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志新先生与南京大学
胡永琦 赵国方/ 文
编者按：2012年10月10日，是南京大学杰出校友程志新先生90周年诞辰。南京大学和江南大学联合编辑出版了《家乡在江南——程志新先生诞辰90周年纪念文集》（程志翔、王武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本文是该书第二章“知行合一”，原文近3万字，本刊分期刊登，以寄托我们对程志新学长的无限哀思和永远的怀念。
一 悠悠寸草心校友第一楼
有人说，在一所历史厚重的学校里，每一寸草木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诚然，对于即将度过110周年诞辰的南京大学，校园里的一花一草，一树一枝，都见证着一段特别的时光。不用说巍峨矗立的北大楼，这所南大人心中的母校之征，曾经承载着血与火之中的希望；不用说静默低调的东大楼、西大楼，还有陶园南楼，百年光阴荏苒，丝毫不影响其为学子避风遮雨之职责；更不用说大礼堂、小礼堂，还有若干楼群⋯⋯它们都在时光之流上驻足，承载永恒不变的欢笑、泪水、青春与热血。
南京大学北园的知行楼也是这样一座历史之证。相对于很多百年古建筑而言，知行楼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小字辈”，但这所掩映在绿树红花之间的小楼却是最特殊的一幢。作为南大历史上“校友第一楼”的它，座落在南京大学鼓楼校区中心地带，校园主干道旁。高三层，建筑总面积1759平方米，1993年竣工投入使用，造价30万美元。黄墙蓝檐，玲珑典雅，修竹樟柏，蓊郁环绕，建筑风格中西合璧，造型、线条、颜色十分美丽。这栋楼的落成盛况在今天仍然可以从当年的记录文字上管窥一二：
为母校广大师生关怀瞩目和海内外1940〜1945级校友情牵梦萦的知行楼，自去年五月南京大学校庆九十周年时奠基，建造历一年零五个月，终于以其特有的雄峻典丽的丰姿，平地而起，仪态万方，屹立北苑。今年10月8日上午，南京大学领导师生代表，海内外40-45校友以及省市有关领导，有关省市南大校友代表共八百余人参加，举行了这“校友第一楼”的盛大的落成典礼。
知行楼广场彩球满天，喜气洋洋，披上了节日的盛装。时针指向八时整，在一片激动人心的欢快的乐曲和鞭炮声中，江苏省政协孙颔主席、南京大学曲钦岳校长、校友总会陆渝蓉会长、台湾新亚建设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邹祖焜学长为新楼剪彩；南大党委韩星臣书记、南京鲁平学长为新楼揭幕。顿时军乐大作，掌声雷动，群情沸腾的欢乐场面，使人激动得热泪盈眶。
上午九时半，知行楼落成庆典大会在大礼堂隆重举行。首先，程志新学长（因患病未到，由上海顾乐学长代表），曲钦岳校长、邹祖焜学长、江苏省教委主任袁相碗学长、来宾代表南京大学安徽校友会张天中会长先后讲话。并由邹祖焜学长向建造知行楼有功单位颁发了奖牌；曲钦岳校长向南京中央大学40-45校友联络处赠送了捐赠知行楼的感谢书，并颁发了金鼎奖。接着，由顾乐校友朗诵，校友和南大学生合唱知行楼颂《雪泥鸿爪》。然后南大离休老干部、教师合唱，南大幼儿园小朋友歌舞，表演精彩节目，表示祝贺。大礼堂成了欢乐的海洋，再一次涌现高潮。
知行楼落成庆典盛况空前，她为南大校史写下新的绚丽的一页。我们可用4句话概括：1、隆重，仪式简约隆重。2、热烈，场面盛大热烈。3、欢乐，气氛喜悦欢乐。4、紧凑，时间集中紧凑。
整个庆典的系列活动，内容丰富多彩，形式生动活泼。七、八、九三天的活动，除庆祝仪式和典礼大型活动外，尚有：
报告会。南大谢立副校长主持，40-45校友和南大师生代表参加。曲钦岳校长，邹祖焜、吴康宁学长做报告。
学术专题讲座。黄真学长主持，校友和金陵老年大学书法班师生共二百人参加。台湾校友知名书法家，书法理论家赵荣澄教授主讲《浮臂运笔法和生命力》。
学术成果汇报会。潘田、王柏文学长主持，校友和南大师生代表参加。在会上发言的有胡聿贤、达式逵、王宸庆、胡叔良、过益先、余力、陈龙、王嘉猷、徐长桂等十二位学长。
科技与经贸信息交流会。高锡安、林幼丽学长主持，海内外校友三十余人参加。王少屏学长介绍了香港经济概况，鞠名超、高锡安、王嘉猷、时光达、陈明通等学长和卫明汉老师相继介绍了有关科技和经贸信息，希望大家协作，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促进物资商品交流和国家经济建设。
校友书画展。黄真、苏昌辽学长主持，共展出书法、绘篆、摄影（上海沈汝麟学长珍藏的当年公演《家》的剧照等）作品70件。10月7日〜9日，三天参观者一千多人。
电影新作展。王柏文学长主持。展出了上海名导演岑范学长执导的新作《梦非梦》(录相,此片尚未公开上映；片中主角扮演者为名演员刘琼和秦怡)。校友和南大师生300人先睹为快,反映极为良好。
整个庆典，包括系列活动，可用六个“多”字做一番概括。这就是：1、参与的人数多。大陆等地区校友306人（其中南京133人），海外各地区校友（包括家属）40人，共346人参加庆典活动。2、学术性活动多。此次为自1988年校友聚会以来最具特色的一次。校友参加此项活动的人数多，南大师生代表亦欣然参加，不仅浓化了学术研究气氛，而且也深化了相互联系交流。3、校友间横向联系活动多。中文系、土木系、化工系、农学系、医学系以及模中同学等，均先后举行了座谈，联谊或聚餐活动。4、当年老师参加庆典活动多。上海钱仁康教师，南京刘继业，蒋翔声和卫明汉老师等，克服了年迈体衰的困难，或乘轮椅，或由家属陪同照应，参加了大会和宴会活动。5、校友间相互关心体贴多。各地区校友对因病不能来宁的向母校捐赠知行楼的首倡者台湾程志新学长以及何明、傅明璟、赵文秉、王嘉谟、黄圭彬、胡克玲、程公达等健康欠佳诸学长，或电传慰问函，或多方托人慰问，表达了关心体贴的深情厚谊。6、母校各方面支持多。在会务、接待、交通、住宿、伙食等方面，得到母校和校友总会无微不至的大力支持和关心照顾，才使这次大型和小型结合的各项活动，取得圆满成功。40-45级全体校友衷心感谢，深表敬意和谢意。
尽管良辰易逝，盛会难再，但是三天浓重、热烈、欢乐而紧凑的盛大庆典，40-45海内外校友无不浸没在无比兴奋和欣喜的氛围中，都为能以40-45级校友凝聚力的结晶——知行楼，体现悠悠寸草心对母校春晖的报答而感到无限安慰和自豪，也为由当年负笈求学，到在各个岗位上为革命事业有所贡献，而五十年后，又能再度聚首北大楼前，重温当年校园生活，留下新的鸿雁爪痕这珍贵纪念而感到无限亲切和温馨。
这难忘的新楼,难忘的盛典,难忘的时刻,难忘的母校培育深恩,难忘的同窗手足挚情,将深深地埋藏在每一位中大40-45级校友的心扉中,直到永远,永远⋯⋯
这些炙热的文字即使经过接近20年光阴的洗礼，在今天读来仍然让人激动万分。如此盛大的落成典礼，持续三天的各种各样的庆典活动，足以证明知行楼落成所具有的巨大意义，事实上，知行楼得到南京大学校史上“校友第一楼”这个称号，其历史意义已经不言而喻，但真正追及这座楼的“前世今生”，还要从中央大学40-45级校友，以及程志新学长说起。
二 南京中央大学
1940年4月，汪伪政府行政院通过“在南京建立中央大学案”。南京“中央大学”成立后，分别在南京、北平、上海、苏州、武汉、广州等7城市招收新生。报考学生逾3000人，录取674人。
该校校址初设于南京建邺路红纸廊。1942年8月，迁至天津路2号原金陵大学旧址（今汉口路南京大学校址），得以利用金陵大学遗留下来的图书、设备以及仪器，办学条件有较大改善。
至1945年夏，共培养两届毕业生计476人，其中本科生416人，专科生60名，连同在校肄业的学生，共计约千人。回顾1937年抗战爆发，全国军民无不热血沸腾奋起抗击日寇的入侵，青年们更相信能御敌于国门之外，很快胜利。然战局迅速逆转，尤其是沪宁一带，一泻千里，当时的国民政府仓皇西撤。而极大部分百姓无法奔向武汉重庆，只得滞留沦陷区，受尽日寇残害侮辱，面对失业失学的严峻现实。
1940年创立的中央大学共设文学、法商、教育、理工、农学、医学六个学院。有教师165人，其中教授、副教授110人，讲师39人，日籍教员15人，德籍教员1人。抗日战争胜利后，南京中央大学于1945年9月改为南京临时大学，1946年6月，临时大学撤销，学生分别转入中央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等校。
在以后的几十年里，无论是内地高校还是中国台湾的“中央大学”，都对40-45年汪伪政权期间的“南京中央大学”报以否定态度，而且在这个基础上，对其间就读、工作的学生和老师亦不予承认。而事实上，在1940〜1945年间，就读该校的同学们，除了用努力学习，充实自己的知识储备作为武器以外，从来没有放弃过斗争。如由1939年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七人团”发展而来的秘密抗日团体“十三人团”；1940年该组织发展成为更富于战斗性的“青年互助会”。此外，“群社”，“团结救国社”，“民社”以及后来的“青年救国社”学生通过各种社团、互助组织进行进步思想的普及和秘密抗日斗争。此外，还有各种集体活动，学生运动，以“倒樊学潮”和“清毒运动”最为典型。
倒樊学潮发生在1943年，校长樊仲云勾结私商，贪污伙食费，引起学生的强烈不满。由文学院的一众同学组织策划，商学院、农学院、教育学院、医学院同学响应，经过周密部署于6月1日，全校1000多名学生罢课，并集体到汪精卫住所**，要求撤换校长，惩办贪官。几天后，汪伪政府被迫答应学生的要求，撤换校长樊仲云。
而清毒运动则是影响更大更深远的学生运动。江泽民总书记在《忆厉恩虞同志》一文中就曾描述过该运动进行的场景。据吴兆奇校友回忆，清毒运动是这样发生的：
1943年年底，因汪伪政府与日本人争夺鸦片专利，伪宣传部长林柏生想利用中央大学学生发动反对烟毒的运动来投机取巧，于是通过其手下，在中大学生中物色发动清毒运动的人选,最后找到厉恩虞(陈震东，文学院)、王嘉谟（工学院），王是秘密抗日团体“青年救国社”的成员，他们和青救社其他成员方焜（工学院）、姚禹谟（工学院）、王海清（法商学院）、以及康景孚（许镇，医学院）、王嘉猷（工学院）等作了研究，大家认为可以利用敌伪内部倾轧，将计就计，发动运动，为民除害。12月17日晚，林柏生派了青年模范团的专职干部李绍忠，找来中大学生七八人，研究如何发动。厉恩虞、王嘉谟参加了研究，青年模范团也有人参加。李绍忠原来只打算搞点宣传，装装门面，但厉、王坚决主张打击烟毒势力，在厉、王的坚持下，李绍忠不得不答应当晚就发动学生上街，对烟馆采取行动。
厉、王回校后，通过青救社和其他关系，动员了一百多中大学生于晚十时左右，整队出发，途经一所中学，又动员该校住校学生参加，总共二百多人，到夫子庙打了几家烟馆。第二天，在各方爱国抗日力量的支持配合下，组织了更大规模的行动。学生在国民大会堂门口集合后，整队出发，沿途队伍不断扩大，有3000人之众，将朱雀路、夫子庙一带烟馆统统砸烂，并扩大到反对烟、赌、舞。当晚学生们回到国民大会堂，当众焚烧鸦片、烟具、赌具。接着召开大会，在王嘉谟主持下，厉恩虞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他大声疾呼：“中国人不要醉生梦死，青年们团结起来，向黑暗势力作斗争。”有些学生见此情景，激动得流了泪，会上决定成立“首都学生清毒总会”，推选厉恩虞为会长，王嘉谟为副会长。后来还在各大中学校成立了清毒分会；并派罗延俊（农学院）、余力（工学院）等去上海、无锡、苏州各校联系。不久，这些地区也掀起了清毒运动。学校放寒假后，成立了“清毒运动寒假工作团”。1944年1月29日前后，“寒假工作团”邀约了住在模范女中的“寒假生活营”的中大学生何广鑫（何明，工学院）、黄圭彬（文学院）、唐益民（文学院）、张杰（鲁平，工学院）、曹昭云（工学院）等，广为发动组织，学生们听说清除烟毒，为民除害，无不摩拳擦掌，热烈响应，当即由“干字运动实践会寒假生活营”会同“清毒运动寒假工作团”共同行动。二支队伍总共一百多人，开到“白面大王”曹玉成家，从他家的暗室里抄出了海洛因，并将曹绑至新街口广场，当众焚烧海洛因，后又将他送交伪首都警察总监署处理，在广大人民强烈要求下，汪伪政府被迫枪毙了曹玉成。5月6日，南京大、中学生600余人又集队到中央饭店查抄烟土、烟具，并当众焚烧。
此次清毒运动前后进行了三个月，其声势之大，影响之广，在当时的南京甚至整个沦陷区都是空前的。在运动中，学生们始终以林柏生为挡箭牌，但又不为其所制，故其他日伪势力对此一时也无可奈何，但后来因日本人反对学生的清毒运动，对汪伪施加压力，并且日特还开具了黑名单，拟逮捕这次运动的骨干，清毒运动的组织者决定及时收兵，运动告一段落，经过这次清毒运动，学生们打击了日伪势力，壮大了抗日爱国进步力量。
除开当时在学校，作为学生的这些斗争之外，40〜45级的同学们毕业后有很多在建设祖国的岗位上作出了巨大贡献，其中成就卓著的同学有，党政领导：江泽民、潘田、钟沛璋，实业界：程志新、邹祖焜、王嘉猷，学术科技界：胡聿贤、周镜、刘大钧、赵荣澄、胡肄健、李航涛、王嘉谟、余力、王志遂、过益先、方福均、朱卓、吴康宁、沈康身、夏基松、朱洪文、范兹德、殷叙彝、沈如钢，医学界：周志耀、谈光新、许植之、杨玉、李坡、张其本、陈诒、许学受、仇乃怡、卞志强、俞荣青、梅师祖，文艺界：岑范、汪国澄、喻若水、汪天愚等等。
程志新先生正是于1941年〜1945年就读于当时的南京中央大学，这里不仅是他热血青春的沸腾之源，梦想追逐的起飞通道，还是人生航程的第一站，更特殊的意义还在于程志新先生相伴终身的伴侣杨文炜女士也是40〜45级中大学生，他们在这里相识，相知，再到以后的相守携手，即使远赴海峡对岸，也无法磨灭他们最初成长的根须所向⋯⋯
三 负笈金陵 品学兼优
程志新先生于1941年〜1945年就读于南京中央大学化工系。在1941年正式进入南京中央大学学习之前，经过了一年的先修班学习。当年先修班的同班同学，后又大学四年的同学徐俊彦先生这样评价程志新：“程志新品学兼优，平易近人，待人接物有其独到之处。他在同学中有很高的威信。”随着光阴的湮灭，很多细节都已经遗失在历史的长河里，但笔者在和徐老的访谈中，仍然能寻到些许的踪影，来追溯程志新先生在大学时代“恰同学少年”。
程志新在学校期间十分用功，他所在的化工系和徐俊彦所在的土木系不一样，土木系学校为学生安排了实习，而化工系的同学需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寻找其他的机会。程志新在兼顾学业的基础上将学与用结合起来，到工厂实践自己掌握的化工理论，所以才有了徐俊彦评价的“品学兼优”。
在41-45年中大读书期间，仅仅是读书和实习是不够的。那时的南京，每个中国人进出城门都得向守门的日军鞠躬。同学们都牢记着亡国之耻，深怀复兴民族之心。在“倒范运动”和“清毒运动”中，作为一名热血有志青年，程志新也积极投身到爱国运动中，游行到汪精卫府邸，高唱《毕业歌》，在夫子庙砸烂鸦片烟馆，在激情飞扬的年代，能贡献出自己的光和热，这本身就是一种价值的体现。
此外，在校期间，程志新长期担任无锡同乡会的副会长。高校的同乡会要求组织者有较高的组织能力，同时还需要有较高的待人接物的技巧，善于团结同学。作为无锡同乡会的副会长，仅仅是职位一衔我们就不难看出，学生时代的程志新是深受同学们信任的。更何况，程志新并不仅仅是在无锡同乡会做出了成绩，有较大影响，甚至扩展到当时的“三吴同乡会”（即苏州、无锡、杭州一带，通称“三吴”）。
学生时代的风云人物必然是有特点，有特长的，课外活动就能很好地体现一个学生具体的素质。程志新的活跃不仅仅体现在同乡会，他还有自己的文艺专长，曾在“中大剧团”的《雷雨》一剧中饰演周朴园，得到的收入用以帮助生活困难的无锡同学。
下面是沈汝麟、陈季楠、王薇、庄佩琳几位学长在《粉墨氍毹忆当年——南京中大（40-45）学生剧团的组织和演出》一文中的记载：
1940年第一学期，医学院同学沈汝麟、赵忠纲和教育学院同学徐景光，发起组织‘中大剧团’。
......
“中大剧团”还两次应邀赴无锡义演。
第一次是1943年寒假期间，由无锡同乡会会长政经系同学华洪熙和理工学院的无锡同学程志新、顾期百等，邀请“中大剧团”部分演员同学去无锡义演《雷雨》一剧。参加演出的同学有沈汝麟和无锡同学程志新、顾期百、朱斐、庄佩琳等。由沈汝麟导演，并将售得之款项分赠给无锡部分生活清寒的同学，受到家属的赞扬。
第二次是1944年寒假，程志新、顾期百同学再次邀请沈汝麟、赵忠纲、林宝康、梁林荫姐妹赴无锡，与无锡同学联合演出《原野》，该剧仍由沈汝麟导演并参加演出。恰好正值春节期间，观众踊跃，场场客满。演出甚为成功。所得票款，仍由程志新、顾期百等分发给无锡部分同学。“中大剧团”两次赴无锡，和无锡同学联合义演，除给无锡各界留下良好的印象外，还和无锡中大同学会，结成了深厚的友谊。
对一个人而言，经过的历练，时间的长短，带来的只是经验、体验上的变化，深植于人心的性格和为人信条，却很少发生变化。只有真正无私、博爱、常怀感恩之心的人才会全心全意地帮助他人。学生时代的程志新先生已经自觉不自觉地用自己的余力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们。也许学校并不是程先生慷慨行动的起点，但毫无疑问，1941-1945年的中大生活让程志新在认识自己、认识世界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一个坚实的基础才能换来更高的大楼，这些美德贯穿了程志新先生一生，从学生时代，到耄耋之年，他始终如一。
但是，学生时代的程志新永远无法想到，当自己再次站在母校的热土之上，满怀的激动、感恩的情怀如同激越的岩浆一般迸发而出的时候，已经是接近半个世纪之后的事情了。
四 重返故园 巧遇乡音
这是1987年春天的一个普通的清晨，阳光明媚，校园满枝的银杏、厚实的塔松，相映着活白芬芳的小兰花，十分清新美丽。时任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渝蓉教授从家里去学校，走到北园大礼堂前，她突然看到有一个人在激动地抚摩着几棵老树，留连沉吟。她猜想他一定是一位老校友，便上前打招呼。他说，自己是这里的老学生，离开母校43年了，像一只孤雁第一次飞回旧地，从台湾回来觅踪寻梦，采访亲戚和师友，追根怀旧，看到祖国富强了，学校发展了是多么高兴。
在攀谈中，陆教授听出了他的一口无锡腔，感到特别亲切，因为陆教授也是无锡人。于是两人认了同乡，并坐在北大楼前的草坪上谈了很久。在与程志新先生交谈的过程中，陆教授发现，程先生的话，没有一句不透露着对母校深深的眷恋：这片承载着美好岁月的沃土，半个世纪后的游子归来，你可曾铭记我们当年的笑与泪，苦与乐，憧憬与希望，艰难与哀愁.....
浓烈的感情深深地感染到陆渝蓉教授。陆教授当时就表示，程先生可以随意在学校看看，转转，有什么问题，可以请她帮忙解决，作为学校的党委书记，非常欢迎校友常回家看看。
这，就是程志新先生阔别母校多年以后的第一次访问。而这里，当下南京大学鼓楼校区北园的大礼堂、北大楼一带，正是程志新先生1941〜1945年就读南京中央大学的故园。
沉浸在回顾旧日美好时光中的程志新并没有忘乎所以，因为有一个极大的现实问题——包括自己在内的40-45级同学的母校到底是哪所学校——困扰了他近半个世纪，眼前陆渝蓉书记真诚的话语让程志新似乎看到了将这个问题解决的一丝曙光，于是，他试着向陆书记提了出来。
事情是这样的⋯⋯
1902年创办于南京鸡笼山南麓的三江师范学堂，后历经更名两江师范学堂、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第四中山大学、国立江苏大学，1928年5月更名为国立中央大学。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南京危在旦夕，朝野上下，纷纷忙着迁都；国立中央大学在时任校长罗家伦的主导下，西迁重庆沙坪坝艰苦办学。抗日战争胜利后，国立中央大学迁回南京四牌楼旧址。
1949年8月，国立中央大学更名为国立南京大学；1950年10月，再更名为南京大学。1952年6月至9月，中共中央人民政府大规模调整了全国高等学校的院系设置，把民国时代的现代高等院校系统改造成“苏联模式”高等教育体系。经过全盘调整后，全国许多高等学校被分拆。南京大学调整出工学、农学、师范等部分院系后，与创办于1888年的金陵大学文、理学院等合并，仍名南京大学。校址从四牌楼迁至鼓楼金陵大学原址，也是1940〜1945年南京中央大学曾经的办学校址。
而台湾的“国立中央大学”由原中央大学的校友为主，于1962年在台复校发展。
由于程志新及其同学就读的学校是1940年汪精卫汉奸政府筹办的高等院校，其政权本身就没有任何合法性——汪伪国民政府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内部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进攻和政治诱降，在日军卵翼下建立的傀儡政权。抗日战争胜利后，南京中央大学于1945年9月改为南京临时大学，1946年6月，临时大学撤销，学生分别转入中央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等校。对汪伪的全盘否定连带否定掉了1940-1945年间的南京中央大学，对其间学习的学生也采取了歧视性政策。随着政治局势的变迁，两岸对立，海峡两岸的高校发展也走上了各自的轨道。
无论是台湾还是大陆，当年程志新先生及其同学曾经的母校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哪里是自己的母校？我们应该是哪所学校的学生？当时，无论是台湾的中央大学，还是大陆的其他院校，没有任何一所学校明确承认程志新及其1940-1945年就读南京中央大学的同学是自己的校友。
这是一群“孤儿”。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