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有训的大学教育思想与实践

发布者:系统管理员发布时间:2012-07-26浏览次数:1376

 
 
 
 
吴有训的大学教育思想与实践
 
 
 
 
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曾有一批中国留学生在欧美的一些著名高校完成学业后,即怀抱科学救国和教育救国的理想,匆匆赶回战乱灾祸不断的祖国。正是这批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为中国现代教育、科技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曾任中央大学校长的吴有训就是其中的一位杰出代表。
吴有训,字正之,1897年4月26日生于江西省高安县黄沙乡(今荷岭乡)石溪吴村。1916年中学毕业后即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理化部学习,1922年以江西省官费生资格入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物理学。1923年,吴有训被美国著名物理学家康普顿教授选为研究助手,他以大量有效和艰苦的实验,证实了康普顿效应的广泛适用性和严格科学性。几年后,康氏因此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他们的成果也被国内外一些物理学教科书称为“康普顿—吴有训效应”。
1925年,吴有训获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即留校任教并在国际物理学界崭露头角。次年,他婉言谢绝了康普顿的挽留,放弃国外优越的研究条件毅然回到了阔别5年的祖国。就是从这时起,吴有训与中国现代大学的发展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一、奋进与颠沛:
吴有训大学教育生涯追踪
 
吴有训从事大学教育的经历,充满了艰辛和坎坷。
他首先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计划在南昌协助筹办江西大学,为国家培养科技人才。但他的报国热情很快在严酷的现实面前转为失望。1927年8月,他被聘为南京大学的前身—南京第四中山大学物理系副教授,兼任物理系主任。此为吴有训在中国大学从教之始。
1928年8月,吴有训受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物理系主任叶企孙之邀到清华任教。叶企孙也毕业于芝加哥大学,是一位极有胸襟远见的教育家,一直非常注意为清华聘请名师。他将吴有训的工资定在自己之上,以示重视和诚意。1934年,37岁的吴有训接替叶企孙任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次年又接任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
1937年“七七事变”的爆发,把吴有训进一步发展清华理学院的计划完全打破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迁校长沙,联合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8月,吴有训赶赴长沙临时大学主持教务。1938年2月,长沙临时大学又迁往昆明,改名西南联合大学。在那灾难深重的日子里,除繁重的教学工作外,建校任务更为艰巨,吴有训担任了大量繁重、琐碎的工作,贡献巨大。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在即,吴有训被任命为国立中央大学校长,他辞去西南联合大学理学院院长的职务,布衣长衫,未带一人,由昆明到重庆赴任。到1946年7月底,在吴有训主持的中大复员委员会的精心组织下,动用水、陆、空各种交通工具,12000多名中大师生分批全部安抵南京。吴有训是怀着为母校服务的热情回到中大的,他在中大校长任内,竭尽心智,披肝沥胆,受到全校师生的拥护和爱戴,这在旧中国的大学校长中是极为罕见的。由于一直不满国民党的统治,吴有训在1947年10月赴墨西哥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时,便决定不再担任中大校长,后在中大中共地下党的帮助下,转居上海,等待全国解放。
1949年初,他受聘为上海交通大学物理系教授,坚决拒绝了国民党要他去台湾的“邀请”。5月25日上海解放。7月29日吴有训被任命为上海交通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12月,吴有训受命出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华东教育部部长等职。1950年12月26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任命吴有训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自1927年秋回国到1950年冬奉调进京的24年,是他在大学执教治校的主要时期,这既是他历经曲折颠沛(如南昌的受挫以及清华的南迁与中大的复员等等)的24年,也是他为国家培养科学人才,矢志不移,不断奋进的24年。人称吴有训为我国近代物理学的先驱,这一方面是由于他在科学上取得的成就,另一方面也因为他在这24年间,为中国培养了大批的物理研究人才。而他的极其宝贵的对于大学教育的理解以及治校风格,值得我们去探究与借鉴。
 
 
二、卓见与笃行:吴有训的
大学教育思想与治校特点举要
 
吴有训是带着一位科学家所特有的思维方法和眼光来从事高等教育的,科学精神与爱国主义的结合,构成了吴有训大学教育思想的基石。由此出发,追求中国在世界上的学术独立,则是其大学教育思想的立足点和最高宗旨。为了实现这一宗旨,吴有训在办学中坚持不懈地推行了一系列办学主张和措施:
1. 在教师问题上,把聘请学术造诣高的教师作为办学的首务
吴有训在20多年的办学生涯中,始终把学校延聘学术造诣高的教授、学者放在突出的位置。三、四十年代的清华大学物理系是当时中国屈指可数的物理学教育和研究中心,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吴有训、叶企孙等人陆续聘请了周培源、任之恭等年轻有为的物理学家到校任教。他任中大校长后,为中央大学聘请了不少著名的学者,进一步充实了中大的师资队伍。同时,吴有训还充分尊重和爱护教师,想方设法使他们能安心从事教学、研究工作。1947年5月6日,中央大学教授会开会,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提高教育经费,改善教职工待遇。吴有训对此给予了积极的支持。
在给教师以极高礼遇的同时,吴有训要求所聘的教师教学与科研并重,不脱离科学的前沿。在这方面,吴有训身体力行,本人就是一个范例。1928年他到清华后,从实际出发,审时度势,迅速将自己的学术研究以实验物理为主转为以理论研究为主;到1937年,他在有关X射线的研究方面发表了10多篇论文,开我国物理学研究之先河。与此同时,无论是在清华、西南联大,还是在中央大学,吴有训都始终没有离开讲台,开设一系列物理学的课程。他的许多学生,如钱伟长等,都对他生动的、极富启发性的讲课记忆犹新,认为是最好的科学享受。
2. 在学生的问题上,招收时宁缺勿滥,在培养中使学生有扎实的基础和宽阔的知识面,着力培养学生的实验和动手能力
吴有训认为,物理系招收的对象,一定要愿意学,而且要有能力学物理,这样才能选拔出真正的人才。为此,他强调对学生作严格的挑选,把高年级的学生人数控制在与实验室的容量相符合的限度。但对于个别总分未上线但专业成绩特别好的考生,他总要求进行反复研究,以免使优秀人才失去深造的机会。
在对学生的培养过程中,重视对学生基础的训练。为保证基础课的教学质量,当时给新生讲授普通物理课程的,都是当时国内一流的物理学家,吴有训便长期开设这门课。他即使在担任中央大学校长,行政事务极为繁忙的情况下,也还亲自给中大物理系一年级学生讲授“普通物理学”。
吴有训一贯主张对学生进行全面的科学知识训练,开拓学生的知识面。他总是要求和指导学生选学其他系、甚至文学院的课。若有学生只选本系的课,他常不给签字。这种全面训练,为学生将来从事教育和科研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尤其重视实验教学,培养学生的实验动手能力。他要求学生手脑并用,掌握各种基本的实验技术,锻炼动手能力,学会自己动手安装、调试以及制作一些实验设备。1935年,他在清华物理系首次开设“实验技术”选修课,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这对他的学生日后在研究上取得成就可说是至关重要的
3. 重视校内外、国内外的学术交流,把它作为推行现代教育,推动国家学术独立的必不可少的手段
首先是人员的交流。他尽量邀请国内和国际上第一流的学者到他所在的大学兼课、讲学,开阔师生的眼界,给教学和研究增添新的活力。
其次是研究成果的交流。这里值得称道的是,吴有训在密切关注国际学术发展动态的同时,对及时在国际上介绍我国自己的科学研究成果,以确立中国在世界学术界的地位给予高度重视。这对促进当时我国高校科研、教学水平的提高,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不难看出,在吴有训那里,科学家与教育家这两种社会角色极其完美和谐地融为一体。一大批现代中国的科学栋梁如王淦昌、赵九章、张宗燧、钱伟长、王大珩、钱三强、陈芳允、葛庭燧等皆出自吴门的事实表明,吴有训确实做到了这一点。这样,吴有训不仅在理论上提出了,而且在事实上实践了大学要为推动国家学术独立服务的办学宗旨。
4. 独特的治校办法
吴有训认为,大学应该是教授和同学自己的,教师和学生是推动大学发展的主要力量。针对教师和学生的不同情况和特点,他分别采取了相应的方法,以充分发挥他们在学校中的主体作用。对待教授,吴有训以一个科学家的坦荡胸怀,毫无知识界常有的狭隘门户之见,宽厚待人,严于律己,团结和带动所有教师共同工作。吴有训到中央大学后,立即着手加强教授会的力量,扫除原有的官僚作风,以行政会议作为校政的最高决策机构,表观出了他审时度势,善于处理和协调矛盾的能力,以及知人善任、公正踏实的领导作风。对待学生,吴有训则以开明、信任和支持的态度待之。他到中大以后,允许学生自由组织社团,并支持学生摆脱国民党、三青团的操纵,民主选举学生自治会。为此,他修改了学生自治会的组织章程,废除了过去由训导处包办的间接选举的办法。这些民主措施的实行,在客观上对抗战胜利后中大民主运动的开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吴有训到任中大后的一段时期,当时以帮派势力为背景的所谓“少壮派”“三长”(即教务长、训导长、总务长)把持天下,跋扈校园,引起师生的极大反感,吴有训也深恶痛绝,向当局提出辞呈,并回江西老家治丧,期满不归。在学校师生的一再呼吁下,蒋介石亲自电请吴有训回校主政。在有理、有利、有节的抗争中,不可一世的“三长”只好辞职,吴有训返校重新组阁,提出了“在安定中求进步,在进步中求安定”的治校方针,使中大的不良势力渐有收敛,各项事业继续前进。如果说对师生主体作用的尊重和发挥为大学的发展获得了取之不竭的强大动力的话,那么,与不良势力的不妥协的抗争则为扫除或减少大学在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所必需。这两者相互依存,缺一不可,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吴有训卓有成效地治理大学的重要条件和因素。
综上所述,以追求国家学术独立,让科学在中国生根为核心和最高宗旨,吴有训以科学家所特有的眼光、立场和方法,对高等教育进行了一系列独到、有效的思考和探索,尤其是在如何依据中国的国情培养自然科学人才方面,给我们留下了极有价值的经验和教益。
 
 
三、风范与魅力:不朽的吴有训
 
吴有训留给我们的并不仅仅是上述对于大学教育的见解和启示,其更具魅力之处,或许还在于他在与当时的社会现实的反差中所显示出的高尚品格和气质。
在严峻、动乱的社会状况下,吴有训作为一名有强烈正义感、责任感的大学校长,始终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竭尽心智捍卫教育的尊严。这其中一个最突出的内容就是他不畏强暴,在逆境中敢于承担责任,真心实意地支持和保护进步的青年学生。1946年,旧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为促成国民党接受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建议,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沙坪坝中大的进步师生举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游行。游行前一天,吴有训专门召开会议,要求各单位提出具体安全保证。为防不测,他又在次日加入游行队伍,走在最前列,中大师生顿时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欢呼校长领队。慑于吴有训的威望,在他任校长的两年时间里,国民党军警始终未能进入中大,他们曾无可奈何地说,中大校园是共产党的“租界”。也正是由于在对待学生运动问题上与国民党当局的尖锐矛盾对立,吴有训忍受了种种压力,精神一度十分苦闷。但他一再表示:“只要在任一天,就要全力保护青年学生。”他对学生的舐犊之情,对师生疾苦的体恤,早已在人们心中树起了丰碑。
在当时,中央大学校长是一个相当重要、显赫的职位。复员南京后,学校给吴有训准备了设备齐全的洋房官邸,但吴有训却把它让给了其他教授住,自己全家七口人住在一幢小楼的楼下二间房里。平时他很少坐专车,上班多数步行,因此曾发生由于穿蓝布大褂去国民党教育部而被门卫怀疑盘问的事情。在学校招生时,他对说情者,概不理睬。当年,吴有训的两个儿子随家从昆明到重庆拟投考中大附中。吴有训对他们说:“凭自己实力去考,不要有其他希望。”考取后这两个孩子平时在校旧服破衣,排长队吃饭,一切从无特殊,很少有人知道他们是校长的儿子。
凡此种种,不胜枚举。吴有训晚年常常对子女们说:“我自己原本没有多少值得称道的东西,如果还有一点值得一提的话,那就是我常不忘出国留学是国家的公费”;“我常常想,我应该为人民做些什么,以便添上法码使心里的天平得到应有的平衡。”这些朴实而又体现吴有训特有思路的语言,对上述的一切都作出了确切的回答,它也可以说是吴有训光辉一生的注脚,同时更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获得一种崇高的精神力量和境界,对于一个想有所作为的大学教育工作者来讲,是何等重要!
 
(本文原载2012年5月10日《南京大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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