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令我敬重和推崇的十位大师
——《中央大学名师传略》阅读纪要
谢叔庵/文
一次偶然的造访，看到《南雍骊珠—中央大学名师传略》（以下简称《传略》）及其续篇共两册。经商得湖南校友会秘书长左观海女士（南京大学物理系1978年毕业）的同意，暂借我携回阅读。
《传略》首集记载108位中央大学的教授大师，续集又记载84位。我重点阅读了理学院和工学院各系著名教授的传略。从中选择了10位较为熟悉的也是最为崇敬的教授专家，节录其重要事迹和历史经历。其中有8位是我师从受教的老师和领导；另外两位周鸿经教授和茅以升教授并无师生和领导关系，也素不相识，却深为景仰和敬重。现按照《传略》编辑次序，简述如后。
1. 周鸿经教授 1945年秋我升入高中读书。一次先父向我说起周鸿经，说他是“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英国留学博士，是我们徐州人”（我父亲当时任职江苏省教育厅督学）。后来，又听说周鸿经兼代国立中央大学校长。我仰慕其学者身份和在高教界的显赫地位，一直记得周鸿经的大名，并把他视为父辈同乡。在阅读传略之后，了解到周先生在留英期间学习成绩优异，回国之后，在繁重的教育工作同时，仍在数学领域不懈研究，论文连篇，硕果累累。据我所知，徐州籍学者官员中，至今无出其右者。令人感慨的是，他英年早逝，年仅55岁。
2. 潘菽教授 我考入中央大学后不久学校更名为国立南京大学，旋即改成南京大学，潘菽教授是南京大学的首任校长。潘校长是一位心理学教授，是心理学界著名学者。在全校大会上，多次聆听过潘校长讲话，他情真意切富含哲理的讲话，多是教导青年学子追求进步，学好学业，报效祖国。
3.茅以升教授 并不相识，从未谋面，却是我心目中最为崇敬的土木工程师、桥梁专家和教育家。我曾阅读过茅以升的一本英文著作《Bridges In China Old And New》。这册图文并茂的专著，实际上是一部中国桥梁工程的发展史，至今仍珍藏于我容积有限的书柜里。
上个世纪60年代，我出差途经杭州，特地去钱塘江大桥参观。在大桥南端的引桥头，立有茅以升和他的亲密同事汪胡桢总工程师共同署名的纪念碑。碑文纪念因压气沉箱失事而罹难的4名工人。
钱塘江大桥建成后不久，淞沪战事爆发，日寇逼近沪杭。茅老领命炸断大桥以阻止日军运输，南犯浙闽；抗日胜利后，茅老先后两度参加修复钱江大桥。十余年间，茅以升教授亲自主持组织了该桥的建成；受命破坏、修复；又遭破外，再次修复。对于一座知名的钢桁架大桥和它的主要设计人和建造者，经历这么多的挫折和磨难，在世界桥梁建设史上，可能是极为罕见的。阅读茅以升教授的传略，我更加钦佩教授的卓越的才能，精湛的技术，超人的胆识和赤诚的爱国热忱。
4.徐百川教授 我在南大读书时，徐百川教授是南大土木系主任。他开的钢筋混凝土结构课，是我们水利系二年级的必修课。徐百川编著出版的《钢筋混凝土结构》是新中国成立后，大学土木工程类最早的一本教科书。这本著作是一部全面系统介绍而又深入分析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好教科书，也是我们较长使用查阅的一部工具书。徐百川老师给同学们的印象是笑容可掬、和蔼可亲，讲解R、C结构解析逐步深入，概念清晰。徐百川教授是我的混凝土结构学的启蒙老师，是一位令人永远钦敬的师长。
5.杨廷宝教授 我在南大读书时，曾经听过杨教授的课和专题报告。当时并未选修建筑学科的课程，只是带着些好奇心慕名而去。我知道杨教授是著名建筑专家，国内业界素有“北梁南杨”之说。“梁”即清华大学教授梁思成，“杨”即原中央大学杨廷宝教授。有一次课上，杨廷宝教授的一位助手（可能是一位助教）引领听讲者去北极阁了参观杨教授为孙科设计建造的一处寓邸。该座砖混结构的三层楼房位于北极阁朝阳山腰平台处，山背后有市内小铁道通过。据介绍，寓内设置的两套楼梯，可以使不宜相遇的来宾、友人和亲眷各行其道、互不照面。
《传略》全面记述了杨廷宝教授的历史业绩，总结指出这位建筑大师的建筑创作思想“以服务于人为中心”为首要之点，综合考虑生活起居，工作环境等多方面需求，从国情出发，灵活多样臻于完美创作境界，达到和谐统一的审美取向。
6.原素欣教授 原素欣在20世纪30年代是中央大学水利系教授、首任系主任。我在1952年被分配到中央水利部工作，一年以后，部里成立了技术委员会，原素欣教授是技术委员会的委员。大约又过了一年多时间，原素欣调任部内设计局副局长。在这期间，在审查甲类工程的设计文件时，我同原素欣副局长有过多次接触。原局长穿着朴素，作风平易近人，对青年技术人员亲切谦和，耐心听取各种意见，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一次在审查会后，他私下里询问我的毕业学校和年份，我如实向原局长作了自我介绍。但是在此次阅读原素欣传略之前，我并不知晓原素欣局长早年在中央大学水利系执教的经历。当时知道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高级水利工程专家，一位早期参加共产党的革命知识分子。
7.黄文熙教授 黄先生对新听课的同学，常是通过口头提问以测试同学的知识水平并借以认识同学。黄文熙是当时少数几位具有讲座资格的教授之一。他长期讲授的土力学（早期曾称“土壤力学”，后来随着学科的改革与发展改为“岩土力学”直到现在），不仅是水利系在读同学必修的专业课，也是土木系、建筑系必修或选修的重点课程。相关系科高年级同学、年轻的助教、讲师前来听讲的大有人在。黄先生对土的孔隙水压力的分析计算，对粘性土的压缩变形及其历时变量，对砂基液化等许多专题，结合大量实验室资料和工程实例，作细致的分析，全面的论证和详细的讲解，深受广大师生的欢迎和敬重。湖南省水利水电厅小水电公司一位资深高级工程师杨道明（1944年中央大学水利系毕业，2005病故）对我说，他在中大读书时，“土壤力学也是黄文熙教授讲授的，他讲得太好了”。可以想见，黄师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讲授土壤力学已赢得学子们的好评和敬重。
以考虑三向压缩变形为条件的天然地基沉降计算‘黄文熙方法’，已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编入《结构计算手册》。在工作期间，运用‘黄文熙方法’核算地基沉降量，据以对设计基础进行验证、修证，屡屡取得既安全又经济的良好效果。
8.顾兆勋教授 我听过顾师的水力学和水工结构课。顾师在讲课之余，对同学们提出的疑难问题，积极热情地予以解答释疑；有时已到下课时间，还延时数分钟，讲解同学的疑问。顾兆勋教授对待青年学子有着早日成材的热切期盼。《传略》述说，在华东水利学院建院初期，顾兆勋教授除主讲水工建筑物、水利学课程外，还根据需要先后开出数十门课程之多，有水工专业“万能教授”之称。这也恰恰表明顾兆勋教授以其博大精深的学术基础和才识，为尽快尽早培养水利水电建设人才而竭尽所能地进行教学工作，实属难能可贵。
我要补充一点的是顾兆勋教授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主持并亲自执笔翻译的前苏联《水工手册》，在头几个五年计划建设过程中，是很有实用价值的一部工具书。这部手册，从1957年出版问世以来，一直到2002年我完全离开公职岗位，整整使用了45年之久。它是我最早持有、历史最久的一部工具书。
9.张书农教授 我在南大水利系读书时，张书农教授是系主任，讲授治河工程。我们的教材是张书农编著出版的《治河工程学》，这是一册装帧讲究、印制精良、开本较大的精装书。同时，我还持有张含英著《历代治河方略》，一册治理黄河的专著。张师的《治河工程学》以水动力学为理论基础，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河道的冲刷淤积规律、弯道的形成，河道治理原则和工程措施。书中不仅结合国内河道的实例，还举证若干德国及欧洲河流的工程实例；是一部近代的河道工程学。我在调入新疆工作的初期，在处理一座引水式水电站的进水口防洪工程时，张书农教授的《治河工程学》给了我卓有成效的帮助。
10.谢家泽教授 我听过谢师的水文学课，谢家泽教授对水文学科讲授得十分系统全面。谢师是从大气水循环的宏观去讲解河道水文，这就为初学者打下一个气象与水文广阔而坚实的理论基础。
1952年我被分配到水利部在规划司工作。此时，谢家泽教授已是水利部水文局局长。在官厅水库建设初期，我曾为官厅水库溢洪道设计供水向谢局长求教请示，谢局长仍像在校对待学生一样同我亲切交流。不仅授我以鱼，更是授我以渔。
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谢局长在考察了欧洲和前苏联之后，回到部里作过多场考察报告和学术报告，我有幸得以聆听受益匪浅。《传略》记载了谢家泽教授在任职水文局局长和水利水电科学院副院长期间许多水文工作业绩和研究成果。我深深感到，谢家泽教授在水文科学领域和全国江河的水文管理工作上，走在学科科学工作的前沿，是具有开创性的。谢家泽教授是当代一位贡献卓著的水文水利专家。
我在阅读并节录十位大师的传略时，眼前似又浮现了他们的音容笑貌。他们在授课时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表情；走出教室、实验室、走在室外走廊时，匆匆而又从容的身影；会面交流时，平和亲切、谆谆赐教的情景。浮想联翩，一时难以抹去。
我一生从事设计、施工和技术管理的工程约30余项，其中省、部直接审批的重点工程有10多项。没有出过技术差错和造成经济损失，都保证了工程质量和使用（运行）安全；有的还获得了奖项，受到褒奖。在从事这些工程的实践中，除了我自己作出了应有的努力外，所有的成果和成绩，如果有的话，都包涵着诸多老师、专家的教诲和指导。他们在学术和专业技术领域，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他们对青年学子和年轻技术人员培养不懈、诲人不倦；他们的精神一直在支持、激励、影响我一生的工作、学习和生活。
我怀着无限缅怀之情，无比崇敬之心，无尽感激之意，摘要节录十位大师的传略。愿他们的事绩、成就和精神，得以感召教育后进学人，并为之传承和发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