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7日，历史系1964级同学再次回到母校，进行入学50周年欢聚活动。
50年前，来自华东五省一市的35位青年学子，意气奋发走进南大，50年后，已是古稀之年的老人再聚首，回忆在母校学习、生活、劳动6年的时光，交流毕业后人生历程，畅谈改革开放后美满幸福的家庭生活，圆了全班同学重返母校、感恩母校的梦想。
在南苑宾馆会议室，同学们欢聚在一起，欢声笑语，倍感亲切。会议由同班同学历史系原党委书记马俊南主持，他热情洋溢地介绍了本次聚会的过程，感谢同学们克服种种困难，千里迢迢回母校，重温师生情、同学情，聚会确实机会难得，来之不易。
杨继平同学的返校就费了很大周折。他所在的河北临西县8号组织活动，与同学聚会时间冲突，是张兆芳同学动员他，说聚会机会难得，今后什么时候能回母校就难说了。接到电话，他25号订票，机票、动车票、高铁票都订不到了。樊道恒说，可以提前定10月5日的票。他订了2张济南到南京的高铁票。5号早晨6点出发，儿子开车，夫人和14岁小孙子陪同。车子开出不久，大雾弥漫，高速封路，只能走省道，每小时40-50公里。刚过黄河大桥，已经9点了。离开车还只有半小时。进站还要取票，取完票离发车还有3分钟，跑了100多米，到站台，还有一分钟。差过这一分钟，这么好的机会就耽误了。杨继平说，来母校头一个晚上，他把35个同学名字一一写出来。“我们班是团结友爱的班级，分手时35个同学在大门口合影，一个不少，这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在南大是少有的，我看到历史系110周年纪念册，那个年代，很多班合影是补拍的，人也不全。咱们班是真正有感情的。”
这次聚会最为难得的是，同学们邀请到了50年前教授、我们世界上古史同时兼任班主任的张树栋老师。83岁的他仍然像50年一样睿智、阳光，只是消瘦了些。我们这些老学生再次聆听到了他富有哲理性的讲话。张老师说，今天和大家见面很激动，很高兴。8：30分聚会，5：30分就起来了。为了早做准备。50年过去了，大部分人脸能认出来，名字能叫出来，不该忘的人不能忘，不该忘的名字不能忘，说明大家感情深厚。大家不远万里，从贵州、河北等地回来，不容易，说明大家对母校、母系有深厚的感情。
接着张老师重新阐述了长江后浪推前浪，后来居上的观点。他说，后来居上，不是对个人而言，是规律。当年以课会友，成了学友，你们成了领导，我还是人民教师，我能培养很多学生成为国家人才，也是贡献。当再大的领导也是暂时的，要树立后来居上的观点。奥巴马不懂得这个规律。中国崛起了，美国不舒服。1945年美国定位自己为世界领袖、世界警察，你不听话，就打你，就整你。中国崛起了，它不习惯，不舒服，奥巴马明白后来居上的规律，心性就会舒服了。因此“后来居上”，在国与国的关系上也是原则。
听了张老师一席话，同学们无不为张老师思维敏捷、知识渊博而折服。
在老师的引领下，同学们争先恐后发言，有的畅谈自己的发展历程，有的谈自己返校途中的惊险，有的谈美满的家庭生活，或吟诗作赋，或引亢高歌。张翔凤同学说：“感恩南大，感恩母系。我们一家三个人都是南大人。两代人先后在南大11年。我们当时住南大8舍208室，我女儿也住在8舍。南大培养了我们两代人。南大在我心里是刻骨铭心的。女儿高考成绩可以在上海上个好大学。但是南大治学严谨，我三人共同选择了我俩的母校——南大。”王明才同学退休前是宁波总工会的领导，他的一首《烟花三月》，将全班同学的聚会激情推向高潮。
7号晚上，张宪文、瞿季木、洪家义、查瑞珍老师、历史系孙江林书记、胡正林主任都应邀参加同学们的晚会。师生在一起有讲不完的故事，道不完的深情。真可谓是：师生友谊岂能相忘，师生感情地久天长。
附：唐力行同学发言
尊敬的领导、亲爱的同学们：你们好！
岁月如流，人生匆匆，惊回首，我们入学南京大学历史系已经半个世纪了。从当年意气风发的学子，再聚首，我们都已是古来稀的老人了。今天相见，除了倍感亲切外，也不禁感慨系之。我们是幸运的，当年能走进南大这所历史悠久的学府，能得到韩儒林、蒋孟引、洪焕椿、茅家琦、王觉非、蒋瓒初等老一辈知名学者的亲炙。但我们又是不幸的，我们进入学校正是极左路线甚嚣甚上的时候，仅仅读了二年书就因文革而失去了继续学习的机会，造成了先天的不足。幸运与不幸的双重因素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的人生道路，我想大家也许会有同感。但是不幸是时代给我们的，而对于南大——我们的母校，我们只有深深的感恩。
感恩南大，首先是感恩我们的老师。跨进南京大学校门的第一天，系主任韩儒林教授就给我们做了一个“欢迎你，未来的历史学家”的报告，倡导“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叫一字空”的严谨学风。在韩老师的激励下，我一头扎进图书馆，在茫茫的书海中游弋起来。然而学习热情虽高，实际上却是浑沌无知。我只是海绵般地吸收知识，却并不懂得知识的底蕴。至于历史是什么？为何学历史？如何学历史？对于这些似乎不成问题的问题，更是缺乏理性的思考和深刻的理解。当我逐渐反思并理解这些问题的时候，正是我们这一代人被剥夺读书权利的时候。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后，我开始庆幸自己选择了历史作终身职业。正如哲人所云：历史使人清醒。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记得粉碎“四人帮”后的一天，我在广州路上碰到韩先生，他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已经多年不看报纸了，现在报纸有看头了。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他还鼓励我要继续深造。
忘不了的还有王觉非先生，他曾坦诚地告诉我们人生如同推着大石头上山，不能有半点松懈，稍一不慎就会被石头压倒。这是他的人生感悟，也是鼓励处于逆境中的我，要坚持走上山去。
逆境中，我也得到很多老师的帮助。毕业分配尘埃落定之时，深夜里分配小组的韩成栋老师告诉我，分到了安徽军垦农场，与张翔凤在一起。
文革结束后，开始了拨乱反正的进程，知识分子的命运有了转机。走出“文革”的阴影，在从政与从文的选择中，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从文，走进了安徽师范大学。我为重新获得科研的权利感到幸福，我千百倍地珍惜这一权利。在选择研究方向时，我得到了洪焕椿老师的指导。我到洪老师家讨教怎样选择自己的研究方向。洪老师告诉我，要考虑到当地的资料收藏，以及课题的影响力。他建议我以徽商为研究方向，因为徽州不仅有丰富的文书资料，而且这一课题已受到国际学界的关注，起点高，影响力大。这使我一开始就找到了正确的研究路径。1983年明史学界召开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全国性的明代经济史学术讨论会，由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明清史研究室与南京大学历史系明清史研究室共同主办。洪先生推荐我出席了会议。次年，我的会议论文为《中国史研究》刊登。洪老师对我的影响是深远而长久的。1981年洪老师曾主编过《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1994年我到苏州大学工作后，也主编了一本《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在一篇回忆自己学术生涯的文章中，我写道，这既是受洪老师的影响，也是对洪老师的纪念，2007年我与洪老师的研究生，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陈忠平教授合作主编了《江南区域史论著目录》（1900-2000）。洪老师的学生范金民、夏维中等都是我的学术挚友。
要感恩的老师很多，因为与南大的联系一直十分密切，不时会到南大来参加研究生论文答辩，或是作学术交流。我得到了茅家琦、张宪文、蔡少卿、洪家义等老师的关心和很多帮助，还有年经一辈的崔之清、陈谦平、钱乘旦等等。是南大培育了我们，是南大给予我始终如一的支持。
感恩南大，我还要感恩于母校赐予我的终身伴侣张翔凤，虽然历经艰辛，但是不离不弃，相依相持。所以，接下来我想借此机会向在座的同学们简单介绍一下我们毕业后的经历，并向母校作一汇报。
在军垦农场一年半后，我们就开始了教书生涯，教了一辈的书，我被分配到安徽与江西交界的东至县，前后十年，先是在一个公社小学里教书，后调到五七大学教书。张翔凤则在东至县中任教。在东至时偏处一隅，很难见到老同学，只有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去合肥的汽车上，碰到了王明才，短暂相见十分亲切。后来我在苏州与上海工作时，他都来我家相聚。1981年我们双双到安徽师大工作，有15年的时间，我从徽商研究到徽州社会史研究，出版了学术专著《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明清徽州区域社会经济研究》等，1986年发表了第一篇刊登在《历史研究》的论文，此后在这本杂志陆续发表了九篇论文与评论。在安徽师大时见到最多的是在马鞍山日报工作的顾孝忠。1992年我女儿考入南大生物系，她在校读书时，得到了马俊南夫妇的关心。我还见到过徐世财和张传志同学。
1994年我们调回家乡苏州大学工作，共有五年时间，主要从事徽州与苏州区域比较研究。出版了《苏州与徽州：16-20世纪两地互动与发展差异的比较研究》。开始担任博士研究生导师。这一段时间，先后见到过戴南璋、樊道恒、萧梦龙等同学，樊道恒同学还为我调到苏州大学提供了帮助。
2000年开始我们在上海师范大学工作，张翔凤从事社会学的教学工作，我是一方面继续从事徽学研究，出版了《徽州宗族社会研究》、《唐力行徽学研究论稿》等书，另一方面从区域社会经济史进入了区域社会文化史的领域，从事评弹社会史的研究。2002年。我到英国参加一个社会文化史的会议。到那里一看，我确切地感觉到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是国际学术的前沿。从评弹看江南社会，从江南社会看评弹，考察明清以来尤其是近现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历史是我下一步应该追寻的目标。现在我已组织起一个博士生团队，计划出版评弹社会史资料集，整理出版明清以来重要的评弹脚本，做100个评弹艺人的口述史或回忆录，有系统地出版评弹社会史研究论著。在上海工作期间，我们与滕春林、周玉珍夫妇有过互访。
这次，承蒙马俊南、樊道恒、王应亮等发起了入学五十年聚会，我们先后收到了他们三位和何家美、王明才、滕春林、张兆芳等人的电话，虽然睽隔近半个世纪，同学们可谓人同此心，都十分珍视这次相聚。最亲还是同学情！很开心能见到这么多的老同学。对于我们这个年龄的老人来说，最重要的是开心和健康，希望到毕业五十周年、入学六十周年的时候我们在座各位同学还能再相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