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的风骨禅者的境界文人的事业

发布者:系统管理员发布时间:2010-10-11浏览次数:196

 
 
 
 
学者的风骨
    禅者的境界
        文人的事业
 
——记南京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院长赖永海教授
圣 凯/文
 
 
 
 
赖永海,男,1949年生,福建漳州人。现任南京大学哲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文化研究院院长、旭日佛学研究中心主任、南京大学宗教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江苏宏德文化出版基金会理事长,研究专长:中国哲学、中国佛学、宗教学。
1991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委评为“在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93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博士生导师,2003年、2009年被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2009年被聘为全国博士后管委会专家组成员。20多年来,相继出版了《中国佛性论》、《中国佛教文化论》、《宗教学概论》、《佛道诗禅》、《佛学与儒学》、《湛然》、《佛典辑要》、《高僧传释译》、《中国佛教与哲学》等18部著作,主编:《中国佛教百科全书》(11卷,300万字)、《中国佛教通史》(15卷,650万字)、“佛教十三经注译”、《禅学研究》(学术丛刊)。
跻身赖门整整10年,很少有机会听到他介绍自己的治学经历、人生体悟;而且,门下师兄弟在论文后记中提起导师,大多以“无言身教”形容他。想想他在自己内心深处的影像,于无言处似乎有两句话:一、赖门三句——“行”、“可以”、“就这样”,二,“既在红尘浪里,又在孤峰顶上”。赖老师的行事风格如“赖门三句”,似禅师的截断众流,干脆利落;他常常以“既在红尘浪里,又在孤身顶上”勉励学生,或许亦是他的人生境界。只有世事沧桑的沉淀,才能提升出真正的超然;否则的话,亦只是故作姿态而已,很多事情是要水到渠成的。《中庸》云:“极高明而道中庸”,《庄子·逍遥游》云:“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斯为同理矣!
翻阅赖老师著作中的序、后记,整理有关他的访谈,赖老师的轮廓似乎更加鲜明、具体,而且更衬托出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者的精神境界。一种境界,一门学问,一个梦想,几个至关重要的师长和善缘,或许就是学者的人生。
 
 
1978年,那是一个百废待兴的时代。中国社会经过十多年的摧残,不但经济极需发展,社会需要重建,人文学术更要提升。在那个时代研究佛教,是一件既不幸而又幸运的事情。
幸运的是,赖老师能够成为任继愈先生的中国哲学专业研究生,按照他自己在《一代宗师,千古风范——深切缅怀任公、季老两位恩师》一文中的说法,那是“命运之神的关照”,这或许是他一生最幸运的事情。一个人的成长总跟某些人是离不开的,尤其是人文学者更离不开导师的指导与提携。任继愈先生曾被毛泽东称赞为“凤毛麟角”、“人才难得”,是儒释道三教兼治的大家。硕士研究生阶段,赖老师的专业是中国哲学,主攻方面是王船山哲学。但是,任先生开设了“佛教概论”、“佛经选读”、“史料学”等多门课程,使他自觉不自觉地开始较系统地接触佛教。但是,那个时代人们心目中的佛教,既有烧香膜拜的民间形态,又有被批为封建迷信的阴影,很难上升为人文精神的层次。后来,赖老师在《中国佛性论》“1999年版代序”一文中提到,僧肇的《不真空论》彻底改变了他对佛教的印象,从而强调佛教是一座博大精深的人类思想宝库。从此,赖老师与佛学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1982年,赖老师跟随南京大学副校长孙叔平先生读中国哲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便是“中国佛学”。1983年,孙先生因心脏病猝发不幸逝世,他又重新回到任先生的门下。
赖老师至今还保留着60多封任先生的信件,信中所谈,大至做人、研究方法,小至饮食起居、身体调养,乃至标点符号的应用,几乎涉及学习、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从这些信件中,可以看出学术的严谨、人间的温情、师生的纯情。我虽然没有接触到任先生,但是我在赖老师的身上,似乎看到了任先生的影子,真诚实在,严谨慈爱。赖老师谈任先生讲“佛教概论”一课的感受:“让我们这些初学者如醍醐灌顶,大至思想之剖析,小至佛教名相之阐述,既细致入微,又深入浅出;既有哲学家的高屋建瓴,又有学问家的严谨和缜密。”后来,我们在听赖老师讲“佛教概论”时,亦有同样的感觉。
赖老师开始佛学研究时,学术界涉足佛学研究的人还不多,可供参考的研究成果和相关资料极少。所以,赖老师只好硬着头皮去啃一部又一部佛经,并用最原始的方法,诸如做笔记、做卡片、做索引等去搜集和积累有关资料。80年代南京大学图书馆里,只有一部《大正藏》,得到古籍部老师的特别许可,赖老师得以一部一部借阅。俗话说“书非借不能读也”,因为是借来的,阅读时笔记卡片做得特别勤,笔记竟达厚厚16本,读书卡片更是数千张。正是这种充分的准备,赖老师用了40天就完成了博士论文《中国佛性论》。这种“闭关潜修”式的学习精神,值得我们年轻一代好好学习。《中国佛性论》在海内外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著名学者季羡林、张岱年、任继愈、傅伟勋等教授都给该书以高度的评价,认为该书“富有创造性”,“在中国哲学与佛教史研究方面具有首创的功绩”。《光明日报》在头版头条的报道中称该书是“迄今为止我国学术界第一部研究中国佛性论的专著,是一项具有开创性的学术研究工作。”
 
 
赖老师的佛学研究,从研究佛教哲学到探讨佛教与儒学、佛教与诗书画等中国古代各种文化形式的相互关系,每选定一个课题,就全力以赴,务求做出成果,因此才有如此多的研究著作问世。
久浸佛教学术研究,赖老师自然深受佛教思维与境界的影响。赖老师常说自己“信仰缘起论”,对六祖慧能崇拜有加,哲学系的老师常戏称他为“赖佛陀”。应该说在这种人的门下做学生是很幸福的,可是也很苦恼。为什么呢?因为赖老师很少去申请课题,学生就会没机会参与课题而少一些经费收入。赖老师的观念是,研究生要少一些外在的干扰,更容易专注于自己的学术兴趣。堂堂大教授为什么不去申请课题和奖励?他的理由特别简单,年轻老师更需要课题,要给年轻老师更多的机会。“给人方便,给人希望”,难道不是一种禅吗?
2005年,赖老师牵头成立“南京大学宗教与文化研究中心”,该中心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成为国家“985”二期工程支持的项目。于是,赖老师又把我们这些师兄弟召集在一起,开始15卷《中国佛教通史》的编撰。虽然中国佛教的历史已经有2000年,但是对中国佛教的研究也就不过百余年,而且在这方面,日本佛教学者一直走在中国学术界前面,他们对中国佛教的研究取得很多成果,并且影响了中国佛学研究。中日两国学者在中国佛教通史研究领域方面,同样都没有取得很高的成就,特别是撰写多卷本《中国佛教通史》一直成为两国学者的共同愿望。日本著名佛教史学者镰田茂雄生前曾经想撰写8卷本的《中国佛教通史》,但是在撰写完第五卷之后,就没有再进行下去。任继愈先生生前也制订了撰写8卷本《中国佛教通史》的计划,此书也在出版三卷之后,没有看到续卷出版(但是第四卷与第五卷应是已完成了)。以上说明,要撰写一套内容比较全面的多卷本《中国佛教通史》是一件难度很大的工作,毕竟通史的涵盖面太广,时限太长,资料太多,头绪亦繁。
15卷《中国佛教通史》,洋洋大观,内容丰瞻,从佛教传入一直介绍到1949年为止,几乎涵括了2000年的佛教。就其内容而言,涉及了佛教的历史、思想、经典、人物、文学、仪式、宗派、民族、艺术、建筑等等,取材丰富,论述全面,叹为观止。《中国佛教通史》的完稿标志着中国佛教学者最终攀上了世界佛教界的顶峰,填补了中外佛学研究的空白,对世界佛学与中国佛学,同时也为世界佛教界与中国佛教界做出了贡献。
在赖老师的静默中,似乎有一种生机盎然的力量,“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在长达5年的《中国佛教通史》编撰过程中,无数次的开会,框架、体例、内容不断调整,赖老师以顽强的精神,顶着磨人的腰疼,与我们这些年轻人共奋斗,呈现出一位中国学者的承担与执著追求。可是,在一项重大工程的巨大利益前,赖老师将全部的经费都用于《中国佛教通史》的编撰,又全都分给我们这些年轻人,常说一句:“你们更需要”!这岂不是“既在红尘浪里,又在孤峰顶上”吗?
 
 
凡是付出,一定会有收获;但是,不知道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会有收获。在赖老师憨厚的脸上,在他极少的言语中,很多人看到一种信心,这是从他的人格中给人信心,给人力量。于是,台湾佛光山星云大师、香港旭日集团董事长杨钊先生在十多年的历程中,总是不断支持赖老师。
2003年7月10日,在南京大学领导直接关心和在杨钊先生大力支持下,南京大学旭日佛学研究中心正式成立。旭日集团慷慨捐资数百万元人民币,支持中心的佛学研究和人才培养。中心已举办四期中青年佛学骨干研究生班,共招收包括港台在内的中青年佛学骨干260名;举办两届宗教学专业自学考试大专班,共招收出家众学员140人。于是,一批又一批的僧尼学员走进南京大学,接受高等教育,无形中提升了佛教教育的水平。在南大校园里,高高的梧桐树下,一个个身穿袈裟的僧尼在校园里走着,后面便有一个“推手”——敬爱的赖老师。
2010年3月22日,台湾佛光山星云大师走进南京大学仙林校园,向中华文化研究院捐赠3000万元,用于研究院大楼的建造和相关的科学研究,同时杨钊先生也将向中华文化研究院捐赠3000万元,主要用于组建中华文化研究院下属的“生命哲学研究中心”和相关的高端人才引进。
研究院目前下设三个研究中心、两个研究所:一是人间佛教研究中心,二是生命哲学研究中心,三是两岸三地文化研究与交流中心,两个研究所是文学研究所和民族与边疆文化研究所。在赖老师的心目中,他希望通过五至八年的时间,把中华文化研究院建设成为特色鲜明、国内一流、具有重要国际影响的中华文化研究平台;成为研究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高层次人才培养平台、两岸三地文化交流与合作的标志性平台、传播中华文化的国际学术交流平台和海内外中华文化研究的资源共享平台。
在大楼奠基的前后半年中,赖老师明显苍老多了,常常用嘶哑的喉咙说话,常常捶着自己的腰。唐代沩山禅师曾自称,死后百年在山下做一头“水牯牛”。禅者洒脱的境界,并不是不承担,而是在彻悟的清明中,在没有惊怖也没颠倒的心识中,不断演绎着人世间的喜怒哀乐;在孤峰顶上,仍然有化作“红炉一点雪”的大愿力。或许多少年之后,赖老师自孤峰顶上坐起,看峰下的四周,簇拥着一片灯海——每盏灯里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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