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尔纲先生与南京大学方之光
罗尔纲先生一生在大学担任教授有两次，一次是1948年秋季，再一次是1954年。教学时间虽然不长，但是罗尔纲严谨求实、不断创新的良好学风，扶掖后学、诲人不倦的无私精神，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长者风范，都深深地影响了青年学子。
一、1948年在中央大学任教
1948年秋天，应历史系主任贺昌群之聘请，罗尔纲到中央大学做兼职教授，讲授太平天国史。当时听课的学生刘敬坤回忆说：
据我所知，在中国的大学里，罗先生是第一位在大学里开出“太平天国史研究”课程的教授。我有幸赶上这个机会。
……原本系里还同时请郭沫若先生讲考古学，因教育部阻挠未能如愿。
罗先生当时将近50岁，正当一位学者学术上的风华正茂之际。虽然比起老一辈的名家来似乎声望稍逊一筹，可是他的太平天国史研究已经赢得了不少名声，在群星灿烂的中大历史系也算得上是一位名教授了。我们当时十分信服的近代史教授郭廷以先生一再赞誉罗先生的学术水平，大家也便怀着一种特别崇敬的心情去听课。
太平天国史是选修课，每周两学时。大多数同学都知道孙中山“是继承洪秀全的革命事业的，……认为太平天国带有近代社会的性质”，所以选这门课的人很多。“全部历史系二、三、四年级的学生总有七八十人；外系选修的和参加旁听的还有一些人。文学院没有这样大的教室，课程就排在东南院法学院一个大教室里，上课的人把一个大教室坐得满满的。”
对这次在中大讲授太平天国史，罗尔纲作了充分准备。1948年9月24日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说：
（今）撰中央大学《太平天国史研究》课程讲授纲目。学生决定一边授课，一边写《太平天国史考证学》一稿。此稿分三部分：一、方法论；二、史料鉴定；三、史迹考证。学生所用考证学方法，一点一滴都是敬遵师教。……中央大学课程除以所呈考证学纲目为教授主干外，并于第一部后加《史料目录》作为第二部，先教学生怎样去搜集（材料），其次把所见太平天国史料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办法于每目之下加以提要，使学生知道内容。将《史料鉴定》作为第三部，《史迹考证》作为第四部。再于第四部之后加第五部《史事解释》，教学生知道历史家要有广博的知识，然后方能对形形色色的史事加以解释。学生举了几个例：如“天父天兄的降托与交感巫术”，这便要懂得巫术的原则原理方能去解释，杨秀清、萧朝贵利用广西“降僮”的巫术去蛊惑群众。又如“疯子天才的洪秀全”，这便要懂得变态心理学及病理学方能对洪秀全有深澈的了解。又如“天历发微”，这便要懂历法才能分析天历的构成。又如“捻军的运动战”，这便要懂得运动战的原则原理，方能解释那用长矛的捻子，屡次歼灭用来福枪并且有了西洋近代炮兵营的淮军的道理。学生目的是要青年人知道要写历史必须有广博的知识，断不是懂得一点“史观”就可以写历史的。第六部为《综合著作》，这是对最后一步再造太平天国史的讨论。学生对授课事，一点不敢苟且，曾经深思熟虑了许久，但不知有无错误？敬乞师赐教！
罗尔纲精心地准备了《太平天国史研究》的讲授提纲，把自己的研究工作和教学结合起来，一边教学，一边研究。
罗尔纲的课讲得相当深入，达到了研究生课的水平。整整一学期只讲完了一个问题：太平天国何以发生。1946年夏，罗尔纲写成的题为《太平天国革命前人口压迫问题》的论文成了这次讲授的主要内容。它包括四大问题：
1. 乾嘉道三朝增加的民数
2. 乾嘉道三朝民数与田亩的比较
3. 从统计数字外看当时人口压迫的情况
4. 当时的人口论
当年罗尔纲在黑板上抄录了湖南巡抚杨锡绂的《陈明米贵之由疏》，其中有云：“臣生长乡村，世勤耕作，见康熙年间，稻谷登场之时，每石不过二、三钱，雍正年间则需四、五钱，无复二、三钱之价，今则必需五、六钱，无复三、四钱之价。”六十年后刘敬坤回忆说：“这三个比例数字到现在我还记得很清楚。”
二、1954年在南京大学任教
1954年秋季，应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韩儒林的邀请，罗尔纲先生又来南京大学兼任教授，讲授太平天国史专门化课程，听课的有1951级、1952级学生，约40～50人。据时任1952级班长的陈得芝回忆：
1954年秋季，……南京大学历史系……三年级业已修完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两门基础课，开学后就要进入修读专门化课阶段。系里通知我们说，承罗尔纲先生同意，将在本学期为我班开设太平天国史专门化课。我们在学通史时就已知道，罗先生是著名的太平天国史专家，尤精于考证，著述宏富。听说他正在集中精力编一部多卷本的大型史料书，还要筹建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工作非常忙。当时我们想，系主任韩儒林先生的面子真够大，竟能请得动罗先生。上课以后才知道，罗先生是一位非常平易朴实、非常热心给年青一代传授知识的忠厚长者，这就是他为什么愿意在百忙中接受邀请，拨冗为本科生开课的原因。
当时南京太平天国史料编纂委员会聘罗尔纲在南京图书馆做资料排架摸底工作，从七十万册图书中搜集整理有关太平天国史的资料；并实地调查有关太平天国的遗址遗迹。罗尔纲把教学工作与这项科学研究工作结合起来，课堂不在学校，而在南京图书馆里面。陈得芝回忆说：“先生总是提前准备好材料在课堂等我们。但……先生讲话广西口音很重，……大部分同学都不大听得懂，幸好我班有个广西人丘第膺学长，必要时就充当了‘译员’，先生也不厌其烦地尽量多用文字形式反复解释，基本上解决了听课难的问题。”
陈得芝回忆了罗尔纲授课印象最深刻的三点，他说：
其一是先生非常重视新史料的发掘和利用，如讲解了许多件太平天国颁发的“田凭”，以及婚姻凭证等，并让我们参观了收集到的部分实物，从而使我们加深了对太平天国各种制度的了解。又如先生在讲课中用了大量当时人的笔记资料，其中还有南京图书馆所藏的未刊稿本。
其二是强调对史料要进行辨析考订，求得历史的真实。例如某些时人的记载，经过与多种资料的比较和对作者身份及时间、地点的分析，证明其或系传闻不实，或系有意歪曲，不可凭信。
其三是结合讲课考察历史遗迹。先生不辞辛劳，亲自带我们考察了南京多处太平天国遗迹，包括紫金山上的天保城，太平门外的地保城，被曾国荃湘军轰开一个大口的南京城墙（湘军由此处攻入天京），新发现的堂子街某王府等。先生身材瘦小，但精神抖擞，步履轻捷，边走边指点、解说，登山时还常常走在学生前头，和我们一起考察的韩儒林先生比他小两岁，老是跟不上他。在参观堂子街某王府时，先生着重带我们看了壁画，以浓厚的兴致给我们仔细解释一幅占满整个墙壁、以望楼为中心的壁画，特别要我们注意画上看不到一个人物图象，指出不画人像是太平天国图画的特点。
陈得芝深有感慨地说：“过去两年学通史，主要是掌握基础的知识，局限于上课记笔记，下课复习笔记，看些教科书，还不懂怎样做历史研究。听了先生的课，知道不仅要广泛地搜集资料，还需要分析考订，才能弄清历史的真实面貌，学历史真是复杂、艰苦的事，并不比学理科容易。”有一次陈得芝到罗尔纲家中探访。罗尔纲同他谈学习问题时，随手“打开几扎卡片，作为范例”，讲起搜集、整理资料的方法。罗尔纲还教导同学们“读书要脑勤手勤，读到好资料就马上记下来；如果发现这条资料和自己以前所记某条说的是同一件事，而内容互有详略歧异，就找出以前记的卡片来比对，同时把你的判断或疑点写在上面，不要丢失这一刹那的心得，因为它可能会成为一个新课题研究的起点。”陈得芝还说：罗尔纲“通过展示自己的研究笔记生动讲解的做学问方法，却一直牢记在我的心中，应用于我后来的研究工作。”
罗尔纲对南京大学历史系有深厚的感情。60年代初，南京大学历史系青年教师希望复制罗尔纲在南京图书馆摸底编纂的800万字资料，他慨然答应，无偿提供。这为南京大学历史系青年教师研究太平天国打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这种无私的教导，在南京大学历史系已经成为一种美好的回忆。
20世纪80年代南京大学成立历史研究所，罗尔纲又被聘为名誉研究员。南京大学研究太平天国史的教师，都是在罗尔纲精心培育下成长的。1987年罗尔纲85华诞时，茅家琦写了《一代宗师罗尔纲》的贺寿文章，提出学习罗尔纲“打破沙锅问到底”的严谨求实的治学精神以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和严于律己、全心全意用于学术研究的精神。正如郭毅生所说：“茅家琦教授在本书中以《一代宗师罗尔纲》为题撰文，这不单是他个人的看法，而是说出了我们这一代太平天国史学者的心声！”1997年罗尔纲去世后，茅家琦等到北京参加遗体告别仪式，送上了一付挽联：“欲报师恩空有泪，思闻教诲杳无声”，这是真实的感情。
（原载2011年3月30日《南京大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