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师杂忆

 

 

李庆余/文

 

我是1955年秋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的。开学后不久的一个下午，系里举行迎新(同学)会。老师们与历届学生照例都参加了这个盛会。系主任韩儒林教授在会上对教职工一个一个地作了介绍，这使我们第一次与这么多的早已心仪的学者认识，他们是王绳祖、蒋孟引、陈恭禄、王、赵理海、刘毓璜、胡允恭。在我们心目中，他们是老教授。事实上，他们才四五十岁，风华正茂。迎新会上他们先后站起来，回应韩师的介绍。给我们的第一印象是他们的学者风度，学者的学养往往写在脸上。

当时南大的办学方针是十分明确的，就是以教学为中心，教授们都是在教学第一线。韩儒林教授元史与西北少数民族史，他为高年级学生开这个题目的选修课，其他教授都开基础课，这使我们能打下两门通史课的坚实基础。王绳祖讲“世界上古史”，赵理海讲“世界中古史”。在反右斗争中，由于刘敬坤与祖庆年两位讲师被划为右派，发配劳改，王与蒋孟引分别为我们讲“中国近代史”与“世界近代史”，陈恭禄讲“中国历史文选”，刘毓璜讲“中国上古史”。

他们的讲课风格不同，各有特点，印象最深的是刘毓璜老师。他上课非常认真，备课充分，内容丰富，有论有史。50年代，学术界正在热烈争辩中国何时进入封建社会，出现了以范文澜的西周封建论与郭沫若为代表的战国封建论两种不同见解。刘师在介绍这一论辩后，正正经经，放大嗓门说：“我基本同意范先生的意见，中国在西周时代开始进入封建社会。”接着分析了他自己的见解。每节课都要拖上一两分钟，甚至更长。这时，他对自己拖延下课向学生表示歉意，有时还作出解释，说他的那块心爱的“西马”手表丢了，没有表，不能掌握时间。我们对他的拖课并不厌烦，不觉得他影响了我们的课间休息，因为他的课很精彩、实惠，没有废话与空话。我们上他的课是很认真听的，并做好让他延时的思想准备。

王教授是另一种风格，他讲课简练扼要，但不乏精当的分析。蒋孟引教授又是一种风格，他讲课的声音洪亮却慢条斯理。他讲英国史时很注重史料引证，几乎每堂课都要在黑板上写上一段原始文献资料，加以解释。他告诫我们：历史研究要从解读史料做起。

让我们稍感乏味的课是赵理海教授的“世界中古史”。他真的是花了功夫。他把［苏］谢缅诺夫著《世界中世纪史》一书一字不差地背了下来。课堂上，按课时计划讲授，教学进度掌握得十分好，这倒是符合当下教育部那个教学评估的要求。后来，我们得知，赵师以国际法研究为专长，28岁时获哈佛博士学位回国任教，是历史系最年轻的教授，让他教“世界中古史”确实委屈了他。1956年，中共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强调要注意发挥高级知识分子专长，赵师被调往北京大学任教。不久，他写出《苏伊士运河问题与国际法》一书，从学理上论证苏伊士运河的主权归属与英美对运河的侵犯是违背国际法的行为。

还有一位老师，是时任南大党委书记的陈毅人。他教全校一年级学生的公修课——联共(布)党史。这反映了学校对教学的高度重视，而校领导也以参与教学为己任。这是几个系合上的大课。课堂在西平房大教室，能容纳三四百人。陈书记表情严肃，没有闲话直接照着他的讲稿讲下去，有时做些解释。这位表情严肃的党委书记却极富有人情味。1957年反右开始时，他对把大群青年学生划为右派颇多犹豫，说他在每个右派学生材料上签字(代表党委的意见)时，感到他的笔端如千钧重负，难以落笔。陈毅人的态度被中央知道，毛泽东点他的名，批评他立场右倾。不久，他被撤职调任南京图书馆馆长。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时，他不甘受辱，愤而弃世。

老师们边教书，边从事个人的研究，他们不仅为学生传授知识，而且为历史系营造了一个浓郁的学术环境气氛。我们置身于这个环境，油然觉得读书就是我们的全部生活内容，读书第一。虽然从57年“反右”与58年“大跃进”后，政治运动不断干扰这个环境，但在我们的心里总还是悬着读书成材的观念。

老师们不仅身教，还有言教。他们淳淳教导我们不追逐名利，为学术而奋斗。我记得，韩师常鼓励年轻教师与学生要“耐得下性子做学问”，“甘于寂寞”，“坐冷板凳”。陈恭禄师在课堂上不止一次诉说他自己一辈子在古城金陵的教书与著述生涯。他认为南京是个读书的好地方，早年常有友人鼓励他去北京或上海任教，都被他谢绝。他不无自豪地说，“我不争名于朝、争利于市”，只想安心做学问，他希望我们也这样做，众师的教诲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这是那个时代我们的“心灵鸡汤”。

我们除了上课，其余时间都在宿舍与图书馆度过，平时很少上街。现在南京大学的图书馆(称作“新馆”)还未盖，“老馆”(现在的校史博物馆)容纳人数有限，晚间上图书馆凭阅览证入座。每个寝室一张证，每到夜晚，图书馆灯火通明，济济一堂。

系领导也很重视培养学生的学术志趣与研究能力。每年“五二○”举办的学术讨论会是南京大学的盛大节日。不但老教授提交论文，也鼓励青年教师与学生参加讨论与提交论文。王师的关于严复研究的论文与王绳祖师的近代国际关系史方面的论文至今我还有印象，这些都是他们的最新研究成果，其后，这些论文都在南大学报上发表。王师的严复研究后来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书名《严复传》。

除“五二○”学术讨论会，也举办其他的学术讨论。有一次是对郭影秋校长所著《李定国纪年》一书的学术研讨。郭校长不仅是一位老革命(在1957年调任南大之前，官至云南省省长)，也是一位文史学者。《李定国纪年》一书是他研究明史的一项成果。书稿完成后，他专门举行学术研讨会，听取专家学者意见。我没有资格参加研讨，只知其事。90年代初我的朋友沈嘉荣(江苏省社科院研究员)回忆他参加这次会议的情景时对我说，那时的学术气氛真好，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全不管书的作者何许人也。你们那位陈恭禄先生十分率真，发言时声色俱厉，毫不留情。而你们的郭校长表情平静谦和，仔细地听着陈恭禄的批评，完全是作为一位作者在听意见。听完沈嘉荣这席话后，我们二人很快表达了一个共识：再不会有郭校长了，也再不会有陈恭禄了。因为这样真诚的、为追求学术真理的动机与血脉已不存在了。60年代初，著名史学家、北大副校长翦伯赞访问南大，历史系部分师生等候在斗鸡闸欢迎他。郭校长陪着翦老缓缓地走过来，我亲眼看到郭校长与陈师互相致意的情景。进入会客厅后，翦老特意与陈师打了招呼，不无幽默地说，“陈先生，那次会上我是保你的呀。”陈师连声回答：“谢谢，谢谢。”翦伯赞说的“那次会上”是指北京史学界对陈著《中国近代史》一书(1949年前出版，被录用为大学教科书)的批判会。那次会上，首先由陈恭禄进行自我检查，然后对他的书进行批判。据说，陈在检查时，慑于压力，承认“有罪”，而与会者中也不无上纲上线进行批判者。可见，50年代，把学术与政治相混淆的极左思潮开始涌动，后来发展为一条极左路线与文化大革命。曾保护过陈恭禄的翦老，却没有人能保护他。翦老夫妇于文革爆发不久上吊自尽。

郭影秋与陈恭禄，一个是校长，一个是教师，他们的身份不同，但他们的教育思想有相通之处，就是教育学生不为个人名利，要读书救国，读书报国。郭影秋用另一种语言表达了陈师上述对学生的教诫，在1959年秋对全校毕业生讲话时，他引用诸葛亮的名言“淡泊明志，宁静致远”鼓励我们走上工作岗位后，要不为个人名利，要献身社会。郭校长似在现身说法，他本人弃官从教，不正是一个“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典范吗?

在三年饥荒时期，郭校长继续为营造良好正常的学习环境，坚持以教学为中心而尽心尽力。他关心教授，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他向中文系“三老”(胡小石、陈中凡、方光焘)祝寿，此举在当时鼓舞人心，传为美谈。他鼓励学生，不为暂时的困难而丧志。他在大礼堂的几次讲话都号召学生“坐下来，钻进去”，他的讲话极大地坚定了学生刻苦学习的信心。

最值得回味与歌颂的是老师们的“独立”“自由”的学术精神与态度。那种精神与态度不仅是让我们终生受用的一条学术之路，更是培养学者的完美人格之路。他们没有大师的尊称，但在不同的程度上具有大师的风范，有陈寅恪所指的“独立自由之志”。他们并非人云亦云，也不是见风使舵，顺着潮流转，他们的见识看似平常，但他们是思想者，有自己的见解与态度。

这种独立之精神在刘毓璜师身上表现得再突出不过了。1966年春，文化大革命山雨欲来，姚文元抛出了《论海瑞罢官》一文，引发了历史学界的一场热烈的争论。姚文元的文章用当时的话说是“通天”的。历史系组织了讨论，有赞成他有反对他的，整体上是作为一场学术争论来对待的。反对者中最激烈者是我们的刘师。他摆史实讲道理，逐点驳斥姚文元，而且对他那种不讲道理以势压人的霸道作风加以斥责。最后，刘师断然表示“要与姚文元较量较量”(原话如此)。刘师的激动惊呆了众与会者，没有想到，这位深度近视、一向埋头故纸堆的夫子，会如此激动，如此勇敢。缘由是不难寻找的，就是他那特立独行之精神，他要为学术真理而抗争。文革初期，在批斗大会上，有一位中年教师向刘师发难，要他就此认罪。因未得到历史系广大教师响应，刘师算是逃过一劫。每当我想起这一幕，我的热血沸腾。

经过十年浩劫，历史系的教授大都进入花甲之年，这时我们都对他们称“老”了。然而他们的心情重新轻松，没有想去追忆那个浩劫年代所受的苦难，只为自己能幸存下来而庆幸。记得有一次教研组会上谈起“文革”年代时，蒋老心情坦荡地说，他们在南京受的苦比起北京来微不足道。原来，他的亲家华罗庚从“牛棚”释放出来后，来南京看他，告诉他自己以及北京的教授学者所遭迫害之深。在这些老教授看来，最要紧的是追回失去的光阴，把中断的研究继续下去。

 

（本文原载《南京大学报》总1004期，本刊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