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大辩论与我的科学联合

发布者:系统管理员发布时间:2014-02-19浏览次数:144


做一个合格的地质工作者

我是1955年以第一志愿第一专业考入南京大学地质学系的。入学以后,给我第一个感觉是功课很重。在今后四年中,我们要学习34门课。除了俄语、政治、体育公共课外,有庞大的地质学及其它基础课程。本系的课程有:普通地质学、古生物学、地史学、结晶学、矿物学、晶体光学、岩石学(沉积岩、火成岩、变质岩)、构造地质学、大地构造学、矿床学、矿床工业类型、地貌学、水文地质学、中国地质学、以及三年级以后的专门化课程等等,外系课程也不少,有高等数学,普通物理学,普通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胶体化学,无脊椎动物学、脊椎动物学、植物学、比较解剖学、海洋生物(藻类)学等。这些课程的安排,让我感觉到做一个地质工作者真是很不容易,不但要有强壮的体魄,品行端正,既要有地质学科本身的专业知识,还要有数、理、化、生的广博基础知识。我为自己能成为南京大学地质系一员而自豪,能成为一名“建设祖国的尖兵”(1954年刘少奇送给北京地质学院学生一支枪,称他们是“建设祖国的尖兵”)而骄傲,做一个合格的地质工作者。

为祖国而学习

进入南大给我最重要的感觉是同学们为祖国而学习,大家努力读书,关心国家大事。每个学期都有“形势报告会”。除了校长、党委书记跟我们做报告,有时还请省委书记来校跟我们做报告,比如江渭清、刘顺元都来南大做过报告,讲国内外形势,给大家以鼓舞。这些报告会对我们的影响是无形的,它促使我们逐渐养成胸怀祖国的观念,增强爱国主义情怀,为祖国而学习,自觉地把自己的前途和命运与祖国的前途和命运联系在一起。

南大有很浓厚的学术氛围。每年有“五·二○”科学报告会的传统,这是集中学术报告的时间。平时的周三或周六下午也常有学术报告,大礼堂的全校科学报告会常开,都是一些研究重大成果的汇报会。这些报告会增强了全校的学术气氛,我沐浴在如此浓厚的学术氛围中,受其薰陶而不断提高学术感悟和水平。

科学大辩论

在我印象中,1956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年头。我们南京大学师生在广州会议精神的鼓舞下,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雄伟口号,心情舒畅,春风得意,斗志昂扬,教学与科学研究取得大踏步发展,学术气氛更浓厚了。在众多科学报告会中,给我影响最深的是学校组织的那场科学大辩论。时过半个多世纪,当时具体的辩论内容已经淡忘,但那次大辩论的结论却深深烙印在我的脑中。这场大辩论让我明白,我们今天看到的自然科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都是欧洲文艺复兴以后才逐渐裂解分化出来的。恩格斯在《自然辩论法》导言中,对欧洲文艺复兴时代进行了精辟的论述,他热情地写道:“这是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在那时,差不多没有一个著名人物不曾作过长途的旅行,不会说四五种语言,不在几个专业上放射光芒。”他以达·芬奇和丢勒等为例做了说明:“列奥纳多·达·芬奇不仅是大画家,而且也是大数学家、力学家和工程师,他在物理学的各种不同部门中都有重要的发现。阿尔勃莱希特·丢勒是画家、铜版雕刻家、雕刻家、建筑师,此外还发现了一种筑城学体系,这种筑城学体系,已经包含了一些很久以后被蒙塔朗贝尔和近代德国筑城学采用的概念。”在文艺复兴时期,科学初发,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的分野不明显,那时人们既在自然科学领域,又在人文科学领域内涉猎钻研,他们的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都得到全面训练,成为文理兼容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的巨人。达·芬奇,丢勒等就是那个时代的杰出代表。文艺复兴以后,科学开始裂解,出现许多分支学科,文理分道扬镳,分工越来越细,彼此越走越远,人们专一的思维方式激发各分支学科的发展,单科独进,并逐步走向成熟,新发现新发明层出不穷,创造出近代文明。然而,单科独进的方式受到严重的局限,为了在高层次上推进科学发展,就必须进行多学科的联合与交叉研究。于是,世界科学发展到了二十世纪中叶,各学科又开始走向综合的发展趋势。我们南京大学正是敏锐地感觉到科学联合大潮的来临,果断地组织这场大辩论,借以调动全校师生向科学进军的积极性与方向性。这时我才真正明白,我们地质系学生为什么要上那么多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的课程,那完全是为我们打下自然科学的坚实基础,以便于日后搞学科交叉综合,推进地质科学的发展与创新做知识储备的。

学科综合交叉

推进《地史学》的创新

我1959年毕业留校任教,在地质教学、科研工作中,以教学带动学科综合交叉研究,提高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

1980年我接任古生物地层专业主干课“地史学”教学工作。为了讲好这门课,我仔细研究分析已有的中外地史学教材,深感地球早期历史是地史学课程的薄弱环节,地球40至47亿年这段时间的历史是空白的,40至25亿年间这段历史,也只是讲前古生代变质岩系的地质构造旋回史,而非真正的地球发展史。为了探究地球早期历史,把地球早期丢失的时间和空间找回来,必须把最新的研究成果,尤其是近年宇宙空间探测研究成果进行充实教学内容。于是我到天文系图书馆借阅了有关宇宙空词探测的杂志和专著,用比较行星学的方法提出了地球的年龄,40亿年前我们的地球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件?原始地壳的性质,原始大气的性质,水圈的起源等等,充实了教学内容,填补充了地史学教材中地球早期历史的空白,还撰写论文“论宇宙空间探测对地球早期历史的启示”发表。

1988年教研室组织《历史地质学》教材编写,我负责撰写“第二编  地球早期阶段的历史前显生宙”,我根据前几年的教学研究,首次提出了:前显生宙的划分;前显生宙岩石圈、大气圈、水圈、生物圈的起源和演化。丰富的资料,崭新的研究成果,填补了空白,极大地丰富了教材内容。该书的“第十八章地球历史学中的若干重要问题”的总结性的结论,包括:地球的年龄,原始地壳的组分,原始地壳的火山与陨击作用,原始地壳的增生及其物质来源,岩石圈的演化趋向等重大问题,都是我来执笔撰写的。1991年这本富有新意的《历史地质学》由地质出版社出版。1994年《历史地质学》被评为南京大学优秀教材一等奖。

拜师学画,

使我文理交叉成为可能

因缘际会,1965年秋我病后休养期间的拜师学画,使我增加了另外一份本事,让我可以用山水艺术去参与地质科学研究。1981年11月下旬我乘船去重庆,到成都参加全国微体古生物学会学术年会。我乘坐的“江峡号”轮船翻过葛洲坝进入长江三峡,在船长支持下,我独自一个在船舱顶棚看三峡,我运用当年郭令智老师教我的地表形态反映岩石性质和地质构造的方法,观察长江三峡两岸风光的地质地貌特征,分析长江三峡的形成机理。沿途观察,让我认识到长江三峡是由北东向和北西向两组共轭断裂系统作锯齿状的拉张形成的峡谷地形。我曾写一首长江三峡诗:两组断裂追踪张,高耸峡壁森森然,山重水复疑无路,船到壁前直转弯。成都会议结束回到南京,经过三个月的构思,1982年3月我创作出了《夔门》,这是我第一次运用地质科学知识,去观察、分析、表现瞿塘峡断裂构造特征的山水画,是我的地质山水画开篇之作。画面左面的低短孤山是白帝城,由白帝城到画面中心山体逐次升高,画面中央由两岸高峰雄峙形成所谓的“夔门”。整幅画表现的是:由北东向和北西向两组共轭断裂构造,在拉张力作用下被拉开形成的锯齿状断裂峡谷,峡谷两岸的凹凸形态是相适应相吻合的,高高耸立的断层面和断层崖,上面记载着沉积岩产状和断层拖曳构造,江面狭窄而多险滩,江水湍急,近处帆船沿岸边缓缓而行,远处江轮拖着浓烟艰难地逆水而上。全画雄伟险峻,既反映地质构造,又展现中国山水画的笔墨和气韵。

文理交叉创立“山水地质学”

1983年南大科研路线进行重大调整,以分管科研工作的副校长王德滋教授发表《面向经济建设,发挥科研优势——论科研联合》一文为标志,文章明确提出:“高等学校发挥科研优势必须走联合道路”,其方法是“加强应用,注重基础,发展边缘,促进联合”(《高教研究与探索》,1983,No.2)。一批跨学科的研究中心先后成立起来。1987年成立的“南京大学东方书画艺术研究中心”,成员来自各系科的书画爱好者,他们各有所长,学校任命我做研究中心副主任,主持日常工作,主任是我们敬爱的匡亚明老校长,学校给研究中心一间办公室,配备电话。从此,专门从事山水艺术研究与创作,成了我的新本职。利用东方书画艺术研究中心这个平台,进行跨学科的文理交叉与嫁接,既是学校对我寄予殷切厚望,更是我的历史使命。我把地质学、美学与山水画结合起来交叉研究,经过15年努力,2003年我撰写完成大学讲义《山水地质学与中国绘画》,经过两年的教学实践检验,修改补充,2005年该书由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

《山水地质学与中国绘画》的出版,标志文理交叉新学科“山水地质学”(Artgeology)在中华大地诞生!(南京大学报,2005-6-10,第6版)

七年以后,山水地质学理论实践篇《康育义地质山水艺术选集》也正式出版了(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2012)。

《康育义地质山水艺术选集》与《山水地质学与中国绘画》配套,标志中国山水画一个新的学派——地质山水画学派的完整体系已经构筑完成。这两本著作已经成为经典而载入南京大学的史册。(南京大学报,2012-11-10,第7版)

半个世纪的地质-丹青探索,不知老之将至。是1956年的科学大辩论的共识—科学联合的思想指引我半个多世纪的科学-艺术道路。五十七年来,我从自然科学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综合研究,发展到文、理学科之间的交叉综合研究,从地球早期历史填补空白的研究成果,发展到山水地质学与地质山水画学派的创立,一路走来,饱尝了个中的艰辛与甘甜。

是南京大学培养了我,也是南京大学造就了我。因此,我要——

感谢培养造就我的南京大学!

感激我们伟大的祖国!

感激我们伟大的时代!

(康育义,2013-9-12二稿于南京大学戴云山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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