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暑假的一天午后,南京古城,一辆公共汽车在鼓楼广场慢吞吞地向着下关码头驶去。过道上站着一对青年男女。男青年又瘦又小,脸色苍白,鼻梁上架着一副在当年还算时髦的黑框眼镜,整个儿一副可怜巴巴的书生相。女青年虽说相貌平平,个子也不怎么高,却身材匀称、窈窕,透着一股名门闺秀的高雅气质。乘客们一看他俩,便知是今年刚毕业的大学生,因为男的身边摆着一个行李,而且还断定他们准是一对儿即将分手的恋人,因为男青年一上车便开始无声地流泪、哭泣,车越接近下关码头越是哭得伤心,越是泪如泉涌。
是的,他俩确系当年南京大学外文系德文专业的应届毕业生,她也确实是来给他送行,只不过,他俩并非一对恋人,而是情同姐弟的同窗挚友。他在此挥泪告别的,是他奋发的大学时代,是他宝贵的青春年华,是他在艰难的岁月拥有的不多的一点欢乐,是他在异乡所经受的无数磨难、痛苦,特别是他那些同样备受痛苦、磨难,却仍给了他友情温暖的老师和学友!
我就是当年那个感情脆弱的男青年。女青年是我的同班同学舒雨。
1957年秋天,我从重庆朝天门码头乘船顺江而下,经武汉到南京大学继续学习。
同行的是原西南俄专的两位学长,男的一位叫何平谷,与我同班念德语;女的一位叫刘芳,念法语。他们都曾经工作过,因此是带工资上学的调干生。南京历史上有过六朝金粉的繁华,1949年前又曾为中国的首都,比起我们此前所在的重庆北温泉来,自然不可同日而语,甚至是个花花世界。但是对于当年的特困生的我来说,这一切真没有多少意义;记忆犹新的只是那儿的夏天比重庆热,冬天比重庆冷,穷小子的异乡寒夜实在难熬。常常在半夜里给冻醒了,年轻的我迷迷糊糊地裹紧被子又睡去,但也有怎么睡都睡不着的时候。夏天,不得不留校过暑假的我多半铺床席子睡在较通风的宿舍过道上,半夜里也常常醒来,但主要不是因为热,而是身边爬满了一串一串吸血的臭虫!
前身为国民党时代最高学府中央大学的南大,确实是所名师荟萃的一流大学,教授讲师们教学质量非常高。由于已有大二俄语的扎实基础,加之焦华甫、叶逢植等启蒙老师循循善诱,新学德语对我算是小菜一碟。可尽管如此,革命导师列宁的一句名言,即“学习,学习,再学习”,仍是我生活的全部内容。须知,在多数是来自上海和江浙的同学面前,一年到头都穿着补疤衣服的小四川佬唯有一点点可以自负:哼,老子德语比谁都学得好!
就这样,还在二年级,我便开始从《国际展望》等东德报刊翻译一些短文去投稿,从长远来讲是为实现自己当文学翻译家的理想,但更迫切的是解决自己乃至家庭的经济困难。很幸运的是,我投出去的稿子基本上都得到了诸如《漫画》《体育报》等报刊的采用,一篇不足千字的短稿也能赚个八块十块钱,相当于一个普通学生大半个月的生活费,对经济极为困窘的我实在不是个小数字。特别记得有一天,我正站在我们住的南园三舍旁的报栏前读报,也在读报的舒雨突然惊喜地冲我叫起来:
“杨武能!快来看,你小子的译文登出来啦!”
那个使她感到如此欣喜的发现,不过是我译的一篇短短的非洲童话,题为《为什么谁都有一丁点儿聪明?》。稍稍显得不一般的只是,这篇习作竟发表在1959年3月27日的《人民日报》即中央的党报上。其时我还在念二年级。
在南大总共度过了五学年九个假期,唯有三上的一个寒假,我用自己挣的稿酬坐慢车回过一次家――并非不想远在山城重庆的父母兄弟,实在是没有路费啊。也是因为钱少,不得不坐每个小站都停一阵的慢车,来回在路上整个颠簸了六七个昼夜不说,还须在徐州、西安、成都一次次地签票转车,而每次转车后的最大愿望,就是能抢到一个靠窗的座位,好在夜里可以靠着打打瞌睡。显然是一路太疲劳了,结果一回学校便大病一场,住进了紧邻学校的鼓楼医院,平生唯一一次享受了吊盐水的待遇。
那些年啊,不只生活艰苦,缺少欢乐,连想好好学习也同样不容易。没完没了的运动不说了,还怕戴上“白专”帽子。好不容易等到了敬爱的郭影秋校长号召同学们“坐下来,钻进去”,却又开始了吃不饱的困难时期。可吃不饱照样得抓紧最后的时机拼命学,结果在临毕业的第五学年染上了肺结核。
现在回想起来真得感激我的母校南京大学,感谢当时以郭影秋校长为首的学校各级领导。他们没有抛弃我,而是让我住进了设在金银街五号的肺结核疗养所,使我能一边治疗一边学习。在那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全国大多数人都吃不饱饭,我们病员却保证每天半磅牛奶,还享受了差强人意的“营养伙食”。设若学校把我遣送回了家,我真不敢想象结果会多可怕:家庭本来就一贫如洗,大小六七口人挤在一间房间,已经变成肺痨菌源和经济重负的我,还忍心拖累父母弟妹?还有脸活在这个世界上么?
南京大学,金银街五号,我的再生之地!我将永远记住你,记住你那幢不起眼的小楼,记住你给予我和我的病友们的母亲般的呵护和关爱!
就是在吃不饱饭乃至身染恶疾的情况下,我仍痴迷于文学翻译,在叶逢植老师的鼓励和指点下大胆地向当时全国唯一的外国文学刊物《世界文学》投稿。蒙该刊的编辑不弃,于1960年代初也就是我在四五年级的时候,以金尼、蜀夫等笔名以及本名连连发表译作,而且所译的已是莱辛、施笃姆、迈耶尔、亨利·曼等大家和名家的作品。
在五六十年代,做文学翻译的人很少,发表译作也极为困难,在其他方面不幸的我很是幸运,大学还没毕业已经登上译坛,为实现自己毕生的理想打下了基础。后来我才知道,当初给予我宝贵支持的《世界文学》编辑,正是毕业后从事文学翻译工作而卓有建树的李文俊和张佩芳夫妇,而张也系毕业于南大的学长。
终于毕业了。我又分配回到了重庆北温泉后边的山坡上,回到了已升格为四川外语学院的西南俄专。舒雨小时候随父亲老舍住在北碚,知道我又要回到那个闭塞的地方,为了宽慰我,在题赠给我的纪念品上替我取了一个雅号:北泉山翁!
挥泪痛别了与我一同熬过五个严寒酷暑的古城南京,痛别了抚育我艰辛成长的母校南大,痛别了视我如兄弟、伴我度过苦难年月的好友舒雨,躺在溯江而上的客船四等舱里,经过一两天的航程,我的心境慢慢地平静了下来。也好也好,我当时想,毕竟去的是生我养我的故乡,回的是小虽小却富有部队传统、不乏同志温暖的旧日母校。特别是船过三峡,再次置身于两岸雄奇险峻的山峰之间,面对着奔涌滔滔的扬子江水,亲历了一次次“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释然和欣慰,心中也豁然开朗起来:是的,尽管前方还有新的考验、新的磨难在等待着我去克服,但是苦难终有尽头,一旦熬过来了,何愁前面的路不更加广远,更加光明,更加灿烂!
(杨武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