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云翱：与古文明打交道的先锋
王舒驰/文
贺云翱，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82年2月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后入南京博物院从事田野考古工作。1984年参与创办学术期刊《东南文化》并长期担任编辑部主任。1996年主持创办南京市文物研究所并担任负责人。2002年入南京大学任教，现任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南京大学南京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江苏省决策咨询研究基地·江苏历史文化研究基地首席专家。兼任“华夏遗产网”总编、《长江文化论丛》主编、《东南文化》编委会副主任、国家文物局三普专家库成员、中国钱币学会专家委员会委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杂志》（中文）专家委员会委员、江苏省古陶瓷学会、钱币学会副会长，江苏省文物保护专家委员会、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江苏省文物鉴定专家组成员，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组组长，南京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委员等。
1977年，一个来自扬州宝应县的小伙儿来到南京大学历史系，开始了他的南大生涯。三十多年后，当年的小伙儿已成为蜚声海内的学者。虽然他的研究领域是建立在古文明遗存之上的考古学与文化遗产学，但他的奋斗历程，却是不断“敢为人先”的。他就是贺云翱，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一个与古文明打交道的先锋。
创办《东南文化》
——“那时我们雄心勃勃！”
从南京大学毕业后，贺云翱被分配到南京博物院从事田野考古工作。两年之后，他从扬州的考古工地被单位召回，接受一项新任务：以南京博物院1978年创办的内刊《文博通讯》为基础，创办一本可以作为学术交流平台的高水平学术刊物。
在贺云翱与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下，《东南文化》应运而生了。在当时的文博界，类似的学术期刊是很少的，《东南文化》的创办，不啻为一种大胆的尝试。如今，《东南文化》已成为“江苏省双十佳期刊”和“江苏省期刊方阵”双效期刊的优秀期刊，是中文核心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它的创刊与发展，也影响了其后许多文博刊物的创办。因此，国家文物局的相关领导曾在给《东南文化》的信里写道：“《东南文化》是中国考古界的一面旗帜！”
贺云翱在《东南文化》编辑部主任的岗位上度过了八年。在这八年的时光里，贺云翱竭尽全力，无论是刊物的专栏设置、用稿倾向还是依托刊物的学术活动组织，他都倾注了大量的心血。而这本期刊放弃了当时习惯的类似××文物、××考古这样的名称，以“东南文化”为名，也正是出于他的构思。在离开《东南文化》编辑部主任的岗位后，贺云翱曾撰文回忆在《东南文化》的岁月：“那时我们雄心勃勃，怀抱着为国家办一流刊物的决心，立足区域，面向全国及海外，以文物考古为根底，兼及其他文化科学，力图使考古学与相关学科交融竞辉，以打破学科较为封闭的局面，展现文博系统在学术科研陈营中独特的作用。”
明孝陵“申遗”
——“如果明孝陵申报不成功，那不是明孝陵不行，而是评审的专家没有眼光！”
1996年，贺云翱调到南京市文物局并创建了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那里，他先后主持了多个大型考古发掘项目。2000年，他所主持的考古项目“南京钟山六朝坛类建筑遗存”获选当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这几乎可以算得上中国考古界的最高荣誉。在贺云翱看来，自己的田野考古工作生涯在这一时期达到了“一个很高的高度”。
除去传统的考古工作外，贺云翱还积极开辟新的工作领域。他将工作领域扩至考古、文物鉴定、博物馆、文物市场四个方面，并且依托南京丰富的历史遗存，在南京市从事了大量的文物鉴定工作，这在文物市场尚未起步的当时，无疑又是一次“先锋”之举。而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时期，贺云翱开始接触“世界文化遗产申报”这一课题，并且在2000年成为南京明孝陵“申遗”工作小组的组长——这个全新的工作对他此后的研究生涯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1997年，贺云翱投入到为明孝陵“申遗”所做的前期发掘工作中， 2000年11月18日，南京市文物局与中山陵园管理局成立由贺云翱领衔的联合工作小组，明孝陵申遗正式启动。国内程序走完后，贺云翱又作为执笔人参加了申遗最重要的环节之一——起草申报文本这项艰巨的任务。那时贺云翱手边没有可资借鉴的文本，只有联合国《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作为唯一的理论指导，但这个申报文本又非常重要，因为在法国巴黎参加审查、投票的联合国教科文专家主要是靠申报文本作出判断。就在这样的情况下，经过贺云翱与同事们两个月的努力，一份4万多字、图文并茂的文本；一份规范、严谨，言必有据，能显示申报项目“在世界范围内公认的突出意义和普遍价值”的申报书终于完成了……
最终，在2003年，南京明孝陵成功“申遗”，贺云翱执笔的申报文书也被国家文物局专家评价为“可以作为样板”的文本——勤勉细致又富于开创性的工作，以及对明孝陵文化价值的认同，使贺云翱在申遗最终投票前说了这么一句话“如果明孝陵申报不成功，那不是明孝陵不行，而是评审的专家没有眼光！”
创办南京大学“文化遗产学”学科
——“文化遗产是一个地区、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极为重要的文化资源和文化竞争力的构成要素！”
2002年，南京大学因百年校庆筹建博物馆而向贺云翱发出了邀请，贺云翱欣然应允，回到阔别20年之久的母校工作。2003年，他向学校提出了创办“文化遗产学”这一新兴学科的申请。贺云翱提出这个申请的原因，是他在明孝陵“申遗”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学术思路的变化，他忽然发现：作为历史形态的“文化遗产”原来可以融入到现代化中，可以为社会发展服务，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需要一个新的学科即“文化遗产学”的学科支持。
贺云翱的申请很快得到了学校的批准，就这样，南京大学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一道，成为中国最早开创“文化遗产学”方向的高校，而贺云翱也成为在中国高校中最早从事文化遗产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的老师。这一次，贺云翱不仅是行业里的先驱者，也走在了国家政策的前面，因为直到2005年12月，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才用“文化遗产”取代了我国使用了几十年的“文物”这个词。到今天，“文化遗产”已成为受到社会各界广泛重视的话题与领域，全国也有三十几所高校开设了相关课程。得益于贺云翱的“先人一步”，南京大学在这一领域保持着全国较为领先的科研水平。除了创办学科方向之外，贺云翱在科研体制和学科建设方面也做出了大胆的尝试：他组建了“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作为科研平台开展科学研究，依靠自身的学术研究和社会实践，聚合了一大批有着考古学、历史学、法学、建筑学、规划、艺术、自然遗产等多学科背景的科研人员，他们按照创新学科的基本路径，通过跨学科、多视角的方式开展科研项目，迄今已完成国家和不同区域、城市的相关课题60多项，在完成科研任务的同时也履行了高校的社会服务职能，受到了课题委托机构的广泛好评，他的目的是力求将科研、教学、学术创新与服务社会真正结合起来。
对于自己所从事的学科，贺云翱有着浓厚的兴趣和高度的认同，他曾在《南京大学学报》上撰文写明：“文化遗产是一个地区、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极为重要的文化资源和文化竞争力的构成要素。”
如今，贺云翱从南京大学毕业已经30年了。回首自己的大学时光，他感触最深的，一是学校当年对教学资源组织的用心——所学课程的授课老师来自中国各个高校和科研单位，几乎都是各个领域的顶尖专家；二是他们那一代人对知识的渴望——课堂上努力学习，连在食堂里吃饭时也会有学术辩论，他自己也单纯因为考古专业可以在历史学的课程之外再多上一些课程而选择了专业方向；三是理想主义——读书时即深刻地意识到“读书是为国家所学，为社会所学”。
近三十年的工作生涯里，贺云翱总喜欢做一些“先锋”的事，用他自己的话，就是“立足原有的学科基础，面向社会发展的前沿，找到一条最好的治学路径”。在他看来，传统既可以被视为包袱和负担，也可以成为人类向前发展的动力，而他，正是在这不竭的动力中，释放自己作为学者的能量，追寻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