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著述为乐的卞孝萱先生

发布者:系统管理员发布时间:2010-07-09浏览次数:132


以著述为乐的卞孝萱先生
徐有富/文

    在南京大学的历史上,有不少自学成才的专家,卞孝萱先生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建国初,一个中学生能调进中国科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成为所长范文澜撰写《中国通史简编》的助手;“文革”中,能从河南息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干校被召回北京帮助章士钊校订《柳文旨要》,完成任务后,还能继续留京从事学术研究工作;1984年,能于花甲之年调进南京大学中文系,成为博士生导师,为该系学科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所有这些都是奇迹,幸运的是我与卞先生同事多年,在交往中,多多少少见证了奇迹的产生。
    卞先生1924年出生于扬州,出生不到两个月,他父亲便去世了。当时他母亲只有19岁,带着他艰难度日。孝萱5岁时想读书,他母亲不识字,就每天向邻居学字,再传授给孝萱和其他贫苦的孩子。此事曾感动过许多人,有几十位前辈作画、赋诗、填词称颂之。如柳亚子先生写诗赞扬卞母道:“教儿先就学,即学即教人。此是弥天愿,宁关一室春!”
    卞先生就读的小学,校址原是“董子祠”,他家附近还有“大儒坊”、“古文选里”与“太傅街”。董子、大儒指汉代的董仲舒,太傅指清代的阮元,古文选里传说是隋、唐时期曹宪、李善注《文选》的地方。他中学的同学中还有位清代著名学者汪中的后裔。他从小就受到了这些扬州文化名人的熏陶。中学毕业后,由于生活艰难,他18岁时就怀着做一个有学问的人的梦想独自到上海谋生了。白天在银行上班,晚上到夜校补习,还抽空向一些学者请教。在向学者求教时,得知碑传是研究中国史的重要资料来源,《碑传集》、《续碑传集》、《碑传集补》已经将清代名人碑传辑录得相当齐备了,而清以后的尚缺,于是下决心搜集辛亥革命时期的重要人物碑传。
    1949年后,卞先生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工作,也将日积月累所获得的满满两大箱辛亥革命时期人物碑传带到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著名历史学家陈垣先生见到他搜集到如此丰富的碑传,特地为他题写了《广碑传集》的书签。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金毓黻先生还将他推荐到该所工作。后来卞先生与时为华中师范大学副教授的唐文权合作编成《辛亥碑传集》与《民国碑传集》,由团结出版社分别于1991年、1995年先后出版。华中师范大学研究近代史的著名学者章开沅教授在序言中说:这两部书“可以视之为碑传结集的余韵绝响。对于编辑者的劳绩与出版者的识见,我们都应该给以肯定与感谢。”
    卞先生进了中科院中国近代史所不久即受到了所长范文澜的青睐,命为助手,就食宿在范老的公寓里,起初为《中国通史简编》提供资料,后来参加了该书初稿的撰写工作,范老在《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三编的《说明》中,也谈到过这一点:“六四年春,医师迫令我卧床不起,因此,先委托卞孝萱同志起草第七章第七节,蔡美彪同志起草第七章第八节。我出医院后,依据两位同志的原稿,加以修改,第三编两册这才完工了。”
    卞老的孙子曾说过:“爷爷的机会是在图书馆获得的”, 卞先生在“文革”中从河南息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干校调回北京协助中央文史馆馆长章士钊校订《柳文旨要》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卞先生说:60年代,章士钊已有八九十岁了,还要坚持完成《柳文旨要》,“他的秘书王益知经常到各图书馆查阅古籍,我与王秘书就是在图书馆里认识的。我是自学出身,对于求知之难,体会较深,推己及人,凡是别人找我解答问题,我总是尽力帮助,每当王秘书解决不了章老提出的难题而求助于我时,我都认真思考,详细解答,得到章老的信任,在《柳文旨要》中多次引用我的研究成果。在该书出版前,章老写信给周总理,要我校订一下全稿。当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各所人员,都在河南干校。由于章老点名,周总理立即下令召我回京,在章老家中工作了一段时间,朝夕相处,使我获得亲炙的机会。该书出版后,章老送我一部,亲笔题识:‘孝萱老棣指疵,此书出版,荷君襄校之力,甚为感谢。章士钊敬赠,一九七一年十月廿六日。’钤印两方。”该书出版,卞先生的任务完成,章老出于对后辈的关爱,再次给周总理写信,大意说:《柳文旨要》及时出版,幸赖卞孝萱襄校之力;并说到在当今青年学者中,卞乃一时无二,仍回干校,未免可惜,以留京发挥作用为好。因此,卞先生未再回河南息县干校,继续留京从事学术研究。
    由于卞先生出版过《刘禹锡年谱》、《元稹年谱》等专著,并在《文史》、《中华文史论丛》、《文物》、《中国史研究》、《史学史研究》、《光明日报》等有影响的报刊上发表了近百篇高质量的论文,于是在1984年以60岁的高龄调进南京大学中文系,后来还被评为博士生导师,为该系古代文学专业被评为首批国家重点学科作出了突出贡献。
    卞先生在南大给人印象最深的还是泡图书馆。记得1996年的下半年,我作为中文系教学副系主任,曾邀请教授们到浦口校区去与新生见面,为了让每位教授都在新生面前亮亮相,于是请每位教授用5分钟的时间谈一下自己的治学心得。卞先生未谈自己,谈的是范文澜的治学经验,指出:“治学要‘天圆地方’。‘天’指头脑,头脑‘圆’,才灵活,能思考问题,如果‘方’就呆板,不会思考问题了。‘地’指屁股,屁股‘方’,才坐得住,能认真读书,如果‘圆’,就滑了,坐不住了。”他还用范老的话号召大家要下决心坐冷板凳。现在甘心坐冷板凳的人少了,有的人甚至成了江湖游士,而在坐冷板凳方面,卞先生恰恰为我们做出了表率,我们经常能在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文科阅览室、工具书阅览室、南大中文系资料室、古典文献研究所资料室、南京图书馆古籍特藏部阅览室见到卞先生的满头白发。我后来因为住得比较远,跑图书馆的次数越来越少了。但是卞先生住得比我还要远,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常跑图书馆。听学生们说,他们经常能在图书馆碰到卞先生。有时为了争取阅览时间,卞先生还提前去等着图书馆开门。
    卞先生长时间泡图书馆,当然是为了找材料。他在《郑板桥丛考》的《后记》中说:“我从1962年发表第一篇郑板桥的文章起,就抱定宗旨,不写没有新材料、新论点的郑板桥文章。”当然,他的这一宗旨也体现在其他论著中,如他在《唐传奇新探》的《后记》中引用了王国维《宋元戏曲考》中的一段话:“凡诸材料,皆余所搜集,其所说明,亦大抵余之所创获也。”我想这也是卞先生夫子自道吧。
    卞先生不仅能长时间地坐冷板凳,而且还特别善于思考、勇于创新。我收到赠书,通常都在看了前言、后记、目录后就往书架上一插,到需要参考时再看。但是,收到卞先生的赠书,我常要拜读一遍,因为他的书总能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就拿他那本《唐传奇新探》来说,卞先生《引言》称:“唐传奇可以证史,与唐诗可以证史相同。”有文史互证,有诗史互证,如此广泛而集中地以唐史证唐传奇,反过来又以唐传奇来证唐史,不能不说是卞先生的一大贡献。
    卞先生不仅能埋头做学问,而且也非常关注时代潮流,并且能将学问与现实紧密结合起来。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的传统文化也受到了世界关注,甚至于出现了国学热,而且越来越热。卞先生居然于2006年在中华书局出版了一部分量很重的《现代国学大师学记》,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说,他“用材料说话,从大量材料中,显现十二位大师的学术风貌与学术价值。”卞先生也送给我一本,我读着读着就放不下了,索性写了篇题为《走近国学大师》的书评。先生见到书评后,对我说:“我写的没有你说的那么好。”不过他后来也说过:“你是我的知己。”这可能是因为我书评中的一段话揭示了他内心的秘密,现抄录如下:
    “张舜徽出版过25部书,而作者只选择他的《清代扬州学记》,为什么呢?作者说:‘在张氏的许多著作中,我最爱读《清代扬州学记》。因为我是扬州人,读起来倍感亲切。’这还是表层原因,深层原因是作者与张先生的学术主张是一致的。他在《前言》中说:‘舜徽提倡通学,与我意合。’……此外,我觉得还有一个没有说出来的原因,作者将张先生的著作列为一表,并分析道:‘这二十五部书中,有十七部成于七十岁以后……七十至八十二是他学术上的丰收时期’。看来作者于此也心有戚戚焉。打开《卞孝萱先生论著要目》,我们发现70岁以后同样也是卞先生学术上的丰收期。”我们知道卞先生晚年将所居题名为“冬青书屋”,是取自刘禹锡《赠乐天》中的两句诗:“在人虽晚达,于树为冬青。”这恰好也反映了卞先生老当益壮的心态与状态。在2008年12月30日的全系迎新年晚会上,他还对我谈了现在不少学者晚年硕果累累的原因,他说:“徐复七十岁以后出了很多书,这应当得益于时代的恩赐。”
    我觉得卞先生获得成功还有一个原因是他做事特别认真,而且认真到一丝不苟的程度。对此,我也有切身体会。我碰到过一件事,卞先生为了弘扬国学,普及国学知识,与他的弟子主编了《国学四十讲》,颇获好评。于是卞先生又决定继续主编《新国学四十讲》,想让我写典藏学。令我惶恐不安的是他居然于2009年元月22日登门约稿,并留下一纸手写的稿约,对缘起、字数、规格、时间、待遇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如“规格:一般为绪言(导论)……学史……内容、性质……著名藏书家……研究方法、意义……结语……参考文献、注释,不要求千篇一律,不束缚作者手脚,量体裁衣,写出特色。”5月15日,他还在我的信箱中留了一个条子,检查我的进展情况。7月1日,我将初稿送交卞先生,因为考虑到在两万五千字内不可能介绍著名藏书家,就没介绍。卞先生没几天就提出了修改意见,并说字数可以突破。我按照卞先生的意见对稿件作了修改,增加了藏书家举例部分,字数也增加到了四万字,于7月21日将稿件打印后,投入卞先生的信箱。7月30日接到卞先生的电话,说稿件已经做到了毫发无遗憾。卞先生对晚辈总是不啬溢美之词的,我当然不会沾沾自喜。不过,我深切体会到,现在的主编很多,像卞先生这样才是名副其实的。
    卞先生自学成才,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得到过不少人的帮助,因此也乐于助人。我和我的学生都获益良多。我的第一位博士生毕业,想请几位名家做答辩委员会的委员,于是尝试着给卞先生打了个电话,想不到他一口答应,并且声如洪钟地说:“徐兄,你的事就是我的事。”这可不是一句客套话,我的第二位博士生留校工作,卞先生对他关爱有加。他对书院研究感兴趣,卞先生还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在《南京晓庄学院学报》上开辟了“书院研究”专栏,后来卞先生与他还合编并出版了一本书《书院与文化传承》。卞先生也参加了我的第三位博士生的论文答辩,对其博士论文大加赞扬,后来在开桐城派古文学术讨论会时特地邀请她参加。我的其他学生也受到过卞先生的帮助,记得我的一位学生找工作,请卞先生写推荐信,卞先生一口答应,并早早地把推荐信写好了,谁知我的这位学生却迟迟没有去拿,卞先生反倒着急起来,我一打听才知道上海正在举办书市,他到上海买书去了,卞先生听罢付诸一笑。
    记得2008年12月30日全系老师聚餐,我和卞先生坐在一起。因为师母一个人在家里他不放心,便提前回去了,还委托我替他抽奖。托卞先生的福,我替他抽了个二等奖,碰巧我自己也抽了个二等奖。第二天上午,我将奖品送给他,他很开心,说从来没抽到过二等奖,于是又送给我一本新出的《冬青书屋文存》,当我称赞他八十岁以后还不断出书时,他说:“退休后,没有事,以此为乐。”我顺便问他文集何时出版?他说正在准备,大约有二十卷。听说卞先生的哲嗣与高足们正在为此事而忙碌着,《卞孝萱文集》今年即可问世。卞先生虽然在茫茫人海中消逝了,但是他通过辛勤的劳作,为自己树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南京大学校友会版权所有 苏ICP备10085945号