岩的成因归结为洋壳俯冲消减、玄武岩浆底侵和中、下地壳深熔三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一综合的构造岩浆模式立论有据，富有创新思想。
徐克勤先生为南京大学地质学科的发展，贡献了毕生力量，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值此纪念徐克勤先生110周年诞辰之际，我们要学习他胸怀祖国、心系母校的爱国、爱校精神；学习他热爱地质、终生不渝的奉献精神；学习他追求真理、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让我们继承徐克勤先生的遗志，群策群力，为把南京大学的地质学科早日建成世界一流的地质学科而努力奋斗！
（王德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