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0年到1982年，我师从刘英俊老师攻读地球化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硕士毕业以后，刘老师希望我能够留在系里读博士，我也十分渴望继续深造。可是，那时候，博士点和博士生导师的资格都需要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全南大的博士点和博士生导师屈指可数（1981年11月国务院批准南大首批有权招收博士生的专业一共有24个、博士生导师32名——编者注）。南大地质系只有矿床学和构造地质学2个专业有资格招收博士生，导师也只有徐克勤院士（学部委员）和郭令智教授等二三人。刘英俊老师尽管已是国内颇有名气的地球化学家、我国第一个地球化学专业的创建者，但是，那时还没有获得博士生导师的资格，于是就建议我报考矿床学权威徐克勤先生的博士生。在成为徐先生的博士生之前，在地质系度过了多年大学与研究生生涯的我，对年逾古稀、不苟言笑的系主任——徐先生一直敬若神明，从未单独接触过，对于能否考上博士生心中一点底儿也没有。笔试之后，是面试。徐先生问：“你为什么要读博士生呀？”“徐先生，我硕士论文研究的是湖南省柿竹园钨矿，这个矿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我想继续研究。”于是，一场关于钨矿的追问展开了，最终我如愿以偿成为了徐克勤教授招收的82级博士生，那年全系也只招收了3位博士生。
出于国家早出人才的需要，博士生进校以后就得尽快确定研究方向和毕业论文选题。我就问徐先生：“徐老师，我的博士论文做哪方面的研究呀？”“锡矿”，徐先生说。“锡矿？”我疑惑地重复了一句，怕是先生的口误，因为徐克勤教授是研究钨矿的权威，华南钨矿研究是南京大学地质系的特色所在，况且他也知道我硕士阶段研究的是钨矿。“锡矿。华南锡矿的特征与成因。”徐先生又强调了一句。对于这个选题，我心中没数，也不太敢多问，说了声“好的”以后就赶紧跑回来查资料啦。查了大量资料以后，我发现了一个研究领域的“富矿”——层控锡矿。
20世纪80年代初期，国际上兴起一阵“层控矿床”研究热。层控矿床是指产于一定的地层中，并受一定地层层位控制的矿床。其概念最初由德国地质学家A.毛赫尔提出，1967年在毛赫尔领导下，根据层控理论，在奥地利的Felbertal下古生界地层中找到一个大型的白钨矿床。此后，“层控矿床”这一概念在矿床学中得到了大的发展。特别是1976年乌尔夫主编的《层状和层控矿床手册》一书问世后，层控矿床一词在我国矿床学界广泛流传，对层控矿床的研究也逐渐多了起来。
但是，相对于其它层控矿床而言，锡矿是个例外。国内外大多数地质学家都抱持着锡矿成因的“唯花岗岩论”，认为所有的锡矿都是岩浆矿床，都与花岗岩活动有关。80年代初德国地质学家莱曼在南美和非洲锡矿区的研究表明，“锡矿”也有“层控矿床”类型。这一发现，对锡矿成因的“唯花岗岩论”带来了颠覆性的影响，在国际上引发了矿床学方面的一场大的革命。华南和东南亚构成了全世界主要锡矿产业，锡的产储量要占到全球的八成以上，一直为世界各国的锡矿工作者所青睐。那么，问题就来啦，中国的锡矿会不会也并非都属于“岩浆矿床”、也有“层控矿床”呢？如果锡矿成因的“唯花岗岩论”受到挑战，那么执掌华南花岗岩研究帅旗的南京大学地质系又当如何面对呢？直到这时，我才突然明白了徐先生让我研究锡矿的重要意义。我带着收集到的包括莱曼的论文在内的最新资料去见徐先生，想确定自己的“华南锡矿”方面的博士论文选题，究竟是做华南花岗岩锡矿呢还是层控矿床的锡矿？如果是后者，它在中国到底存在不存在呢？如果不存在，一切功夫不都白花了吗？因为当时“层控矿床”的思想虽然被引进来了，国内学者研究的也仅限于层控铜矿、层控铅矿、层控锌矿等，从来还没人研究与沉积有关系的“层控锡矿”。就我当年的学识、见识和胆识而言，真的是难以驾驭这一重大选题的。
见了徐先生以后，我得到的就是简洁明了的一句话：“你就往层控矿床这一方面想。”为了鼓励我到这一前沿领域“抢占地盘”，并消除我的顾虑，徐先生充满自信地说：“中国这么大，锡矿这么多，我就不信没有层控类型的。”这一选题的确定，使得我成为我国将“华南锡矿”和“层控矿床”联系在一起并提出了“华南层控锡矿”概念的第一批研究者，南京大学成为我国第一家研究“层控锡矿”的教学科研单位。
研究题目定下来以后，我就准备到华南的矿区进行野外考察和实地研究了，初步确定了广西融水九毛锡矿、广西大厂锡矿和云南个旧锡矿等几个考察矿区。1983年秋天，我来到徐先生位于南秀村的家中，想看看徐先生还有什么要求和嘱咐。没想到，徐先生竟然要和我一起去这些矿区，而且还组织矿床教研室的朱金初、叶俊、孙明志等几位教授一同前往。他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不到现场，我心里没底，也不能与你彻底地交流。”徐先生把在野外指导学生说成是“交流”，这既体现了先生的一贯学风，也折射出先生的谦逊胸襟。我自然是喜出望外。这次矿区之行，徐先生的言传与身教都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九毛锡矿是个刚刚被发现、正在建设中的矿，我们到达时找矿的地质队员刚走，采矿的矿山工人正在挖进。坑道才开挖，很小，很低，只有一人宽窄，还得低头走路。那年，徐先生虚岁都77啦，却仍要坚持钻坑道。同行的人齐声劝阻他，说把标本采集上来，画好剖面请他看就可以了。但是，老先生却坚持要看掌子面：“我要下去，一方面，不看掌子面我心里不踏实；另一方面，在矿脉现场我才能告诉你们些什么。”掌子面又称礃子面，是坑道不断向前推进的开挖面，开挖面有掌子面、边墙面和拱顶面，掌子面就是正对着你的那个不断向前移动的工作面。八旬老人弯着腰缓步前行的一幕永远地铭刻在了我的心中。
紧接着我们又去了大厂锡矿。大厂锡矿在广西南丹境内，那时已颇具规模。矿上获悉矿床学泰斗徐先生要率队进矿，极为重视，专程安排地质大队的吉普车来接。吉普车是改造过的，座位呈“π”字型，前排是横着的座位，后面是纵着的两条长凳平行摆放。徐先生自然是坐前面，我则横坐在长凳最后方的角落里。山路弯曲，坎坷不平，吉普车变成了“颠簸车”。我由于连续熬夜、疲劳过度，被车子甩得几乎要吐，强打精神才忍到了终点。一到大厂矿区，车子还没停稳，我就冲下车，吐了个七晕八素、昏天黑地。徐先生见状，想逗我开心，就打趣他道“哎呀，陈骏，你怎么晕成这样啊，还不如我嘛。”我吐过以后，舒服了些，也开起了老师的玩笑：“我要是坐您那里，也不会晕喽。”徐先生慢悠悠地说道：“能有小车坐这条件已经很好啦。”思绪似乎飞了出去。
为了让大家休息会儿，徐先生便给我们讲起了民国年间他骑着小毛驴带着农民工到广西南丹县找锡矿的经历。听了徐先生的介绍我感到一阵阵脸红，和前辈们艰苦奋斗的经历相比我们碰到的困难算得了什么，我的精神一下子好起来了。徐先生总结说：“搞地质必须出野外，绝对不能怕苦畏难，研究矿床，不到第一线、不拿第一手资料，是不行的。”我一下子明白了徐先生为什么这么高龄还坚持出野外，在九毛锡矿为什么再难也要下坑道，真是身教重于言传。在大厂锡矿当徐先生再次提出要下到400米深的坑道里时，大家没再激烈地反对，讨论更多的则是如何做好万无一失的保护工作。那天还下着雨，路很滑，我们虽然是住在山上，但是要想进坑道，还得再爬一大段山。众人几乎是连扶加抬才把徐先生带到坑道入口。下到几百米深的坑道，意外的是，温度却出奇的高，热得人大汗淋漓，十分难受。这又引发了大家关于热源究竟是硫化物氧化的结果还是其他什么原因的一场头脑风暴。徐先生还要到掌子面去看，由于实在担心徐先生的身体，我们便不容分说地把徐先生请出了坑道。从这件事上，众人都被徐先生“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的求实习惯深深地折服了。
徐先生在野外、在矿区的指导对我的帮助很大，也使我的信心大增。通过系统的研究，我把华南层控锡矿的形成分做3类，第一类是沉积改造型，形成温度最低，矿物质在沉积阶段大体已经形成，在比较弱的改造作用下形成矿体；第二类是沉积-变质型，矿物质在沉积阶段也比较丰富，后期的变质作用使得矿物质进一步富集而成矿，如九毛锡矿；第三类是沉积-热液叠加型，矿物质在沉积阶段比较贫乏，经过后期的热液叠加而成矿。在研究的后期，我遇到一个难关，与第一类和第二类成因的层控锡矿相比，第三类成因的层控锡矿的证据显得不足，因为后期的高温热液几乎把前期沉积的证据毁坏殆尽。我去查找外文资料，国外研究层控锡矿的也是少之又少，没发现他们提出有价值的观点。一时间，我变得束手无策，十分苦恼，研究陷入了僵局。
我去请教徐先生。说三种成因的层控锡矿的体系很是完备和科学，但是自己实在是没有办法来验证第三种成因的锡矿是“沉积-热液叠加型”而并非单纯的“岩浆型”（即花岗岩锡矿），无法把三种类型和三种成因的层控锡矿体系“做实”。徐先生说：“你不要崇洋媚外。不要以为外国人做不出来的我们就做不出来。中国人吃饭睡觉，外国人也吃饭睡觉，大家都是一样的。你要有信心。在野外找不到证据，你也可以在实验室里想想办法。”真是“九言劝醒迷途仕，一语惊醒梦中人”啊。我如醍醐灌顶，豁然开朗，立即设计了一个成矿实验，来推断和验证花岗岩浆为何是在业已被破坏掉的“沉积物”上“叠加”成矿而非别处？在野外时我就感觉到第三类层控锡矿的形成可能是一个“酸碱中和反应”的过程，因为我发现层控锡矿的沉积物大多偏碱性，而花岗岩岩浆都是酸性的，酸碱中和，叠加成矿。我把这个成矿实验拿到桂林有色金属研究院去做，果然就成功啦！徐先生“不要崇洋媚外”的告诫和中国人和外国人“一个样”的激励，给我带来了极大的学术动力和勇于探索的自信，也成为我一生的精神财富。
在徐先生的言传身教下，我跑遍了华南六省十几个钨锡矿区，搜集到大量第一手资料，找到了丰富的地质论据，终于完成了20万字的《论华南层控锡矿地质特征与形成机制》的博士论文。饮水思源，我一直铭记导师对自己的指导，没有徐先生的创新思维，我是不敢把华南层控锡矿作为自己的毕业选题的，而先生的为师之道让我终生受益，永志难忘。
（陈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