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员”回南京
这时，中央大学正忙于筹备将学校迁回南京的事。本来这一工作从1945年底就已开始进行，但因头绪纷繁，而且重庆一带各大机关都要“复员”回南京，交通拥挤，不论车船的票位都不敷分配，所以直到1946年5月，中央大学才由政府分配到1000张船票，第一批学生乘船返回南京，第二批拟定于6月起程，另有一部分师生则乘火车从西安、郑州一线回南京。我们历史系安排第一批在5月起程。在离开重庆返回南京之前，沙坪坝校园内已呈现一种杂乱的气氛。一方面，自“二·二二”反苏大游行之后，同学间由于国民党的挑拨而产生了隔阂；另一方面，许多同学都在考虑“复员”回南京，然后回家的问题，学校也提前在4月份就已停课，校内到处都充满着临别前的情景。我们寝室的同学商量了一下，觉得我们回南京后各自回家，不必多带东西，许多旧衣服和旧书籍都可以便宜卖掉，搞点零花钱路上急用。于是我们几个人背了旧衣物、书籍杂志到磁器口的街上摆了一个地摊，做起小商贩了。凡来买东西的人，我们都叫他们自己报价，他们愿给多少钱就给多少钱。有几个人见到大学生出来摆地摊，好意捡了几件东西，付了较高的价格。但有一个中年妇女，在我们的摊前转悠了好一会儿，问我们那条床单卖多少钱。我们说你愿意给多少就给多少，女士犹疑了一会儿，竟报了一个很低的价格。我们说，不必给钱了，送你吧！刘锦拿了一条床单递给他，她显得有点不好意思，于是加了一句：“我是拿回去当抹布用的！”这么一说，反倒使我们生气了。刘锦立刻把床单拿了回来说：“不卖了，你就是给多高的价也不卖了。好好的床单你拿回去当抹布，不是糟蹋吗？”把这个妇女的脸说红了。我们一连两天摆地摊，处理了不少东西，大大减轻了行装。
有些同学在重庆附近有亲戚，或者有女朋友，也都在离开之前去告别。我们几个人都没有这个任务。临上船的前一天，学校通知各系按人头去领船票。我们寝室六个历史系的同学，只有王维新是四川人，不去南京，所以需要五张票，但章琨领回来后，却说只领到四张，已代每人签名，只差我一张未领到。我和吴钟渊、王国庆、刘锦等对章琨这一做法都不高兴，觉得很不应该，但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只是可惜我不能与几个要好的同学一起乘船“即从巴峡穿巫峡”，结伴还乡，同享旅途的乐趣。5月份，历史系的同学第一批乘船走后，我留下来等第二批和外系同学一起启程。
我留在重庆期间，好朋友都走了，只剩我一个人孤单寂寞，无事可做，平时就到设在大门口的由中国青年基督教协会办的图书馆里去看小说，把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等几部巨著都看完了。
6月份，中央大学分配到3000张船票，我和哲学系的同学一起乘船返回南京。到重庆江边上船后，正赶上长江大水，船无法开行，靠在南岸停了一天。我们趁机到南岸山上参观，到了半山腰一座寺庙中，见有数十个尼姑正在烧香念经，其中许多年轻女子，眉清目秀，虽然剃光了头，穿了黑袍，依然显得风姿绰约，大概这些人都是在抗日战争中遭遇重大不幸才出家的吧！
同学们一个个归心似箭。第二天长江水位虽然还是很高，但大家敦促船长下令起锚开船。临到过三峡的时候，同学们都早早站到船头甲板上。船到奉节县白帝城的滟滪堆，进入瞿塘峡，河道突然变窄，两岸高峰壁立，像走进一个狭窄的胡同，江水轰雷似的震响，一个个大漩涡，有的有数丈大小，急速回旋，有的地方水波翻腾，如沸水泛起的高高浪花，浪头溅起的水沫打到甲板上。有些同学吓得往回跑，但船员大声吆喝，不能乱跑，否则船将倾斜动荡。我们呆在甲板上，听凭船只摇晃着向前冲。再看江面上有两具尸体，赤裸裸俯卧在水面，被漩涡卷过来卷过去。突然我们觉得船身猛地震动一下，船身几乎碰到山壁之上。紧张了一阵之后，船出了瞿塘峡。好险啊！刚才大漩涡把船推到山石边，要不是老舵手当机立断，船就完蛋了。我们刚才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已经冲了一百多里！船员说现在水太大，不能走了。船到巫山县，暂时停靠在岸边，等水位下降后再继续航行。
过了一天，水位下降，轮船继续启航，到达汉口停了下来。我们上了岸，须等两天换大船。到了武汉码头，看到一些日本兵在码头上搬运东西，旁边的中国人用手势和他们打招呼，叫他们搬到这里或哪里，对他们的态度和对平常人一样，我想这些人就是在中国到处烧、杀、淫、掠的野兽，现在投降了，束手就擒，但中国人对他们仍如此和气，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人善良，更是因为实际上这些日本兵也是普通人，只是由于被绑到了战争机器之上，才变成了丧失人性的野兽。人类历史上最初是因为和自然作斗争以维持生存，所以才组织起来，逐渐发展而成为民族国家，但国家形成之后，演变成少数人手中的工具，对内镇压剥削人民，对外侵略扩张，无数善良无辜的普通人成了他们的牺牲品。如何把个人的自由和集体的力量很好地结合起来，应该是今后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目标。
在武汉停留的两天，到珞珈山武汉大学去了一趟。武汉大学的校园沿山建筑，风景优美，附近有一个东湖。因为是战后，校园内显得十分杂乱，东湖也未清理，湖边有许多杂草，我们到东湖中去游泳，湖面很大，比一般的游泳池要舒畅多了。
在武汉停了两天，然后重新登船。6月下旬到了南京。学校派汽车到码头来接。等汽车到学校里停下来，我还没有下车，就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原来是吴钟渊早就打听到我们到校的时间，早早等在这里。他帮我背起行李，拉我到附近的餐馆去，叫了几样最好的菜，其中一个是炒虾仁，虾仁当然好吃，但使我感到更为温暖的却是真诚的友谊。我一到南京，他就为我接风，并且把我的住处都安排好了。我们住在原来的一间大教室里，临时搭了几张床。整个校园一片杂乱无章的样子，在游泳池的臭水中，有人还捞起几把手枪和步枪，是日寇撤退时抛到池中的。中大在四牌楼的校址，在日寇占领南京时作为伤病医院，原来学校的教室、图书馆都作为医院的病房，所以日寇撤退以后，学校必须重新整理。
5月份，第一批返回南京的同学都已经回家乡去了，吴钟渊一直等我到了南京，我们在南京呆了几天，稍事休息，就分别回家乡。他回浙江，我回安徽屯溪隆阜。
附：
中央大学复原南京后的教授掠影
编者按：附录为王觉非著《逝者如斯》P183—190的内容，原题《教授专家荟萃》。
1946年秋，中央大学从重庆“复员”到南京后，逐渐从被日寇占领下的混乱状态中恢复秩序，我们住到了在文昌桥新建的宿舍中，我们寝室的八个人，还是原来重庆小龙坎时的八人。平时除了上课学习外，我们也常常利用课余时间到学校游泳池和玄武湖去游泳。吴钟渊是我游泳的好伙伴。不过，当时许多地方都荒芜、杂乱，有一次到玄武湖游泳时，被湖水下面的杂草缠住了，差一点出危险。
我因为经济困难，曾设法找过业余的工作，挣几个零用钱。曾经当过家庭教师，教两个姐妹中学生的英文。这姐妹倒是很聪明，但是娇生惯养，好动不好静，她们的妈妈处处依着她们。我当时还有一股大学生的傲气，觉得她们不像对老师一样听我的话，所以去了几个星期之后，就不辞而别。后来我又找我的七爷（他也在1945年底随国民党回到了南京）为我介绍一份工作。七爷说，有一个林县人开了一个书店，他帮我联系以后，书店经理叫我写一张小楷字给他看。我一听心里很不高兴，心想叫我这个大学生去当抄写员。后来我写了一张小楷交给七爷之后就没有下文了。我承认那张小楷写的不好。我本来自小天天练字，练了好几年，大小楷都颇有水平。不过，自从上大学听课记笔记，把字体完全写乱了，如果用格子写还像个样子，不用格子，写出来的字和小学生描画的差不多。那天，我随便找了一张纸写了一张小楷，肯定不会令他满意。
在1946—1948年期间，中央大学荟萃了许多著名的专家学者。当时历史系的系主任是贺昌群，他为历史系聘请了国内第一流的历史学家，如考古专业有夏鼐（兼），中国古代史有徐中舒，缪凤林，两汉史有劳干，魏晋南北朝、隋唐史有贺昌群，两宋史有金毓黻，元史有韩儒林，明清史有向达，中国近代史有郭廷以，太平天国史有罗尔纲（兼）等，外国史有沈刚伯、杨宪益、张贵永、蒋孟引、章巽、纳忠、徐光等。许多教授还把他们的专题研究开设为选修课，供同学进一步深入学习。如贺昌群的“魏晋清谈”，金毓黻的“渤海国史”，向达的“明清之际西学东渐考”，杨宪益的“东罗马史”，纳忠的“阿拉伯史”，张贵永的“西洋史学名著选读”等。除了历史系外，文科及其他各系也是专家荟萃，如中文系的胡小石、汪辟疆、方光焘、罗根泽、吕叔湘、张世禄、卢前等，哲学系的宗白华、方东美、陈康、熊伟，英文系的楼光来、范存忠、郭斌和、陈嘉、柳无忌等。其余文学院和法学院的各系还有许多著名专家学者，真是群星璀璨，令我们这些年轻学生眼花缭乱。特别是在选择选修课时，不知道选哪门课才好，即使选好了以后，也常常慕名到另一些教授的课堂上去旁听。这些教授讲课的内容和风格同我们在一二年级时老师们讲课有很大的不同，内容更深，讲课更具特点。有些研究性较强的专业课，我们由于缺乏基础，只感到枯燥，听不懂，不能很好地吸收。贺昌群先生上魏晋六朝和“魏晋清谈”的课，他本人穿一件蓝长衫、一双布鞋，飘然走上讲台，谈笑风生，既幽默又含有深义，大有魏晋名士的风度。他认为汉末及魏晋间有些名士，不修边幅，放浪形骸，不守传统礼法，实际上却是高风亮节，不谄上媚俗，骨头是硬的，就好像晋书上评价阮籍那样，是“其外坦荡而内淳至”。说到阮籍，他说阮籍写了一篇《大人先生传》，形容那些为了仕途俸禄而唯唯诺诺的“大人先生”，循规蹈矩，亦步亦趋，遵礼守法，看上去一本正经，一副神圣不可侵犯的样子，实际上这些人像是裤裆里的虱子，躲到深缝、败絮之中，谨小慎微，跟着上面指挥棒转，但是即使是这样，一旦裤子着火，仍不免灭亡的命运。贺先生说，当时这些名士淡泊名利，只“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因为他们知道“自古圣贤皆寂寞，何况我辈孤且直”（鲍照《拟行路难》）。正直的人，若是混到官场中去，不仅要为五斗米折腰，而且搞不好得罪了上级，招来各种罪名，惹来杀身之祸。但是尽管如此，不做官，不图名，也为当局所不容，认为是对统治者不满，不肯合作。他举李密的《陈情表》为例说，司马炎征他去做官，他不愿意去，又怕因此获罪，写下了催人泪下的《陈情表》，以奉养祖母为名，才逃脱了罪责。但另一些人却未能免祸，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就因此而被司马昭杀害。向秀在一次经过嵇康被杀害的地方时，写下一篇《思旧赋》，篇中虽不敢明言心中的悲愤，但对当时当地情景的描述，却使人感到无限凄怆，这是一篇值得反复诵读的文章。向秀到洛阳，见到文帝，文帝问他，听说你一向清高，为什么到这里来？向秀只得委婉地说，那些清高的人都是些“狷介之士”，不值得敬慕，这样才逃脱了被迫害的命运。在当时国民党反动腐朽的统治下，贺先生抨击的矛头指向是十分清楚的。但同时，贺先生也指出，汉末和魏晋间思想境界高尚的人，并非不问世事，无所用心。实际上他们密切注视国内形势的发展。贺先生告诉我们，年轻人做学问，不能死读书，两耳不闻窗外事，首先要拥有关心社会和人民疾苦的感情，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心，然后努力以赴，锲而不舍，最后才能达到较高的成就。他说，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引用宋代词人晏殊、柳永、辛弃疾的词来说明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须过的三种境界。
贺先生虽然在国民党首都南京担任“最高学府”中央大学的历史系主任，但他对国民党的腐朽反动政治持强烈的批判态度，他所来往的朋友都是一些正直进步的文化人，如向达、郑振铎及郭沫若。他曾告诉我说，他本来也拟请郭沫若来历史系任教，郭已应允，后为免国民党政府进行刁难，惹出许多麻烦，才作罢。在我们进行学生运动时，他处处维护进步同学的利益。有一次，我们在饭厅吃饭时，我和章琨与“历史研究学会”的一个成员同桌，在吃饭时因琐事而发生争执，结果章琨一时火起，打了这同学一个耳光，当即被别的同学拉开。但这个同学随后在我们的教室外贴了大字报，要章琨公开赔礼道歉，“否则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由章琨负责”。章琨吓得躲了起来。我赶紧去把这个消息告诉贺昌群先生，请他以系主任的身份出面调停，以免国民党特务伺机报复。贺先生叫我在晚上7点钟把章琨和这个同学叫到文学院二楼一个教室中。当晚停电，我们点了蜡烛。贺先生来后，先把两人都批评了一顿，然后说，过去的事就算了，但下不为例，如果你们哪个人再滋事打闹，一定以校规严肃处理，重则开除出校。贺先生就以这样的方式保护了我们。
贺昌群先生担任系主任之职后，一方面多方聘请著名的专家学者，另一方面则把几个原来的教师解聘，包括一个教授和一个讲师，那两人怀恨在心。那个讲师印了许多传单，到处散发张贴，责骂贺先生不学无术，说在他的著作中有许多史料错误，并一一加以指出。据历史系的老助教看后说，某讲师写不出这样水平的文章，这后面肯定有人支持，这可能是某教授帮他写的。被解聘的教授则告发贺昌群“是共产党”，据同学中内部消息说，这个告发信已送到蒋介石那里了。我们对此事都很气愤，为贺先生抱不平。一天，我和王国庆、廖祖缘等几个同学到贺先生家中去，对他表示安慰，看有什么事需要我们帮忙的。贺先生一方面表示非常气愤，对在现在这样的社会中，要想做学问、做事都很困难颇为感慨；另一方面，他表示无所畏惧，认为政府不能凭空加他以罪名。以前下关惨案、昆明的李公朴、闻一多被害，已使国民党政府受到全国人民的谴责，现在如果它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将更加受到国人的强烈反对！我们问他对此事准备作何反应，贺先生微微一笑说，我给你们说个佛经的故事：有一天，老和尚无事，小和尚跑来说有个问题请教师傅，老和尚说，什么事？小和尚说，半夜睡觉鸡巴硬，怎么办？老和尚淡然回答：“不理他自然了之！”贺先生说，我现在也就是采取“不理他自然了之”的态度。贺先生把本来令人忧虑的事，以这样幽默风趣的态度加以处理，真有点豁达名士的风度。
其他一些老师的讲课，都各自依他们的兴趣和专长，爱怎么讲就怎么讲。向达先生的“明清之际西学东渐考”和金毓黻先生的“渤海国史”，主要都是史料考证。向先生当时是北京大学教授，因为有一年的例休假期，而他又是中央大学前身东南大学毕业的，是东南大学老前辈柳贻征的学生，又曾是贺昌群先生在商务印书馆的同事，所以请他来。我们许多人都是慕名前去听课，但在这方面缺乏深入的了解，所以听不懂。郭廷以老师的“中国近代史”，主要是按照年代次序和历史事件的经过，详细讲授。他的语速快、声音轻，苦了我们记笔记，很难跟上。听同学说，郭老师非常用功，除了备课上课，每天回家后，还按年、月、日，将太平天国的大事，逐一分条记载，最后完成一部《太平天国时事日志》。当时，在南京金陵大学，还有一位知名教授陈恭禄先生也教“中国近代史”，并且出版了一部教育部颁的教科书《中国近代史》。我曾经看到郭廷以有这样一本书，在书中密密麻麻地批写了许多意见，并指出许多史实的疏漏和谬误。郭先生解放前夕到台湾后，留了包括这本书在内的一箱书，本来都是很有价值的，但在解放前后混乱之际，不知被谁搬走，很可能已当作废纸处理了。教“东罗马史”的杨宪益老师，为人随和，不修边幅；他的夫人戴乃迭是英国人，在外文系教书，衣装高雅，而杨先生却一领旧长衫，一双旧布鞋。有一天上课，我偶然发现，他穿的袜子，两只颜色不一样，可见他是个不拘小节、“处世无奇但率真”的人。他不但精通英文，而且对中国古代典籍、古希腊文、拉丁文造诣很深，我和他师生友谊甚笃。（巧的是，到了90年代初，我的儿子王以培在中国人民大学教外国文学时，偶然结识了杨先生，两人成了忘年莫逆之交。不过，杨先生可能已记不得50年前我这个老学生了。）有一天，我到他当时任职的国立编译馆去找他，见他桌子上摊放着一些正在写作的稿子，还有一枝没有笔套的秃毛笔，原来他许多造诣高深的作品，就是这样随意涂抹出来的。张贵永先生和徐光先生先后都教过“西洋史学名著选读”，他们并不是以教历史为主，而是以教英文为主，特别是徐光先生对读音特别讲究，凡同学发音不准的，他就毫不客气的责骂。有一次，有一个姓熊的女同学被叫起来读一篇课文，这个女同学是湖南人，英语发音很不好听，徐先生大发脾气，竟然骂这个女同学：“你这个笨蛋，你是个熊！”这个女同学气得当场哭了起来，以后再也不去上他的课，不要这个学分了。徐先生有怪脾气，他自称会望气。根据他望气的结果，认为东南方向有紫气，也就是帝王之气，所以在1948年夏，他就迁到台湾去了。还有一个有趣的事，可以说是“一物降一物”。缪凤林先生平时喜欢骂人，许多人都怕他，但他却怕徐光。缪先生长得胖胖的，胃口好，凡聚餐时，能喝能吃，徐光给缪凤林起了个绰号叫“缪猪”。每年暑假，高等学校招考时，要请教授去改考卷。最初以改考卷多少来给报酬。这时徐先生就耻笑缪先生为了多拿报酬，尽量赶速度乱批乱改。后来学校改了报酬方法，按天数来计算报酬。徐先生一听，事先就说，你们看吧，缪某肯定改得最慢！教授之间彼此戏谑，在同学间也引为笑谈。缪先生、徐先生有一个共同点，即他们在史学思想上比较保守，新史学的一些代表人物如胡适、郭沫若常是他们耻笑、讽刺的对象。有一次，他们在谈到胡适的时候，说胡适是个太监，因为胡适写的有些书都只有上部而无下部。
还有其他一些老师，教学也各有特点。我听过罗尔纲先生的“太平天国史”和章巽（丹枫）先生的“美国史”，两人讲课有很大的区别。罗先生是广西人，上课讲的话，我们只能听懂十分之二三，基本上靠写黑板。他同时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当研究员，我有时去找他，和他说话时，也需要借助笔谈才能沟通。但他对太平天国史研究得非常透彻，有一次在南京堂子街发现一幢房子里画有壁画，但不知出自何时。我和罗先生等几个人去看，罗先生肯定这是太平天国时画的，并举出许多理由。其中一个理由是，太平天国规定，画上不准画人，这幅壁画，一个人都没有。章丹枫先生上课口才很好，不论中文、英文，都讲得很流利。章先生担任《大公报》驻美国特派记者数年，在文字、语言上受过锻炼。我还听过哲学系宗白华先生的“美学”，宗先生上课的特点是全神贯注，凡讲到动情的地方，表现的兴高采烈，神采奕奕。
每个老师和同学的关系、对同学的态度也不一样。大多数老师对同学都很客气、随和，有的甚至像普通平辈的好朋友，但有的老师却很严肃，其中张贵永先生在这方面比较突出。他平时和同学们谈话都是板着脸，像军官对小兵，同学有时到他家去拜访，他开了门后，就站在门口和同学讲话，不肯请同学进房间去，更不用说请同学坐了。
（续完）
（王觉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