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的情和爱——回忆我在南大的学习生活

发布者:系统管理员发布时间:2014-11-14浏览次数:365


陆渝蓉1990年5月在南京大学第一届校友代表大会上讲话


陆渝蓉,1932年生于江苏无锡,气候学教授。曾任南大气象系主任和南京大学自然灾害研究中心主任、南京大学党委书记、中共江苏省委委员、江苏省政协常委、中国气象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气候研究会副主任、陶行知先生研究会江苏省副主任、竺可桢先生研究会江苏省理事、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南京大学校友总会第一届理事会会长等职。


一、从仰慕南大到报考南大


我在上高中时就萌生一个心愿,如果能上大学,就一定选择南京大学。这一抉择非偶然,是南大的悠久历史和学术声誉感染、影响了我,造成我心中对南大的仰慕。南大的前身之一是中央大学,在全国是一所极其著名的大学,有一大批声望极高的知名教授,学科齐全,学风严谨求实,学术水平高;更重要的是,多少年来,南京大学及其前身的师生,特别是青年学生,始终表现出一股追求真理、崇尚科学、热爱祖国、为民先声的朝气和胆识。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不顾日寇入侵八年给我国人民造成的劫难和创伤,却忙于接收发财,中饱私囊,扼杀民主,发动内战,使广大人民的生活陷于水深火热之中。1947年5月,是中央大学的学生率先高举“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旗帜,进行爱国民主运动,喊出了人民的心声。虽然遭到反动政府残酷镇压,酿成震惊全国的“五·二〇”惨案,却大***了反动派的凶残面貌,推动了革命进程。1949年,国民党为了维持其岌岌可危的统治,玩弄“真备战,假和平”的骗局。为了揭露其阴谋,示以人心所向,中大学生又在4月1日联合南京十多所高校举行游行示威,反对假和平要求真和平,遭到反动军警毒打和围捕,中大学生程履泽,陈贻宾及政大司机陈祝三三位烈士被殴打致死。这“四一惨案”进一步激起了广大民众的义愤,当时我正在南京第三女子中学读书,像我那样年纪的中学生,对于中大学生不畏强暴,不惜牺牲,前赴后继追求真理的革命精神感到由衷的敬佩,纷纷起来,争相传阅中大学生编写的宣传品,组织新青读书会,编写抨击反动当局和揭发贪污腐败的墙报,把中大爱国学生的革命精神,作为自己的榜样。

1949年4月,南京解放,中央大学更名为国立南京大学。1950年6月,全国高校首次招生,我正好从南京第三女中毕业,就毫不犹豫地将南京大学作为第一志愿,终于如愿以偿考入了南京大学气象系。由于新中国急需建设人才,国务院颁令我们这届提前一年毕业,必须在三年内完成四年的学业,于是我进校后便投入到紧张、热烈、丰富、勤奋的大学学习之中了。


二、从成贤街到汉口路

国立南京大学在四牌楼时的校门(左扶车者为1950年6月国立南京大学师范学院体育专修科毕业生赵普)


进入南大,我有幸在南京大学前后两个校区生活、学习和工作。1950—1952年,在成贤街四牌楼老中央大学校区,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后,南京大学便迁至汉口路原金陵大学校区。这两个校区都十分美丽,又各有千秋,永远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

四牌楼老校的大门上写着大而劲秀的“国立南京大学”六个大字,一望就感受到高等学府的庄严朴实。走进大门是条宽阔深长的大道,直通到气派而兼具灵秀的圆顶大礼堂,大路两旁排列着粗壮的法国梧桐,夏天树上长满密密的大叶,遮蔽了炎热的阳光,带给师生一片荫凉,冬天树叶脱落,阳光洒满大道,让人感到暖烘烘的好舒服。而那七叉八丫的枝干则像举手列队迎宾的卫士。道路两旁有许多道路纵横通向各个科学殿堂和活动场所。礼堂左后方是数学系、地理系、土木系、水利系等系科所在之处;左前方致知堂是理学院的科学馆,物理系、化学系、科学报告厅。科学馆前方是生物馆及工学院、文学院等建筑。工学院与文学院之间开有东边门,出门穿过成贤街便是文昌桥宿舍区。礼堂的西侧是大操场,操场西南是南高院即师范学院所在地。大礼堂右前方是图书馆,图书馆右侧是报廊,前面是一片草坪花圃,一年四季鲜花常开。沿着南高师与图书馆后背之间的路往西走,到西平院,气象系与机械系就在那里。西平院后面还有个小气象站,供学生观测实习用。西平院北面是体育馆,再往北便是六朝松、梅庵所在地。西平院与体育馆之间,开有西边门,走西门出去便是进香河,对面是南京地质学校。

每天清晨我常常沿着梧桐大道漫步至梅庵及六朝松那幽静的一角,背诵着俄文生词或默想某些课程内容,同时也享受着六朝以来众多前辈学人幽思憬悟的境界。傍晚,通常踱到图书馆前翠草红花的园圃,走进报廊看一会报纸了解国家大事。晚饭后,几个同学在西平院前大操场散步,仰望满天星空,暇想宇宙奥秘,常常感到自己作为年轻共和国的一个大学生是多么幸福。

1952年,国家对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南京大学保留原来的文理基础学科,并与金陵大学的文理学科整合,仍为综合性大学;南大的工、农、林、水、师范学院,与相关高校的有关系科合并,分别独立成为学院如:南京工学院、南京农学院、南京林学院、华东水利学院、南京师范学院等。另外有些学科如医科、商科、航空等则在此前后独立建院或迁离江苏与有关高校合并成院。当时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与江苏省委征求南大校址意见时,校长潘菽考虑到学校的发展选择了鼓楼汉口路金陵大学老址;由于工学院的实验仪器及附属工厂设备搬迁不易,所以原南大的旧址就作为了南京工学院的校址。丁家桥分部则作为南京农学院和林学院的临时校址,而师范学院则迁到原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址。

院系调整后,南京大学共有13个系,4个专修科,专任教师250余人(教授86人,副教授26人),职工237人,在校学生1746人(研究生2人,本科生1262人,专科生482人)校属土地在当时高校中尚属最大的,东起天津路,西达上海路,南至广州路,北抵北京路,大约有1千多亩。但使用面积仅635亩,校舍面积只有3万平方米左右。汉口路连接天津路与上海路,把校园分成南北两苑,南苑是宿舍区,北苑是教学区,最早大门在北苑里面,大礼堂南侧,是个圆月洞门。图书馆、斗鸡闸、小礼堂还都在大门外,走进圆月洞门左边是大礼堂,大礼堂厚实庄重,门前有两株古朴的槐树,门前一片茵茵绿草,东南角一座小铁塔,塔上悬着一口铜钟,上下课时幽扬钟声响彻全校。南边一排青松和玉兰,挺拔素洁;东边是一人多高的密密的夹竹桃,墨绿的长叶拥着粉白色的花,北面是一条斜坡,坡上种有各色杜鹃花,春天花团锦簇,煞是好看。过礼堂拾级而上几级台阶,便到了巍然屹立高踞全校的北大楼前。北大楼面南背北,与东大楼西大楼三足鼎立,三座楼共围着又一片青翠的大草坪,茸茸的金丝草,平整、厚实,躺在上面好似睡在弹簧床上。北大楼后东面有东北大楼,西面及西大楼后背,又是一个建筑群,共有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八幢楼,丙丁楼朝南,甲乙在其东,戊己庚辛在其西,中间同样围着两片浓浓厚厚的草坪。这里曾是教务处、科研处、政工处、青年部及团委等校部机关所在地,也住过部分青年教师。再向西面便是一个标准的大操场,周围还有一些小操场和篮、排球场。除了举行全校运动会或全校性报告会外,周末常常会放映露天电影。院系调整后,在南苑建造了大批整齐的学生宿舍,同时把北苑校门移至汉口路上,使图书馆和斗鸡闸、小礼堂等地都围在校内。以后又陆续建造了东南大楼、西南大楼、教学大楼、物理大楼、天文台、新图书馆等教学和科研活动场所,形成了民族特色和现代风格结合,中西合璧、雄壮典雅、静逸宜人且富青春气息的美丽校区。到处都有碧绿厚实的草坪,四季都有飘香的鲜花和长青的树木。晨曦中的琅琅书声,草坪上班会和党团组织生活的讨论和笑声,暮色里大操场上跑步声或球场飞出的欢呼声……那是一种充满朝气,探索,追求和催人奋进的精神氛围。从成贤街到汉口路,我就是在母校这样两个校区里受到良好的薰陶下不断成长起来的。


三、师恩最难忘

建于1930年的金陵大学校门,1964年建教学楼时拆除


回首当年在南大的学习时光,我最先想到的总是教过我的可亲可爱的老师,他们大都是闻名全国的优秀学者。尽管他们在年龄、个性上有差别,教学方法和风格也各有不同,但在治学、授业中的执着、严谨,对学生的关爱、呵护和殷殷期盼,却完全一致。例如数学系孙光远教授为我们主讲《高等数学》,他讲课言简意赅,严密清晰,“极限概念”是高等数学中的难点,他短短一堂课就讲得明白透彻。徐曼英教授讲《微分方程》,她条理分明,语言温和,娓娓道来,层层剖析,边讲还边观察学生的表情随时了解大家听懂没有,自己讲课效果如何,好像母亲牵着小辈走路要把握速度的快慢一样。物理系沙玉彦教授讲《普通物理》和《热力学》,他喜欢在讲正课前介绍一些知识或说上一句趣话,引得大家开心一笑,使课堂气氛顿时活跃起来,然后咳嗽一声导入正题。他的讲课深入浅出,生动形象,引人入胜。鲍家善教授主讲《电子学》和《无线电》,他一般不带讲义,也不固定站在讲台中央,而是非常得意神气地走来走去,侃侃而谈,在不经意间,却能把一些枯燥刻板的内容,讲得头头是道,妙趣横生。课后找参考书一看,电流、电阻、电容、电子线路等的定义、作用和要点,都已讲得一清二楚了。施士元教授给我们讲《原子物理》,当时他正值壮年,风度儒雅,讲课轻松潇洒,好像带着学生一道遨游原子世界。我们一些学生常常推想,世界知名女物理学家吴健雄选择核物理研究方向是否也与施先生的引导有关?我最喜欢程开甲教授主讲的《理论力学》,他讲课十分注重物理概念的辨析与物理思路的启发,十分注重培养我们思考问题的条理性和逻辑性。学了这门课,除了对理论力学本身的理解和掌握外,对于日常问题的思考也得益匪浅。还有一件事特别难忘,当时我们修学的一门《天文学概论》课,是气象系主任朱炳海先生聘请紫金山天文台台长张钰哲先生来讲授的。张先生热爱天文学,一直想促进南大建立天文系,每次讲课都向我们宣传天文科学的“伟大”、“重要”、“趣味无穷”,还有意识地为我们讲许多“为什么”的科学故事。如“黄道与赤道”、“地极与磁极”和“天文时与地方时”等的名词来源及差别;演示天体坐标与地球坐标的关系,弄清太阳、地球、月球之间的运动等,借此来提高我们的兴趣。他还让我们绘制一张四季星座图,晚上和我们一起到大操场指着天上星座讲神话故事:北斗星斗柄四季转动,天皇星、天后星仙女星互相爱慕,织女星牛郎星在天河两边相思,天狼星、天狗星妄想吠日等,还说:“人很渺小、宇宙无穷,天文学家可以悟透人生”。由于班上仅有的两位女生叶德兰和我的星座图画得最好,他多次劝我们转而研究天文,说毕业后要把我们“弄到紫台工作”。为此他还专门去找朱先生商量要他支持,“忍痛割爱”。哪知朱先生是个钟爱气象学的人,他板着面孔警告他说:“我请您来是扩大气象系学生的知识面的,不是让您来打算盘、挖墙脚的,请您不要做出扰乱我系人心的事来影响我们的友谊,您要学生待以后成立了天文系再物色培养吧!”几句话把张钰哲先生呛得再也不敢打我们的主意了。

说到朱炳海教授对气象科学的执著和热爱,那更是没得话说的。开学第一天迎新会上系主任致欢迎辞,他就给我们上了第一课,他说:“南京大学气象系正式成立于1944年,但可以追溯到1920年我国著名气象科学教育家竺可桢先生在南京高等师范学堂史地系开设气象课程,因此南大是全国最早设课建系的大学。但在解放前三十年中,气象系毕业和从事气象工作的合在一起总共72人。解放后你们班一次招生,就有30名。大大增加了气象科学的生力军,我们热烈欢迎你们。气象工作与风云雨雪打交道,大气科学变化无穷,学业上需要很强很广的基础,工作却要在艰苦的地方和艰苦的时候出力,责任重大,关系到人民生命财产和国家生产建设,希望你们无怨无悔献身这门科学。气象领域是尚未开垦的处女地,需要大家吃得苦、干得欢,努力耕耘和开拓,作出贡献。因此,你们也是大有作为的。”我们虽然考了气象系,对气象科学并不十分了解,经过朱先生这一番热情和深切的介绍,顿使我们对自己所学专业的目标和价值提高了认识,增强了事业心和责任心。我们的前辈师长把开拓和发展气象科学的使命及任务交给了我们,要求我们努力学习,热爱专业,接过老一辈的接力棒,要为气象科学作出贡献,再把接力棒交给后来人,使我们的科学事业兴旺发达。朱先生是竺可桢先生的高足,是气象界的元老,他在中央气象研究所担任过技正,做过气象测报工作,研究过天气、气候方面许多课题,抗战时就参加过多次西部考察,是我国第一本《气象学》及《中国气候》专著的作者,他还曾收集民间谚语与看天经验,赋予理论解释,编写出《天气谚语》。他热爱气象事业,关心学生成长,虽然在“左”的路线下受到许多不应有的冲击,但始终尽心尽力,直到年老体衰,双目失明了,还经常扶着竹杖摸到系里来关心系里工作。

黄士松教授解放前在美国读博,是气象学科留美学生中的佼佼者,1949年,他正在麻省理工学院准备博士论文,朱先生写信给他说,“中国解放了,急需培养人才,你回母校任教吧!”黄士松先生连博士论文答辩都等不及,就不顾一切飘洋过海回到祖国来母校任教《天气学》。《天气学》是气象系的重头课,是大三下学期上的,一周有两个上午(每次两节课)讲天气变化和分析预报原理,四个下午和盛承禹先生一道指导天气预报实习。黄先生讲课特别认真热情,恨不得把自己所有知识都掏出来传授给学生。他总是早到迟退,前面一下课他就进教室,该下课了还要拖堂,常常使同学赶到食堂已买不到荤菜,因而有同学开玩笑地对教务员建议能否将黄先生的课排在第一、二节,以免同学午饭吃不到荤菜没有油水。五十年前还没有计算机和电脑,天气分析预报要靠逐个时期绘制出的天气图内插外推。一张天气图有两三百个站点,每个站点要填八九个气象要素观测值,填图时首先要查看资料的真伪,画等值线时除了气象数据,还必须考虑气候背景和地形条件,一张天气图画好了,还得根据前几个时期的天气图进行对比分析,才能作出预报。没有扎实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是准确不了的。开始实习时同学们常出现等值线交叉,高低气压区与风向风力不一致等可笑的错误,是黄先生和盛先生不厌其烦,耐心仔细地为我们逐一指出修正,才使我们能够较好地胜任天气分析预报工作。

系里的徐尔灏教授也是我忘不掉的,他显得严肃、寡言,从英国皇家研究院学成回国,在系里讲授主要理论课《动力气象学》,这是一门难度较大的课,他讲得重点突出,逻辑性极强。那时动力气象还没有专门的讲义和教材,他讲课没有废话,板书清楚、条理,按他所讲的纪录下来,就是一份通顺连贯、步步深入的好讲义,大家都认为,听他讲课既是严密的学术讨论,又是一种美的享受。他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教学考试都作了革新,记得1953年初夏,动力气象考试,题目非常活,允许看书,允许与同学小声讨论,也允许出去方便,但必须以自己的思路及语言写答案,结果下午2:30开考至5:30没有一个人做完一半,监考老师傅抱朴先生宣布大家先去吃饭,饭后再继续考,那天正好图书馆前有枝琼花要开,到7点多钟琼花开了,我实在忍不住,便找个借口一溜烟跑去看琼花,刚站了几分钟就发现傅抱朴先生也匆匆忙忙来看花了,两人碰面,相对一笑。那次考试到晚上8点多钟才结束,是我经历的最长的一次“马拉松考试”,大概可以载入吉尼斯纪录了。但是那时我们的考风是极好的,尽管有翻书查笔记和小声交头接耳,也有进进出出各自方便,却真的没有一个人作弊和弄虚作假的。

几十年过去了,当年神采奕奕,辛勤教育我们的老师现在已两鬓斑白,垂垂老矣。有的老师已溘然长逝,离开了我们。但是,老师们的音容笑貌和高尚师德仍然鲜亮地铭刻我们心间,师恩是终身难忘的。


四、同窗友情深

金陵大学大学部由南眺望之校景


1950年入学时,我们班上有30名同学(27名男生,3名女生),1952年院系调整时,又从山东齐鲁大学合并来我班6名同学(男生5人,女生1人)。同学们主要来自山东、湖南、浙江、安徽、江苏、上海等省市。开始聚在一起,还有些陌生和拘束。但其中有六七个从上海来的同学,穿着时髦,言谈很活跃,总爱几个人在一起高谈阔论,十分神气。记得上课第一天的早晨,在经过南高院走向西平院的路上,他们又走在一起大声用上海话嘻嘻哈哈地对同学评头论足起来,说“南京没有上海闹忙”,“南京人土气,是南京大萝卜”。进而又讲班上不少人都“没见过世面”、“没有噱头”,最后又评论我们三个女生来,说我们都是“土老二,既非大家闺秀也非小家碧玉”,“特别是那个小江北像只小母鸡,成天叽叽喳喳,东张西望,勿来事,没啥讲头”。他们走在我们前面肆无忌惮,边说边笑,叶德兰和吴树静不懂上海话没有反应,我听了很不高兴,心想他们信口胡说,太不尊重人了,一定要想法煞煞他们的狂傲之气,于是放慢脚步让他们先进教室,我跟进去坐在那个最狂的男生旁边,他摆着一付绅士风度对我点点头说:“我叫周一鹤,认识你很高兴。”我对他们看看,用上海话回答:“勿要客气,侬普通话讲得蛮好,我还以为你们只会说上海话哩。”他们听了顿时大吃一惊,争着问道:“侬会讲上海话,侬是上海人伐?”我笑着说:“我既不是‘有噱头’的上海人,也不是‘南京大萝卜’,是无锡人。我在上海读过初中,不喜欢上海人太自以为是,还不如南京等地的人朴实,我觉得你们议论同学就不太好,初次见面就戏说同学,岂不太轻狂了吗?”他们被我说得很窘,难为情地调侃说:“我们是随便讲讲的,以为大家听不懂,被你听见了不好意思,不要生气。”党人庆马上说:“我也勿是上海人,是无锡人,与你同乡。我们说话太随便了,请勿生气!”自此,他们对我们三个既非“大家闺秀”、又非“小家碧玉”的女同窗再也不敢乱说了。几十年后老同学碰在一起,郑斯中还笑着说:“你可真不敢惹啊!上课第一天就让我们吃一顿大辣椒。”

后来尽管由于各人的性格习俗差异,有时磕磕碰碰,闹些小矛盾,但经过一段同窗共读的时间后,相互间的了解多了关系便日益密切起来。就是闹意见,也如兄弟姐妹一样闹过就忘了,如有次周一鹤买了些桃子,喊着叶德兰的绰号“小母鸡”要她去吃,叶德兰听了很生气,大骂周一鹤“不是东西”,当场就坐到地上哭了起来,吓得团支委吴勇征把我拉去劝她,周一鹤也吓呆了,站在旁边说:“我不是恶意,也不知你会生气,我从此再也不敢了,请多原谅吧!”还边说边伸舌头做怪相,把叶德兰又逗笑了。第二天叶德兰买了一包花生放在桌上请大家吃,周一鹤也毫无芥蒂地跑来抓起花生就吃,嘴里还说:“不是东西的人也要吃你东西的,请勿生气。”叶德兰忍不住笑着又骂了一句:“你真不是东西。”引得大家都大笑起来。回忆起来,我们班同学之间还是非常关心和友爱的,在二年级时,吴树静休学走了,剩下叶德兰和我两个女生,学习气象观测课中,对于地面观测仪器、观测程序、观测方法,我们很快就掌握了,但对于高空梯度观测,要在指定的时间爬上一百多米高的铁塔中几个高度进行风、温、湿的观测和换自记记录纸常常过不了关,一百多米相当于20多层高的大楼,铁塔梯窄陡度又大,还必须带着记录本、笔、要换的自记纸等,天暗时还要拿手电筒,双手拉着铁条往上爬,爬到20米时还好,再往上爬到60米,由于高空风力增大铁塔晃动了再往下一看,地面人像小鸡,真是胆战心惊,手脚心都发抖出汗了,咬紧牙关一步一步往上爬,好容易爬到记录点时往往已过了时间。观测课牛天任老师着急地说:“气象观测是受时间限制的,像你们这样胆小,不麻利,即使记录下来也没有用了,这样是不合格的,一定要好好练出本事来!”叶德兰和我都有很强的自尊心和好胜心,两人决心“巾帼不让须眉”。每天去练爬铁塔做梯度观测。男同学知道了,怕我们有闪失,也为了给我们壮胆,他们总是陪我们练。一些人在下面喊:“加油!加油!”并且还派了两人在我们前后一道爬,边爬边说:“眼睛往上看,手脚不能停,一心想着快”。就这样练了一个多星期终于达到合格标准。还有一次我和叶德兰两人想学自行车便在校外租了辆车,叶德兰要我先骑上她扶着推我,因我俩都不会骑,她手忙脚乱扶不住,我上了车一蹬就无法控制,车子从校外汉口路直冲进东南大楼工地眼看要出事了,吓得叶德兰和我都高声大叫。正在危急之时在校门口的袁嘉祖同学看见了马上飞奔过来,一把拉住车后档,才使车停下来。一看离堆砖瓦的凹地缺口只有一米多远了;好险哪,要不是他冒险相救,后果真不堪设想。另一次,团支书庄荫模带我们到大操场去学车,他讲要领,作示范,扶前保后累得满头大汗,脱掉外衣教了我们两个钟头左右。我们勉强地学会骑了正想推车回寝室,哪知他那件挂在树桠上的上装不翼而飞了,上装衣袋里装着刚从家乡寄来的一个月的伙食费。我们很不好意思,急得不得了,他却连声说:“怕是小偷看上了,着急也没有用,不要紧,再想办法吧!”结果同学们省吃俭用,解囊相助,才解决了他的吃饭问题。我们班两个女生,对男同学的生活也很关心,平时到男生宿舍去开小组会或政治学习,看见他们房内又乱又脏,换下的衣服袜子乱丢乱放,我们便动手打扫,帮他们把脏衣袜洗干净,笑着骂他们是“又懒又不爱干净的狗熊”。他们也不好意思,后来就常常在我们去前便自行收拾干净了。

学校的政治运动和思想教育以及老师对学生和同学之间的思想互助,也对我们整个学程中有着巨大的促进和影响。1950年10月,我们到大学不久,美国悍然发动侵朝战争,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唇亡齿寒,新中国安全受到威胁,全国人民义愤填膺,学校在组织时政学习中,结合批判金大、金女大几个美籍教授的挑衅言论,深入进行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教育。1951年初,我国决定派出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全校师生群情激昂,纷纷响应国家号召,报名参干、参军。最后我校获准参干参军的有1130人,占全校人数的38%,他们是各方面都十分优秀的老师和同学,其中许多是党团员。我们班上的唐志异和张汝生同学获得了批准,全班同学像欢送自己的亲兄弟一样,去帮助他们洗衣补裤,整理东西,还做了两朵大红花,别在他们胸前,欢送他们光荣地踏上征途。通过这次抗美援朝运动的学习和教育,使大家进一步认识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阶级本质区别,懂得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人不能光向社会索取,还应有保卫祖国的义务。因此我和同学们组织宣传队上街宣传抗美援朝的意义,进行募捐,并把自己的积蓄也倾其所有捐献给“最可爱的人”。入学前我应大行宫派出所的邀请担任碑亭巷居民时政学习和识字班辅导工作,进大学后系主任怕我影响学业而要我辞去这一社会工作,但我想到那些参干参军的同学,为保卫祖国正在无私奉献自己一切乃至自己的生命,我应该学习他们尽可能地做些社会需要我做的事,于是仍然坚持了在课余担任为居民读报和识字的辅导工作,受到南京市公安系统的表彰。同时在系里党团员帮助下,我批判了自己“不问政治”的清高思想,在1952年1月,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同年6月,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2年3月,全校师生员工参加思想改造运动,整个过程分学习、自我检查和思想总结三个阶段,要求大家认真学习文件,用阶级分析方法挖掘自己思想上的问题,进行批评帮助,建立为人民服务的世界观。大家满怀着对党的信仰和笃诚,积极参加运动,努力学习文件,展开了认真的检查和互助,并把检查形象地说成“洗澡下楼”,要使自己有一个洁净的灵魂投入社会主义建设。检查者认真检查自己的问题,帮助者严肃地提出自己的帮助意见,现在想来,那时在满怀热情和严格要求的思想支配下,无论检查者作检查或批评者提意见都有些过“左”过头的地方,但总的来说,还是很有人情味的。例如我们系主任就连续洗了三次“澡”,他把领办公纸笔,用公家信笺信封也检查成公私不分;把要求学生不得穿拖鞋上课、女生裙子要长过膝盖,也说成是封建思想残余;把对系的严格管理和想在全校争先进也检查成个人英雄主义、师道尊严和不民主的家长作风等。当他洗澡下楼后,我们师生都对他鼓掌欢迎,学生还集体到他家去和师母一道包饺子吃。


五、毕业了!站出来让祖国挑选


1953年,是我大学生活的最后一年,临近毕业了,常常心潮起伏,浮想联翩。我父母都是贫苦农民出身的工人,在旧社会,他们能不失业,吃饱肚子已是万幸,根本不能上学读书,家里为了我们姐弟缴学费上学已竭尽了全力,要不是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支持下,我是不可能进入大学的。在南大这座高等学府里,那么多优秀老师为我授业、解惑,使我获得了坚实的基础与大气科学专业知识;同时党团组织及那么多的同学像同胞兄姐一样关心和帮助我,使我提高了觉悟,建立了共产主义的信仰和理想,懂得了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在我心中,我常常想到自己有三个好母亲:一个是我的生身母亲,她给了我骨血和生命,哺育我长大成人;一个是我的母校,她给了我知识、智慧和技术,教育我成为掌握文化科学的人;一个是我亲爱的党和祖国,用中国五千年优秀思想文化传统底蕴,给了我民族的尊严,炎黄子孙的自豪,培育我成为有志气、有理想、能实干、能战斗的共产主义战士。现在即将结束学生生活,走上工作岗位后,我终于可以奉献自己的力量,报效三个亲爱的母亲了。

越是接近毕业,我越是深感到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和时代责任多么重大,进校的时候,我们班有36名同学,三年以后仅有18人毕业,其中除了两名同学在抗美援朝时参军参干外,不少是因为解放初期家庭经济还很困难或身体健康方面的原因而休学的,也有一些是成绩不合格而被淘汰了,可见当时即使进了大学,要完全坚持到毕业也是不容易的。祖国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大批高级人才,而大学毕业生人数还很少,我们必须担负起建设国家的重任,到祖国最需要最艰苦的地方去,所以同学们都满怀激情地表示决心:“站出来,让祖国挑选!”“到边疆去!到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我在毕业分配志愿书中填的三个志愿是:1、服从组织分配;2、西南地区气象部门;3、中央气象局。最终宣布我们班的分配结果是:南京6人,庄荫模为研究生,党人庆、李作模、曹国芳和我留校做教师,杨申德到南京地质学校任教;其余全至北京,1人分至空军司令部,6人分至中国科学院,5人分至中央气象局。宣布的当天,江苏省委书记和南京市长在南苑设宴庆贺我们走上新岗位,同学们沉浸在对未来工作的美好憧憬及对学校老师和同学的友情惜别之中,当时那一种豪气和深情,至今想起还十分激动。

毕业至今已经半个世纪了,当年蹦蹦跳跳充满朝气的小青年,现在已经成为年至古稀两鬓飞霜的老年人了。到北京科学院和气象局的人工作一段时间后一部分同学又再次分配至兰州、西安、山西、湖北、上海、广州工作,但是,不论到什么地方,不论取得胜利和荣誉,还是遇到挫折或委曲,大家都秉持着自己的理想和对祖国的真诚,无怨无悔把自己的美丽的青春献给了自己亲爱的党和祖国,在自己的事业中作出了贡献,无愧于母校的期望和时代的使命。


    (陆渝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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