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许志英先生

 

 

万同林/文

 

2007年9月14日我敬爱的许志英老师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时间拉回20多年前,他的音容,他的影子,再次浮现眼前。中等偏下的个头,戴一副厚如玻璃瓶底的眼镜,着装朴素朴实到了平民化的极致,让人看不出他是一位名牌大学的教书先生。站在讲台上,讲授“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的许先生,面无表情,不苟言笑,说话慢条斯理,声音低徊,节奏平缓。他在第一节课,对于台下毕恭毕敬的听课学生,开宗明义地宣称:“我的教学,就是填鸭式,我喂你食,完全是灌输式。”非常明确,大家选了他的课,就要准备好接受他的“非现代”的讲授方式。就这样,一堂课接一堂课下来,鸦雀无声；没有交头接耳,也没有提问；除了他自己讲课的声音,伴着粉笔板书的零星吱喳,以及同学们做笔记时的沙沙响动。他所重点讲授的,是“五四”文学思潮,是他那些年潜心研究的成果。我们离开校园后,他陆续出版了发韧于那个时期的几本学术专著《“五四”文学精神》《“五四”:人的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主潮》等。

转眼到了要做学年论文的时候，选择指导老师,我义无反顾地填了许志英先生的名字。初始,我自报的题目,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个有特点的小人物丘东平。这位三四十年代的小作家,没有特别的地位,我是很清楚的。但背不住个人喜欢,他的小说和报告文学,曾给过我震惊和感动,他的文笔一如西式油画般的凝重,对于战争和战斗生活的凄美与苍凉,描写得淋漓毕现,还时不时展露出“意识流”的片断；而作家本人生命的终结也是一个“悬案”,在新四军的一场战役中遗留下突然失踪之谜(自杀或牺牲),曾紧抓住我,让我迷醉一时。因此,很认真地向许先生交出一个较为详细的论文提纲。许先生看了良久,以一种不容辩解的沉稳口气对我说: “不行。”我沉默不语。他接着说:“丘东平不是不可写,也不是不值得写。但,你是不是还有更好的选题?”他不给题目,我只好自己另行定夺。长思了一两周后,我找他报告,说自己想换成早期创造社。他说:“好的。你自己读书查资料去吧。”除此之外,没有具体意见。于是,我搜遍了学校图书馆和系资料室,借阅了几乎能够找得到的有关早期创造社的各种原始的与后人复制的报刊及图书资料。最后,完成一篇万余字的《西方现代文学观念的初始引进——关于早期创造社的文学本体论》。没给他看过提纲,直接把论文交给了他。成绩是,他给打了个优字。这篇论文后来发表在一家学报上,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中心《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转载。

其实,大三的时候,课业之外,我个人的大部分兴趣与时间都花在了研究胡风上。那时,胡风刚获得过第一次平反,结论中尚留有需要第二第三次删除的“尾巴”,在教科书上,于“左翼”内部,基本上是个负面人物,在学术上还是“禁区”。不知道哪来的胆识,我写作了一篇全面为他平反的近两万字论文《侦破中国新文学史现存最大公案——胡风系列研究序》。作协“四大”开过之后，创作自由被重新肯定,学术相对宽松。这篇论文找胡若定系主任签字打印出来后,也寄给正在医院处于弥留之际的胡风先生一份,由他女儿张晓风代读,胡风先生提了两条意见。稍后,我投寄当时位居思想前沿的新锐刊物《青年论坛》，竟在1985年第五六两期连载公开发表了。算是代表民间立场,中国人大报刊资料中心《文艺理论》等处转载。李泽厚还在《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中作了评点。也就是凭着这么一点儿成绩,我后来受邀参加胡风逝世半年后才召开的追悼会,找胡若定系主任签字报销了差旅费。这在本科生中是破天荒的。

    接下来,要做毕业论文了。由于那个“序”的发表,我一口气又写了两篇胡风研究专论。一篇交由叶子铭先生,充当他的“文艺学新方法论”课程结业的汇报；一篇交由许志英先生,充当我的毕业论文。叶先生很宽和友善,给了个优的分数。许先生,从严以对,只给了个良。有同学回忆说我“论文写得好”,其实大学毕业成绩远比大家为差；估计,没有几个得良的,多数是获了优。

    然而,我并不看重这个。对于许先生,除了感激,更没有一丝一毫的怨言。因为,我知道他的标准。除了就学术论学术,许先生不夹杂任何其他的动机。至于具体该评个什么分,实在是不重要,或者说微不足道。我也知道,他充分相信一个不够风光的成绩单,对我不会构成压力或“打击”。上升到纯粹学理上的探讨,师徒之间就更不必在乎分数的。那篇毕业论文《论当代文学观念走向封闭的根本转变——胡风系列研究之二》,我曾求助于任天石副系主任签字打印出来,寄给鲁迅博物馆馆长李何林先生。当时,李老在北师大兼职带博士生,王富仁先生就是他已出徒的高足。蒙李老爱掖后生,很快给我寄来一份北师大博士生招收简章,要我投考他的博士。很遗憾的是,本科直接升博要加考政治等项,我的外语也成问题,只能望博兴叹一回。来京不久,我即去位于史家胡同的李府,专门拜望了李老一次。身材高挺清瘦,鹤发童颜的李老,谦和得让我十分感动。李先生辞世后,我还去八宝山参加了他的追悼会,这也是我去那个地方为数很少的几次之一。

    坦白地说,我和许志英先生交往交流得并不多。师徒之间称不上相知很深,但彼此之间确实是有所理解的。就我浅显的感知,许先生后半生学术最大的闪光点之一,是对“五四”文学“本义”的捍卫及探索,他所做的属于正本清源的工作。就文学论文学,回归“五四”文学本体,几乎成为几代学人的所求。其实,这在当初不过是一个基本的事实。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提倡“白话文”,算是点题；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提倡平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则再行破题；到周作人举旗《人的文学》,方称得上画龙点睛的入题,作为那个时代的“文眼”,也则是“以人道主义为本”。胡风在《文学上的五四》中,概括为“以市民为盟主的五四新文学,是世界进步文学在东方新拓的一个支流。”这,曾被许志英先生引以为道。诸如“五四”文学的代表作,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与郭沫若的诗《女神》,其实都是呼唤“人的觉醒”。就这么一个简单事实的回溯,历经文化浩劫与学术思想禁锢,也要付出并耗尽一两代人的精气神呵。我因研究胡风,与许先生有了声应气求。

师对于徒,同样是有所了解和理解的。时间依然向上追溯到20多年前,我毕业来京后旋即调进《文艺理论与批评》编辑部工作。恰巧,那之后赶上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组织召开的规模不算小的“新时期十年文学讨论会”。当年,作为所长和主持《文学评论》的刘再复,与我所在的刊物主编陈涌,关于文学主体性论争正进行得如火如荼,两大阵营壁垒分明。我被派去参加那个会。在与会的花名册上还是什么地方,得知许志英先生也回他的“娘家”参加那个会了,并且与《文学评论》时任副主编的王信先生同住一个房间。我当然不能错过拜望老师的机会。师徒相见,好像也没怎么嘘寒问暖。倒是许先生率先提出:“我给你的毕业论文只打个良,你没什么意见吧?”我立即接话:“怎么会呢。”随之他转向王先生,“他们那一届,大多数导师给自己学生成绩打的都是优,我只给了他一个良,很少老师这么做的。”引来王先生共同谈话的兴趣,知道了我的“来历”后,首先告诫我:“不要向你的老师约稿。”接下来又意有所指地说:“年轻人,要多学习,弄清学术方向,别被同化了。”我正有些尴尬而沉默着,许先生为自己的弟子说话了:“他约,我也不会给他写。至于是否会被同化,这个我并不担心。”然后,他冲向王继续解释说:“听他同学反应,他有点怪,个性上独立特行。”天哪,这师傅对于徒弟真是了如指掌。的确,后来我在那个编辑部工作了五年,一直被上层主管认为“不合槽”。

汪应果先生曾说：“许志英老师，是我们系的思想家。”对于这话，起初理解不深。而且，主要是限于学术认识的范围之内。据我所知，许先生在社科院文学所工作时，被誉为年轻的才子之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他因为研究“五四”文学，在对于这段文学性质的认定上，触过雷区。胡乔木对于这，就曾明确地表示过异议，许先生因是获咎遭“贬”。未向他本人求教过，不知何故，许先生离京至宁“戍边”南大。个人认为，调到南大工作，应该算许先生的转机和幸事。南大是沃土，他则是学术之花；中文系与他共同成长，成就了他晚晴的灿烂。复出后的匡亚明老校长，极其尊师重教，还专门为中文系延请来尚未平反摘帽的右派陈白尘、程千帆、张月超等学界卓富名望的老先生，树立并开拓了良好的校风学范。传到叶子铭、许志英、董健这些先生的一代，他们继续着，发扬着。读了许先生的《和老叶相处的日子》，更加深了这种印象。

许先生走了。他，走得明朗却又神秘。一遍又一遍地焚心敬读他怀念叶子铭先生的文章，也许从中能够感悟出他自己选择终结人生的真谛。或许，他意识到了自己非走不可，他一定要走得干净、漂亮，甚至庄严。于是，他用了自己的方式，彻底地完成了自我。我要说，他走得完美。生不由他，死却为他自己作主；他平静安祥坦然自若无惧无畏地，完成了最后的行为艺术。

印象中，许志英先生只对我笑过一次。那是二十多年前，在北京西路2号新村他的故居。相信，此时此刻，许先生正在天国笑意盎然。

 

（原载《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08年01期，本刊略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