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文革前的南大文工团（连载之二）
那时，我们都很年轻
风暴来临前的日子是祥和而快乐的。那段时间是南大文工团鼎盛时期。
经过了两次寒假文工队的锻炼和暑假集训，南大文工团在校内外名声大振，学校广播站播放文工团的录音演唱：《请到我们这块来》、《李双双小唱》、《算盘响》、《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那时都是学校的流行歌曲，文工团的校内演出更是场场爆满，一票难求，各路“明星大腕”是许多同学心中的偶像，有些毫无文艺细胞的同学也要求参加文工团，经受锻炼。而更多的文工团同学则将文工团节目带回各系，推动了各系的文化生活。
校外的演出活动也很频繁，假日里，我们乘着颠簸的大卡车到江宁县土桥公社为农民群众演出，南京高级步校、南京军事学院都有我们文工团的舞姿和歌声。半夜我们起来赶排抗美援越的活报剧，次日就出现在南京街头，与越南留学生联欢，中日青年大联欢……这些青春汇聚的场所，总能听到南大文工团声音。
1966年3月，我们文科三系（中文、历史、政治）师生在匡亚明校长带领下，打着背包，徒步行军三天，抵达溧阳县果园，创建溧阳分校，搞教育革命。在艰苦的建校劳动中，分校文工团在蒋广学（政治系）、徐文（中文系）等“实力派明星”加盟下，编创了《双教子》、《歌唱焦裕禄》，《节约箱》等节目，受到分校师生和附近农村群众的热烈欢迎。文工团的首场演出，是在用我们双手搭建的“干打垒”礼堂和舞台上举行的，那次演出，徐文同学在《双教子》中扮演小淘气男孩。演出中她不慎被剪刀戳伤大腿，受伤流血，她忍着痛，坚持演完，精神实在可佳！快板剧《节约箱》剧情是提醒大家在建校劳动中要注意节约，充分利用各种锣丝钉、布头、木块、铁丝等材料。赵彭生演主角，一个被丢弃的“节约箱”，我扮演没人要的“小布头”。赵彭生给自己设计的出场动作：先是跌跌撞撞地走上台，说一段快板，然后做一个痛苦的“摔倒”动作，趴在台上……谁料那天演出，这哥们儿进入角色，“扑通”一声，整撂倒地，玩真活了。大家吓坏了！好在“干打垒”的舞台刚完工，地面松软，没伤着人，大家虚惊了一场。分校文工团成绩斐然，政治系蒋广学老师抱病领导工作，功不可没。
溧阳寒假文工队里演喜剧《打铜锣》的王天元（中文系）在建校劳动中任修建厕所队队长。快乐的王队长，经常喜笑颜开地肩扛一根扛棒，四处考察又脏又臭的厕所。记得匡校长在分校师生大会上曾大谈建好厕所的重要性和厕所文化，并表扬了王天元积极工作的热情和业绩。毕业后没几年，我听说王天元意外身亡。一个“喜剧明星”陨落了，我为他深深地惋惜。
1969年春，我参加中文系教改小分队，到溧阳县余桥公社新民大队与贫下中农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新民大队群众文化开展得好，活跃着多个“农民艺术家”，我拿出了会唱锡剧的“本领”，当导演，将话剧《三顶帽子》、扬剧《犟媳妇》、快板剧《五好红花给谁戴》等改编成锡剧唱，在农民艺术家精采演出中，我还客串一把，轰动了四乡八里。大学生与农民同台表演成为当时一段佳话。
我很幸运，在我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我在南大文工团经风雨、见世面，受到锻炼，在思想政治上比一般同学得到更多的熏陶和教育，让我受用终生。那时的我们，年轻单纯、富有朝气，追求革命理想，同学们课余时间常在南园团委学生会小楼（可惜这座民国建筑风格的小楼在2002年前被拆除了）有说有笑地聊天、说节目、谈理想，小楼承载着我们年轻时光的许多欢乐和梦想。
在团委徐福基书记和过桂珍老师影响教育下，文工团许多同学刻苦学习，摆正文工团排演与学习关系，政治上积极要求入团入党，我和李嘉曾等文工团同学还向党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后来，我当选为年级班团支部副书记，并被党组织定为入党培养发展对象。十多年后，在北京国家民政部党组织讨论我入党申请的支部大会上，我无比感慨地回顾了自己文革前在南大第一次申请入党的情景和南大党团组织对我的教育培养，它是我终生不能忘记和心怀感激的人生革命起点。
1982年我被选拔为国务院部委首批“选青”副处长、第三梯队青年后备干部。1983年任全国妇联五届中央执委。当时常有人问我：你是北大毕业的吗？不，我是南大，南京大学毕业的！我们学校有许多学生比我优秀，我不算最好的。我就是这般的回答，说的都是大实话。
文革前南大团委书记是咋样的
南大文工团出节目、出人才，创造了至今仍无人逾越的辉煌，其重要原因是有一个好领导——时任南大团委书记的徐福基老师。他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南大做青年团工作，可惜了高材生。他服从党组织分配，“自我牺牲”、放弃业务教学。从此，中国哲学界少了一位优秀的学者教授，但却让我们多了一位良师益友。当时不少人称他“老徐”，其实，“老徐”不老，那时也就是30出头的年轻人。他那句经典名言：凡是我经手的事情，一定要做得最好！成为我们很多同学走上社会后为人处事的重要原则和工作态度。
徐书记任寒假文工队领导，特别是第一次在六合县，他身体力行，同大家一样睡稻草铺，啃冷馒头，喝西北风，遇到问题时，他顾全大局、当机立断，带领“领导班子”妥善解决问题。他抓节目创作，亲自到《三顶帽子》剧组，帮助我们分析人物、修改台词，把握剧目的政治方向；每次演出，他都在台下当忠实观众，熟悉每个节目，甚至节目的具体动作。每次演出后他作节目讲评，生动风趣，分析透彻，大家特别爱听，都希望徐书记讲评时能提及自己，挑挑毛病。有次讲评，徐书记突然点我名：吴晓鸣哎，你今天“纳鞋底”时，两个眼睛瞪得像两把箭，太吓人了，哪像个农村大嫂啊！大家都笑起来。啊，那时我正在纠正自己表演中眨眼的毛病，没想到矫枉过正，“吓人了”。真是细微之处也难逃徐书记的“火眼金睛”。其实，讲评不单是讲节目，徐书记结合同学们的活思想和实际问题来讲评，甚至讲他自己的经历，遇到了什么样问题，怎样解决的，来提醒启发和帮助我们……大家听得津津有味。有时夜深了，也不肯离去。因为，他的讲评给了我们一份感动、一份温暖。就这样，讲评完了，点点滴滴思想工作也渗透了其中。节目讲评后来成为文工团的一个优良传统。毕业后我参加工作，不想竟与讲评“结缘”。无论当年在农村、在基层组织文艺宣传队和文艺演唱，还是后来在工作中筹划宣传各项思想文化重大活动，我坚持作讲评。我学习、借鉴徐书记的讲评方法，力戒说教说空话，切合实际。后来我被聘为国家电影局27位评委之一，讲评更是一项重要工作。记得第一次参加电影局审片，当试映电影结束，全场灯光大亮时，我紧张而自信地站起来，开始讲评，提出了自己的一条条看法和意见，认真地行使自己的权利和责任。我的讲评，得到在场的电影界专家们的认同和赞扬。
当年徐书记不仅对节目要求严格，对文工团的纪律也毫不放松，他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仅是寒假文工队也是文工团的行为准则，他抓纪律从不训人、不整人，而是及时做思想工作，发现谁有情绪，就亲自谈话，真诚坦率、不说空话套话，帮助解疙瘩，大家心里有什么想法也愿意向他“汇报”。他对文工团的“台柱子”们要求更严更高，不捧不纵，也不给任何特殊待遇。而对那些甘当配角，服从分配演戏及做后勤的同学，他常常表扬。当年溧阳文工队王宙芳同学（外文系）就是大家学习的标兵。榜样带动下，热爱集体、乐于助人的好人好事蔚然成风。这种风气甚至绵延到文革初期，当时正值南大“革命造反、风云激荡”时期，南大文工团已经“散伙”，无人问津，而徐秉佑、杨宏达、周铭达（物理系）等同学却自觉地在学生会小楼坚持做好文工团的“后事”，他们悄然地、仔细地清点着文工团的一件件服装等物，并拟好了清单，那清单的日期是1966年11月13日。
在南大文工团这样一个充满阳光、宽松的环境里，青春的花朵必然会纵情地绽放，但花园花朵需要园丁精心打理。徐书记常叮嘱我们：文工团是业余文娱团体，学生学习是主要的，我们文工团员的学习在班上应该是最优秀的，我们不能游离于班级、年级和系的集体之外而脱离群众……这些话至今看来也没有错。关键时刻，徐书记总是给我们把握方向，引路指导，帮助我们正确处理好各种关系和矛盾，在他的领导下，学校的青年工作和各项文体活动搞得红红火火，我们文工团的工作也得到了各系的支持。同学们在文工团这个健康快乐的集体里，大家相识相知，时间长了，很熟悉了，就亲切称呼绰号：什么“老毛驴”、“小毛驴”、“小狗子”、“袁大头”……刘观庆老师也不称他老师，没大没小，一律叫“小刘”，人家毕竟还戴着“红校徽”啊。过桂珍老师也不叫过老师，有时干脆简化为“过桂珍”了。追根求源，带头的就是把徐福基书记称“老徐”、“老徐”的，真是不得了，简直要造反了！我手头有一张被我称之谓“犯上”的老照片，是溧阳寒假文工队在学生会小楼前的合影。徐书记、过桂珍、邹志仁老师和陈德之、许一山等领导们蹲坐在两边地上，而我和尚祥华（外文系）、袁苹、赵大羚、顾玲珠，还有赵彭生、宋家定、金立昌、马文采等姑娘小伙子，堂而皇之，在中间或站或坐，个个兴高采烈，开怀大笑，丝毫没有一点“犯上”、冒犯排座次的“恐慌”和“不安”，我还不知从哪弄来一副眼镜戴上，哈哈！“扮酷”呢。真是少不更事、不知天高地厚！
当然，一群帅哥靓女，有时一不小心也会碰出“爱的火花”，今天看来，都是情理之中的事，但在那个年代，大学生禁止谈恋爱。好在我们的老徐善抓“苗头”和“倾向性动态”，他曾笑着“警告”……你们现在要把心思放到学习上，将来我给你们找一个好对象！徐书记敢于面对年轻人的最敏感、最心动话题。大家也愿意与他“说说心里话”，他赢得了我们的尊敬和爱戴。
溧阳分校成立后，徐福基同志任分校党委书记，虽然在果园有时能见面，但他毕竟重任在肩，无睱再顾及文工团的人和事了。历史原本给他提供一个更加广阔的舞台，但后来一切都乱了套，因为文革的风暴终于来临了。
“红色风暴”的洗礼
风暴初期，年轻幼稚的我们，怀着一腔热血，对精神领袖无限崇拜，誓死保卫，积极投入文化大革命。我参加了“保守派”群众组织——南大“红旗战斗队”宣传队。“红旗宣传队”大多数同学来自文工团，我们无比虔诚地“宣传毛泽东思想”，有过许多的难忘故事。当时文工团不少同学因对运动的看法观点不同而参加了各派的宣传队，大家见面形同陌路，往日的笑容和友情不见了。“保守派”、“造反派”观点对立，两派同学经常开展辩论，争得面红耳赤……派性结成的“仇恨乌云”在胸中滋长涌动……
文化大革命风暴，徐福基书记随同匡亚明校长首当其冲受到冲击，随着运动深入，全校乃至全国无数的干部群众惨遭迫害，家庭遭到劫难，国家的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我和我的家庭也未能幸免，经受了“红色风暴”的冲击和磨难……我为自己的前途、家国的命运忧虑不安。从运动初期的狂热、盲动到迷惘、质疑，再后来是抵触和反对，这是那个年代许多青年人经历的痛苦而不寻常的心路历程。
1968年国庆十九周年，学校组织文艺汇演，我除了参演话剧《乌苏里江怒涛》，还参加了我们中文系排演的大型表演唱，名字记不清了，节目由袁苹、张有志等导演。后来我又参加了南京长江大桥北桥头堡建设，南京灵山煤矿挖煤劳动，溧阳教育革命小分队……其间，我奉命组织文科文艺宣传队，编创节目演出，曾有人幻想风暴过后能重新开始，但在那个年代的大环境下，南大文工团的革命精神是无法再重建了。
1970年夏，延期了一年，我终于毕业，被“分配”到江苏省武进县农村当了农民。我的六年南大学生时代就这样结束了……青春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的遗憾和惆怅，甚至愧疚。今天我们回首往事，直面历史，认真剖析和总结自己，感慨那时我们多么年轻，无论是“爱的火花”，还是“恨的乌云”，都是我们青春的印记和真情。当我们心平气和地、客观地反思那个“红色风暴”的疯狂年代及那个年代里年轻的我们、年轻的“老徐”……感到年轻多么美好、动人，年轻的“过错”多么幼稚、痛惜……我们不论是“保守派”、“造反派”，还是老徐的“当权派”，都是那场“红色风暴”受到伤害最重、经受锤炼最多的一代！如今，年轻不再有了，而我们却有了坎坷经历、反省自己人生的一种感悟——感恩和宽恕！
向逝去的青春致敬
文革风暴摧毁了南大文工团，同学们毕业后各奔东西开始漫漫的人生沉浮。
我从社会最底层的农村农民做起，学会插秧割麦，挑水做饭……体验着底层农民的疾苦，感受到他们朴实的友情，支撑我渡过了最艰难的时期。以后几十年里，我历经了各种艰难，从基层一步步走到中央国家机关，我敬畏工作，不敢怠慢，追求更好、更完美，成功地策划宣传推广了公安110等众多的工作业绩，达到过事业的辉煌……当然，我也饱尝委屈和不公、经历过低谷和挫败，有时更多的是痛苦和烦恼。其实人生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事事如意！只要我们自己始终坚守着内心那份良知和真诚，生活就会充满阳光和温暖。
退休后，我与文工团的老师同学接触多了。我们再见“老徐”，“老徐”真的老了，而我们许多人也升级为爷爷奶奶辈了，大家在一起回忆往事，感恩母校，相互问候关心，轻轻抚慰着劳作一辈子而伤痕累累的身心。当年南大文工团的革命精神和青春友情，经过了几十年风雨，又重新回到了我们身边、我们心里！我想起了那个不苟言笑的桑秀宜、活泼开朗的王天元、温文尔雅的蒋荷芳、激情满怀的李忠清……他们永远鲜活在我们的青春记忆里。我常想，一个小小的青年群体，为何几十年后依然具有这么强大的吸引力？那是因为它蕴含着一种精神：艰苦奋斗、团结向上、无私奉献。在今天，经济高速发展，物质财富丰富，随之而来的是金钱崇拜，人情冷漠，诚信缺乏，道德滑坡……而伴随我们青春的南大文工团精神，不正是现在许多人苦苦追寻并为之而奋斗的一种崇高信念吗？
青春的花季美丽而短暂，风雨过后，那失落的一个个花瓣也许还有许多没有拾到，“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那盛开的绚丽之花正在阳光下向着我们逝去的青春致敬！
（全文完）
（作者：中文系1964级吴晓鸣。本文选自《我们曾经年青——1958年末至1966年初南京大学文工团往事追忆》，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4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