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祝军与他的科学

发布者:系统管理员发布时间:2011-07-16浏览次数:235

 
 
 
 
姚祝军与他的科学观
王舒驰/文
 
 
 
姚祝军,南京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90年7月毕业于复旦大学化学系;1995年7月在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获得博士学位;1996年9月至1999年9月,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任博士后访问研究员;1999年9月起加入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所任研究员。2008年9月受聘南京大学任教授。曾入选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杰出青年基金、上海市科技启明星计划和科技启明星跟踪计划。曾获得上海市第三批领军人才;第一届中国科学院朱李月华优秀教师奖;“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杰出青年科技创新人才”称号;第一届药明康德生命化学奖二等奖;中国科学院优秀教师;2005-2006 年度中国化学会-巴斯夫青年知识创新奖;2010年度Thieme化学杂志奖;2011年度Eli Lilly亚洲杰出化学奖等。
 
十年一“跳”
 
关于姚祝军的成长历程,《世界科学》杂志说可以被视为“当今新一代科学家的生成模本,亦可借鉴、亦可比照”。
姚祝军1968年出生于浙江省舟山市,1986年考入复旦大学化学系。4年后被保送到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攻读研究生学位;在1996—1999年的3年间,姚祝军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工作3年,1999年底再次回到有机所工作;直到2008年,他来到南京大学,成为一名南大“新人”。
从考入大学直到博士毕业,姚祝军用了9年的时间。此后,他“跳”出国门。归国之后,姚祝军在上海有机所工作的时间也是10年。然后,他“跳槽”来到了南京大学。十年一“跳”,似乎是他人生轨迹的一大特点,而这个特点,并不出于偶然。在姚祝军看来,因为科学的发展使研究者有必要每10年对自己进行一次总结,整合成绩并纳入新的内容。如果一个人一直呆在一个地方,就容易懈怠,甚至对熟悉的环境产生厌倦,这是不利于开展科学研究的。变换工作环境,一方面可以获得新的资源,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产生新的想法。因为人刚到新环境时,往往就是思想最活跃的时候。
至于为何来到南大,姚祝军总结了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大学比研究所学科门类更丰富,文化价值观念更多元,有利于开展多学科交叉研究;另一方面是南京大学所给予的条件——良好的研究氛围,化学学科的强大实力,以及有机化学领域的巨大潜力。这使得他在南大拥有了一个新的舞台,他喜欢这个舞台。
当年进入有机所工作的时候,姚祝军就对同事笑言自己只会在那里呆十年。很多同事只当是个玩笑,但最后却成了事实。而促使这十年一“跳”的,其实是数十年不变的勤勉。
 
科学的精神
 
在姚祝军看来,做任何事情都需要悟性,而这个悟性是通用的而非特殊的。在自己所从事的化学研究领域,悟性可以使人提出新的原理并很好地用于实践,再与传统的方法相比较;科学研究的意义不应该仅仅局限在发表新的论文。在他看来,科学家的水平,并不能仅仅光凭发表多少文章来衡量;同样的,一个国家的科研水平,也不是靠“人海战术”就能提高的。
姚祝军坦言经济的发展虽然能够带来科学投入的增加,但精神境界的提升才是最重要的。科学精神的本质是打开迷雾,追求真理,去伪存真;而科学素养的关键就在于如何理解这种精神,长期的艰苦努力是科学研究者所必备的基本素质。科学无国界。放眼世界,最重要的科学问题往往具有冒险性和挑战性。而在今天的中国,因为社会整体的浮躁,那些不能短期产生效益的问题往往乏人研究。而当科学工作者不热衷用长期努力换取对科学精神的体认时,科学研究往往会沦为一种模仿。他用了一个很有趣的比喻来概括这种现象:有人画了一个老虎,但这是他第一次画虎,所以可能有些瑕疵。第二个人看不到画虎者的努力,只是看到一只有瑕疵的老虎,于是就改画猫,因为猫小,容易画得更完美。在第二个人影响下,剩下的人都去画各式各样的猫:有的画白猫,有的画黑猫,乃至于所有画猫的人成立了一个联合会,声势浩大,比画老虎的人似乎还要有影响力。
不良的社会传统需要改变。姚祝军看到了国家为减少科学研究中的积弊所做的努力,也认识到这个领域里需要一个先锋群体去从事引领性的工作。而作为一名科学工作者的他,愿意成为这个群体中一员。
 
科学的传承
 
人生苦短,特别是在科学领域,一个人的黄金期也许只有三十年,更何况,一个人是不能“包打天下”的。培养学生是科学和社会文明传承的重要工作,对此,姚祝军有着深刻的理解。
喜好安逸和缺失奋斗精神,是姚祝军认为今天的大学生最大的劣势。在他看来,大学生是极聪明的,但只是聪明是不够的。独生子女的家庭结构和不断改善的生活条件使得学生难以为了科学研究付出不断的努力,而实验科学需要实干的精神,需要通过反复的实验证明一个好的想法。将来自科学院的学生与来自大学的学生相比较,大学学生的平均个人素质往往占有一定优势,但正是因为奋斗精神的不足,在几年的专业训练后,按照目前的情况判断,科学院学生平均的职业化水平会远胜于大学学生。
科学传承的危机并不仅仅存在于学生的素质上。在姚祝军眼里,作为指导学生的老师,最大的贡献,就是提供新的思想。在“大胆设想”与“小心求证”间,导师的工作应是全方位的。但并不是所有的老师都能明白自身的标杆作用,他们中的许多人也许更关注于自己的论文数量积累——也就是说,对成果量的关注度远远超过了对科学求真本身的关注。更令人担忧的是,学生通过对老师工作的不全面认识会直接转化为他们对科学研究的理解。当学生对科学精神的认知与科学的本质越来越远时,科学的传承就会越来越艰难。
幸运的是,有很多的老师已经开始更多的关注于科学传承的工作。姚祝军正与他们一道,为学生点燃科学求真的思想火花而努力着。
姚祝军对科学的挚爱溢于言表,因为那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而在他的人生观里,人文价值观、社会的法律秩序与道德水准是比他所挚爱的科学更重要的。他总是感叹自己这一代人的幸运。因为国家的发展给他们创造了优越的教育条件:可以读最好的中学,最好的大学,然后去到国外最好的研究机构。正是这样的条件,使他愿意为了祖国的科学发展勤勉工作,愿意去努力革除积弊,愿意去理解科学的真谛。
——这是他一直坚守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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