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光焘和南大语言学（连载之二）
四、方光焘的学术风格：求真、较真
胡裕树教授认为：“在语法方面，主张从形态分析出发，以‘广义形态’学说为汉语语法研究开辟了新道路。”“在30年代的文法革新讨论中，方师提出了‘广义形态’学说为汉语语法研究开辟了新的道路。”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30年代文法革新时提出的“广义形态”学说，非常简单，方老一直到晚年都没有再次阐释、深化这一新学说，也没有指导弟子继续研究。时至今日，并没有“广义形态”学说指导下的汉语语法专著或系列论文。
这其实是方光焘的学术风格。他是追求者、探索者、创新者、提出新问题者，他是思想者、理论家，不是实干家，不是实际操作者。
胡裕树说：“方师著述充分体现理论联系实际的、求实的学风。”
方老的“务本”是立足于原著，吃透原著的精神。一贯反对从第二手介绍或道听途说，杂七杂八地做学问。我以为，方老不是“求实”，是“求真”，“求真”是科学精神。有的人指责方光焘“空谈”，并不是空穴来风。人所皆知的是方老长于、善于理论思维，而不喜欢收集语言事实。方光焘是一生都在求索之中的理论语言学家，他并不标榜自己是理论联系实际者，而以纯粹的理论家而自豪。系主任余铭璜问他汉语拼音方案，回答：“不懂。”余责问：“你是语言学家，为什么不懂汉语拼音方案？”回答：“语言学家为什么一定要懂汉语拼音方案？不懂汉语拼音方案，就不是语言学家了吗？懂汉语拼音方案就是语言学家？”方老一再告诫研究生：不懂索绪尔，就不能进行语言学研究。
“理论联系实际”并不是方老的治学特色。他的研究生冯凭读研前是中学语文教师，经常问他实际问题，如某个句子如何分析。方老让陆学好转告冯凭：“为什么老问这些中学语文教学中的问题？我不是培养中学语文教师，我培养的是语言学家。他如果只想做中学语文教师，就别在跟我学习了。”我曾对胡裕树说了我的这个想法，胡先生没有反驳我，最后笑着说：“你王希杰总是这样顶真。你想得太多了。人家都不说的，你就是要说。所以你会惹人烦的。”我说：“我知道，人家就是想到了，也不说。就我傻，说出来了。”胡先生说：“这一点你有点像方先生。”
求真、较真，这是方光焘的学术风格特色。这在语言和言语的学术讨论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当年中文系的一个学生说：“语言和言语的争论，只有方光焘和高名凯两个人中间死去一个，才会结束。”事实是，语言和言语的学术讨论的确是因为方、高二人的先后去世而结束的。组织叶尔姆斯列夫的《语言理论导引》学习班，这种精神发挥到了顶点，一个标点争论一个下午，还没有结果。程琪龙翻译成中文仅123页，讨论了整整两个学期，才讨论了三分之二。太求真，太较真。方强调叶尔姆斯列夫的原意，其实根本不可能完全做到的，只能是接近原意而已。
方老的求真、较真也影响了师生关系。方先生认为真正语言学是从索绪尔开始，中国古代只有语文学，没有现代意义的语言学。黄景欣到复旦大学参加胡裕树主编的《现代汉语》，这期间在1961年10月12日、13日的《文汇报》上发表了《论我国语言学遗产的继承问题》。方先生大为光火，批评黄景欣屈从华东局宣传部部长余名璜，背叛了自己的学术理念，同之前的观点是前后矛盾的。黄景欣发表《读说的并论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几个问题》（《中国语文》1962年第8、9期），师生之间出现严重危机。到讨论《说“的”》时候，方先生不满黄景欣没有完全把握美国结构主义和朱德熙之前急于求成发表了批评朱德熙的论文，学风浮躁。求真、较真使得他同黄景欣的矛盾进一步扩大。
与同事洪诚的争论也是方先生求真、较真本色的表现。洪诚在1958年第1期《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论古汉语的被动句》。徐复在《洪诚文集》序言中说：“其他论古汉语的被动式、论量词‘个’的语源，皆称力作。”方光焘自己不讲授古代汉语课，也研究古代汉语。本当是“河水不犯井水”。可很少写文章的他却偏偏写了《关于古汉语被动句基本形式的几个疑问》（《中国语文》1961年第10、11月，《方光焘语言学论文集》57-73页）。这不能解释为个人恩怨问题，方光焘是试图把现代语言的理论和方法论引进古代汉语研究中去。当然不可能在古汉语研究中引起重视，但的确是古汉语语法研究中不可忽视的历史文献。
1962年春天胡裕树陪陈望道来南京大学讲学，方光焘陪同游玩中山陵时，两人争论“形态说”和“功能说”，两人都强逼胡裕树表态。陈校长问胡裕树：“胡裕树，今天你说清楚，你支持形态说，还是功能说？”方先生对胡裕树说：“这是学术问题，胡裕树，你不可含糊，必须表明自己的学术态度。”胡裕树说，陈望道对方光焘说：“三十年代，文法革新讨论中，我们配合得很好。现在，你同北京大学的高名凯论战语言和言语，我在上海发起文法和语法的讨论。我在语言和言语的讨论中支持你，你要在文法和语法的讨论中支持我。”方光焘回答：“三十年代，文法革新讨论，真理在你一边，我支持你。现在我同高名凯论战，真理在我一边，不需要你帮忙。文法和语法，真理不在你一边，我不支持你。”这里可看出，作为学者的方光焘在学术问题上是不讲情面的，不计得失的，他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保持着文人本色。
方光焘的学术研究的特色是：不建体系，永远在追求之中。他重视的是理论的纯正，方法的科学。他不急于建设体系，也不以建设体系为最终目标。他没有留下语言学理论体系，没有留下汉语语法学体系。他留下的是不断地追求、永远进取的精神。方光焘讲课特点是，学期结束了，他的课程还没有讲完，甚至是绪论都没有讲完。第一次课是绪论，在讲绪论之前先讲开场白，讲开场白之前需要交代几个问题，再补充几点……。这种讲课方式现在是绝对不可以的了。述而不作的方光焘，没有学术专著，文章很少，文章不长，摆在现在，想升教授不可能的了。
方光焘持之以恒、永远追求的精神是他留下的宝贵财富。他的第一个副博士研究生徐思益80多岁了，还笔耕不休，经常推出新的论文和著作。何家荣教授写道：
《跨世纪的中国修辞学》一书的主编李名方先生把他与王希杰先生的一部分通信附在书后，作为代后记。王希杰先生在其中的一封信中写道：“我的优点，也是缺点就在于：从来不能停留在某一个点上。”
“从来不能停留在某一个点上”，这确实是王希杰先生的一个优点，它使王先生不停地思考，不断地创新。……
这恐怕同方光焘老师的影响大有关系的。2000年高万云教授在《王希杰语言学研究的整体评价》中，最后提出的王希杰语言学研究的三个缺陷中第二个缺陷是：“公正地说，与其他理论一样，王先生的理论也是时代的，并非美备到极点。而它的发展与完善还需要一支阵容强大素质较高的后续队伍。在这方面，王先生做得显然不够。我们上文提到那么多的题目要做，全部要求王先生独立完成显然不切实际，而如果能组织培养一批年轻人合力完成，其结果可想而知。”高教授的主张，不是我个人所能够做到，是领导的事情了。
五、述而不作的方光焘
方光焘是一位述而不作的学者。他没有学术专著，文章也很少，5·20校庆学术报告会，他常常只是一个提纲。他是一级教授、一代宗师。方光焘是一位语言学战略家。他终生信奉、积极宣扬、努力发展索绪尔学说。他晚年全心全意介绍叶尔姆斯列夫的学说。这是中国语言学发展的战略性措施。法国十九世纪文艺批评家圣·勃夫说：“在我们看来，最伟大的诗人是这样一种诗人：他的作品最能够刺激读者的想象和思维，他最能够鼓舞读者，使他自己去创造诗的意境。最伟大的诗人并不是创作得最好的诗人，而是启发得最多的诗人，他的作品的意义不是一眼就可以看出的，他留下许多东西让你自己去思索，去解释，去研究，他留下许多东西让你去完成。”（杨匡汉：《缪斯的空间》）方光焘是这种类型的语言学家。
方光焘是一位理论语言学家。胡裕树在《方光焘语言学论文集》的《编后记》中总结说：
“建基于现代语言学理论——索绪尔学说之上而有所发展、有所前进的语言观。”
“经过长期探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与语言观一致的方法论、方法原则。”
作为理论语言学家，方光焘终生信奉、传播、发扬索绪尔学说，晚年倾注全部精力研究传播叶尔姆斯列夫学说。方光焘学术思的核心是语言观和方法论。
方光焘不是汉语语法学教师，而是一位语法理论家。他的语法学研究是属于理论语言学的范畴的。
方光焘是语言学教育家。他培养了胡裕树、徐思益、黄家教、洪笃仁、夏延章、施文焘、黄景欣、边兴昌、赵诚、卞觉非、陆学海、冯凭、吴为章、王希杰等语言学人才。
方光焘的形式和意义相结合的观念体现在徐思益的副博士论文中。
方光焘的语法学思想由胡裕树发展为“三个平面”学说。胡裕树终生信仰的是方光焘。胡裕树相信的是方光焘学说，他坚信中国语法学迟早要回到方光焘的路上来。
方光焘最重视的是语言观和方法论。上个世纪90年代，我提出重新认识语言，发表了《深化对语言的认识，促进语言科学的发展》《语言本质的再认识》等，引发了语言观的讨论。可以看作是60年代语言和言语问题讨论的继续。赵蓉晖教授评论我的《语言本质的再认识》时说：“其中对语言显性和潜性特质的阐释，已经在国内学者（特别是汉语学者）中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引起了一定范围的共鸣。这种敢于反思、敢于提出理论创建的精神是我国的普通语言学走向创新阶段的重要标志。”这是我沿着方光焘开拓的道路继续前进的结果。我开设的博士生课程是“语言观和方法论”。我的《显性语言和潜性语言》（商务印书馆2013年）是方光焘语言学说在新时期的继续和发展。我的博士生研究索绪尔、叶尔姆斯列夫、元语言和对象语言，都是方光焘学术思想的延续。
六、方光焘的学术遗产
匡亚明校长通过南京大学党委文件提出抢救方光焘的学术遗产的任务，南京大学党委、中文系党总支做了许多工作。建立语法理论研究室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措施。方光焘留给南京大学的最终的是科学精神和严谨的学风。这是南京大学语言学的宝贵的学术遗产。在学术腐败、学术造假盛行的年代里，这是尤其重要的，应当继承和发扬光大的。
南京大学文学院主页上“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的介绍说：
本专业具有博士、硕士授予权，主要分为理论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对外汉语教学三个方向。本专业的理论语言学曾领跑全国，是全国南北两大阵营的南方重镇所在，拥有方光焘、黄景欣、施文涛等著名学者，……
可以说，方光焘是南京大学文学院的可世代相传的“学术薪火”。
1984年春天，我担任语言教研室主任的时候，举办了方光焘逝世20周年学术纪念会，到会的方光焘的学生：胡裕树、黄家教、洪笃仁、徐思益、冯凭、方文惠等40人。会议上大家建议成立方光焘研究会。会后王希杰、卞觉非、方华编辑出版《方光焘语言学论文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86年），方光焘的最后一个研究生陆学海为主整理编辑出版了方光焘的《语法论稿》（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获得第二届吴玉章奖金一等奖（1992年）。两部论文集合二为一，就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方光焘语言学论文集》（1997年）。1998年，方光焘诞生100周年学术会议上，中华书局赵诚提议由我主编、他负责出版事宜，《方光焘与中国语言学——方光焘先生纪念文集》2003年由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有人在网上说，1984年洪诚去世，南派语言学就终结了，而北派语言学却在蓬勃发展。这个说法不准确。南京大学的语言学没有因为方光焘的去世而终止，新时期依然在前进。方光焘的科学精神已经为方光焘的再传弟子所继承，并且得到发扬。王德福博士的《语符学语言模型研究》（中国社科出版社2009年）、李子荣博士的《作为方法论原则的元语言理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李晗蕾博士的《辞格学新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等，都是方光焘学术思想的延续和发展。
南京大学文学院不会忘记方光焘，不会丢弃方光焘和他所开创的语言学道路的。
2014年是方光焘逝世五十周年，纪念方光焘，重要的是研究他的语言学思想，发扬他的科学精神。
（全文完）
（作者：王希杰，本文原载王希杰老师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fe37d00101bzhr.html，本刊略有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